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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写诗的奇观笑剧 ——追寻1958年中国的诗化 情感历史轨迹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喧嚷勃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被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所证伪。但是与“大跃进”迷狂冒进等量齐观的“民歌运动”，它在被当代中国理性历史所证伪的同时，却并没有完全被情感历史所证伪，亦有待得到一种的彻底的历史反刍和清理。
尤其是，这个前无古人的“采风运动”与它的创议者的文化哲学思想与政治战略思想有怎样一种深远的精神文化勾连。事实上，“大跃进民歌运动”确是与五四前后曾经风靡于世的“新村主义”思潮有着一种极为渊深的政治伦理联系。甚至可以说，“新村主义”作为—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文化情结，在1958年得到了全新的复制与升级换代，并与这种大规模的换代与复制一道演变为举世瞠目结舌的“全民写诗”的宏大奇观。1958年是我们这个国家对物质与精神都同时备感兴趣、极富热情和幻想的一年。“精神变物质”是这一年大规模滚荡喧嚣的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哲学基调。
天鹰先生撰写的权威著作《一九五八年中国民歌运动》书影1958年又是举国上下对粮食、钢铁和诗歌都同时投注极大的热情与具有坚强意志的一年，而由民歌提头掀起一场惊世骇俗、波及全国的诗歌革命，无疑是大跃进的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审美特征和宣教特征。如果用中国大跃进民歌运动权威的研究者天鹰先生的话来描述就是：民歌运动是全面的全民大跃进中的一个跃进，是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千千万万个奇迹中的一个奇迹。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运动，过去封建士大夫怀着敬仰的心情，缅怀着古代的采风制度，浩叹着今不如古；资产阶级的学者则竭力颂扬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采集民歌中的成就，认为无法望其项背……但和今天我国的民歌创作和采集运动比较起来，不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在运动的规模上来说，也是不能拟于万一的。一九五八年的中国的民歌运动，是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很难说是褒颂还是贬抑。当年以空前的热情与真诚熔铸的这个评价与感受，在数十年后的今天竟陡变为揶揄与嘲讽——就像“群众运动”的潮水退隐消失一样，那些泡沫般随生随灭的亿万首“民歌”，到如今已很难觅见其当年风光鲜丽的踪影。历史仅仅只是给大跃进民歌运动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吗?它对“大跃进”和大跃进民歌热情培植、赞美的创议者们，是否也同样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呢?我们暂且去作一次沉痛而必要的历史回顾与历史情感的体验，这将对我们是多么的有益——对我们从一个侧面生动可感地去触摸领袖人物的情感世界与理念世界又将是多么的重要。
数以亿万计的新民歌集气势恢宏、铺天盖地。此为其中的一种领袖最早对收集民歌持有浓厚的政治文化热情，是1926年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然而他鼓动和提倡展开大规模的民歌创作与采风运动，却是在1958年的春天。第一次是在讨论制定“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成都会议上。他在以诗人的畅想憧憬了农业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后，迅即掉转锋芒对“资产阶级教授”进行了颇有文化批判意味和阶级斗争意味的严厉抨击。正是这个抨击顺理成章地将他的宏大思路引向了对民歌的激赏和对民歌运动的创议。
1958年成都会议印发给与会高级干部的《诗词若干首》。此为重印本因此，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垄断“学问”和“精神产品”生产的不满局面为显著标志的。他颇为生气地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民歌，下次会印出一本来。紧接着他又严厉的批评了“新诗”，并且对其表示了极大的失望和愤概。最后他兴致极高地给与会的高级干部们分派了抓民歌生产的光荣任务：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作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或成千万首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仅仅隔了一个月，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以领袖诗人的豪迈情怀兴奋地以读解民歌的方式，发表了他对大跃进运动的评价：“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这样不断地进行评价、读解、鼓动以及分派民歌写作的“生产任务”，一时间轰轰烈烈、热气喧腾的大跃进民歌创作和采风运动，很快在全国演为大观。这种宏伟浩大的“精神生产”场面，的确是“古代采风制度”和“资产阶级采风成就”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故此天鹰先生慨叹道：“要问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八年究竟唱了多少歌，写了多少诗，恐怕谁也回答不出。……人们称这为'一夜东风吹，跃进诗满城’。像这样燃烧着的野草烈火—样的民歌创作，怎能估计它到底有多少呢?”
郭沫若和周扬领衔编辑出版的、集新民歌之大成的《红旗歌谣》就像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和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粮对人们带来的刺激和鼓舞一样，亿万首新民歌亦在鼓舞和灌醉着人们。与此同时，配合全国大规模的采风运动，全国所有的媒体拉开了宣传鼓动的巨大帷幕：《人民日报》迅即在1958年4月14日推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在传达有关精神时，特别加重语气强调提出：“这样的诗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紧接着，在4月21日，又发表了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的方向性提示文章，并且还一气刊载了云南、江西和上海等省市宣传部门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的紧急通知。在短期内将全民写诗运动推向高潮的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以他主持召开的由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联席的民歌座谈会为标志，“采风大军总动员”的声势自此迅猛蔓延开来。
仅据不完全的局部性统计，就可窥见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歌创作和采风运动的显赫成绩。其中遍及全国的“群众诗歌创作展览会”影响最为显著。
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广的内蒙古自治区“百万民歌展览歌唱月”，仅一个月就搜集到新民歌379万多首；陕西长安县围绕每一中心运动突击写诗，仅20多天就一气写出30多万首。而陕西绥德县20多天竟搜集到150多万首！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内蒙古与江苏。前者数月内就搜集到近千万首，而后者称在半年内的确是“生产”出了l000万首民歌。故此，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以《跨上火箭篇》的打油诗赞颂道：这是诗情难抑、无法阻挡，尚情有可原。不料，《文艺报》却极为认真地以专论的姿态，雄壮地喊出了《文艺放出卫星来》的“高产”口号!
仅江西—个省，据1958年7月份统计，就有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到6月为止发展更为迅猛，全省农民已组织起22000多个“文艺创作组”；湖北11月份统计，全省已出现了23000多个“民歌创作组”，其中仅老区红安一县竟有557个“民歌队”；安徽巢县司集乡也有267个“诗歌创作组”…… 西北农民赛诗会一景
云南省昆明市的盘龙、五华两区的“诗峰三小时”和“诗街会”，最为新颖独异，在全国颇具影响。其中五华区三市街的“职工跃进诗歌展览会”设有擂台，须先闯九关方能上台摆擂。那九关是：会诗门、猜诗桥、过诗道、填诗廊、评诗院、咏诗厅、诗画宫、品诗亭、留诗院；而同为云南的观音山和红石岩更是形式卓具的“诗歌会”盛大热闹的场所；陕西长安县，县有诗亭，乡有诗宫，社有诗廊、诗台，家家户户门口皆悬诗牌；四川省剑阁县香沉乡社员在田边插上三尺来长的“诗竹笺”，和湖北省来凤县国庆社社员的田头山歌木牌可媲美；而四川的叙永县，安徽的歙县、辽宁的凌源县等更是新形式迭出，令人目不暇接。
这一年，遍及城乡的诗坛、诗棚、诗府、诗亭、诗窗、诗碑、诗堂、诗栏、诗牌，以及诵诗台、献诗台；田头赛诗会、街头赛诗会、家庭赛诗会、炉旁赛诗会；千人赛诗会、万人赛诗会，甚至几十万人作听众的广播赛诗会、共产主义教育赛诗句会、总结麦播、加强麦田管理赛诗会、钢铁赛诗会、亩产万斤赛诗会、反对美帝侵略中东赛诗会；更有数不胜数的以民歌形式写就的意见书、挑战书、决心书、申请书等等。 在全国数千家报刊的大量刊登配合下，“民歌专号”与“民歌选集”的出版一时汗牛充栋。据粗约统计，一年全国省以上出版社出版的民歌集就达到达几千种。至于地、县、区、乡、乃至社、队的自发出版就更是无法统计了。仅四川省1958年10月为止统计，就已出版3733种，其中古蔺一县就出版600余种，而叙永县出版的个人诗集也有50余种……这种旷古罕见的民歌创作的“群众运动”奇观，是“五四”时期的任何一个新村主义者都无法设计与预见的。虽然他们也想在“新人试工场”，以此寻求“能缩短旧人变新人的时间”。但采用“新民歌”的形式去“新民”、去“缩短旧人变新人的叫间”，是他们压根就未曾想到的。虽然他们也想在新村的田园圣界中“和纯洁的农夫打成一片”，但用写作民歌的方式去改造，去认同以及去革新社会再造人生，同样是他们未曾想到的。
就如同政治家们对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公共医院等公共设施特别感兴趣一样，他们对新民歌的兴趣、对采风运动的兴趣持续盎然，就在于这些政治审美蓝图中隐伏着早年“新村计划”的浪漫灵魂。因有“新村主义”打底，又有“精神变物质”的全民诗化战略为之壮行开道，新民歌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豪迈意志自然而然就被冠以“革命的浪漫主义”而畅行无阻了。权威人物在1955年所说过的“将来会出现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的话被广泛引用。而新民歌中对农作物与唯意志“豪迈气魄”极尽夸张的诗语，更是比比皆是。如：“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再如：
有意思的是，威权人物在高度赞颂河北省徐水县实行“全民供给制”的创举后，又高度赞颂山东范县“一九六O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他激情难抑，提笔写下这样的批注：“此件有意思，是—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就更不要说对“新民歌”的自然属性、劳动属性、政治伦理属性和文学审美属性的多重参会与称许了。要不，他怎会说“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呢?!怎会说“《诗经》大部分都没有诗意”呢？但仅仅睽隔了一年，他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严峻现实的注视中对新民歌创作及采风运动的“冒进”有所觉察。他在宏观检视与调整其策略思路时将民歌生产和其他经济行为一并投入了批评的视野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严肃而不失幽默风度地说道：今年你们要节制，尽量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银行卫星等……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三个卫星呢。
威尔·杜兰在《中国与远东》中深怀赞美与隐忧地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精力充沛，那样聪慧，那样能适应环境，那样能抵抗疾病，那样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在历史的熏陶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的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的那种文明是什么样的文明。”威尔·杜兰所倾心和期待的那种可能产生的华夏新文明，它在世俗的表情背后却是具有出世的浪漫。新民歌显然是“华夏新文明”中作为“精神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按照基层干部的解释就是：如山西提出的一年内要产生30万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如四川提出的要“县县出一个郭沫若”；更有甚者如甘肃规划的，半年要产生五百名作家、一年两千名作家、三年一万名作家……须知，这些或称为“当代舜尧”、“当代李白”，或称为“李有才”’、“郭兰英”、“郭沫若”的“生产指标”,当然只是一种古老却簇新的道德社会和人格理想的文化符号。
必须指出：激情四射的民粹主义，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意，而大跃进民歌运动又是构成这种民粹主义的一大浪漫而神魔的重要内容。若从浅表的考察来看，这场空前(!)绝后(?)的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国家文化战略动力，以几亿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的全民诗歌大批量生产的运动，似乎只能称作一种狂躁浪漫的精神喜剧；但从深层的考察来看，它就完全不能说是喜剧了。准确地说这个运动自始至终隐伏着五四民粹主义和新村主义的诗化哲学的魂灵 严格地讲，大跃进民歌运动既是民粹主义勃兴的杰作，又是亿万农民群众对民粹主义呼应的杰作。“五四”前后几乎所有的新村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都认为：农民群众世代躬耕辛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厚善良，悲苦坚毅。而农村的田园诗画与农民群众的淳朴勤劳、苦大仇深，又使五四时代的青年政治家们在将农民视作中国革命的动力和“同盟军”的时候，还进一步将他们视作共产主义村社理想的人格化楷模。 我们先来看看威权人物在1958年是怎样与阔别数十年之久的民粹主义重新邂逅的。领袖早先提出大搞采风运动，是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若单方面从号召各地干部回去负责抓民歌生产来看，尚来能构成完整的民粹主义。 五四民粹主义有两个要点：一，神化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和”共产主义积极性”；二，丑化与羞辱知识分子。这两点就足以构成成都会议的民粹主义特色。威权人物在1957年3月的宣传会议上曾愤慨地说道：“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观基本上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考虑到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刺激，因此这种忧虑和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成都会议讲话的重要性是，他在严厉斥责知识分子的同时，充分肯定和褒举了农民群众潜藏的巨大的“共产主义热情”，同时还将民歌写作推举到神话般的“精神变物质”的高度。他说：“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即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和已经被打倒的地主、买办阶级；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紧接着他充满浪漫情愫与审美期待地谈到他对民歌的特殊感情，谈到大搞全民写诗采风的必要。并进一步提出“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最后他认为读劳动人民创作的“几百万或成千万首的民歌……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杜甫”在这里只是一种具有特殊指代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它的所指即是“知识分子”。因为毛泽东对李白等诗人是尤为敬重而欣赏的，他之所以将此作比而判其优劣，自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和更深隐的哲学思考和道德期待等导致的审美憧憬等缘由。“五四”前后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的一大特点是：在激情呼喊“劳工神圣”、“劳农神圣”以及“与劳工为伍”的口号的同时，为数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真挚愤懑地诅咒和作践非“劳工化、劳农化”的自己。这种诅咒和作践当然含有情感与理性、文学与革命兼而有之的政治意义和审美意义；含有脱胎换骨的渴盼，以及对平民化劳动人格的崇仰。“五四”时期兴感于此的言论颇多，但最能给历史留下深刻印象的当数陈独秀和李大钊了。
我们现在—方面盼望不作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无用和下贱，一方面盼望作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的有用和贵重……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而李守常则在他的《低级劳动者》一文中愤慨地补充说：有一种自命为绅士的人说：'智识阶层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如果说这两位新文化运动杰出领袖人物的话，已包含着他们对阶级斗争学说初步领会的意思，那么另一些深受民粹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则表达了这样一种具有原罪感的愤怒：读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人?这种自我诘难、悔痛交迫的情状，殊可感人。又如：“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这种自愧自悔和自虐自责，使他们将认知推向了极端。他们甚至禁不住悲呼：我们最钦佩的就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这种畸形的自损和非理性的悲号，当然有其反传统价值观的进步意义。但是这种无私无畏的虚幻人格和理想追寻，最终都归宿到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泛劳动主义、民粹主义那里。而这些五四知识分子所有过的思想痛楚与情感迷狂，也是后来的政治家们年轻时所深刻经历过的。领袖早年曾在《讲堂录》中写道：“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这是他早年在文字中对劳动与知行关系的朴素赞美，已明显蕴含着他对农民的真挚敬重，但尚未形成作为一种理想情结的民粹主义倾向。
可是，这些可爱的五四青年们，他们并没有彻底根除和清算民粹主义对他们潜意识的干扰。虽然它再次滋生蔓延的时候不再是以“民粹主义”作为意志旗号，但它终究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民歌运动”的新派装束而登台亮相了。这种以贬损知识分子的知识、学问以及智能水平、人格水平，乃至道德水平为审美文化内容的民粹主义思潮，终于在大跃进中得到醒目的标举。这在威权人物的讲话中比比皆是。如成都会议后两个月，他在另一次讲话中特别提醒到：“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轻的，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青年人打倒老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这里面当然包含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包含有呼唤新生，替代陈腐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的社会进化论价值观。但他的落脚点并不全在这里。他主要强调的是： “被人看不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最终要“打倒学问多的人”、“看不起人的人”。将“学问少”与“被人看不起”、“被压迫”的几种价值属性与身份属性并列，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指示的是一种旧反传统、反旧价值观的“进步理念”。一年以后他在庐山上，仍不忘在发言中以“诗话”的方式来强化和巩固这—思想。他极为动情地说： 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个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事实上，精神产品生产的浮夸风是大跃进大刮“共产风”的一个不可小觑的侧面。它与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的浮夸风一样，越刮越猛。一时间飞沙走石，“新民歌”中不少篇什以争贬知识、学问和轻贱知识份子，谩夸文盲写诗奇迹为浅陋野蛮风习。在此略列—二，以便于析述。一时间，以“李白”、“杜甫”、“苏东坡”作为揶揄讽刺对象的新民歌铺天盖地、比比皆是。当然断不可认为这些“新民歌”的创作者真正打心眼里在蔑视和糟贱以上这些大诗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因为新民歌是既要讲数量的“浮夸”，又要讲内容的“浮夸”的。所以，流风所及，知识和知识分子都真的是无地自容了。这自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民粹主义正确化的盖世神功所创造的奇迹。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因知识和学问带来的诸多优越感迅速跌价为卑微感和忏悔意识。面对铺天盖地的“新民歌”，他们中不少卓有成就的诗人不惜降低自己的写作水准去重新学习怎么写诗，重新在大跃进和大民公社化运动中去检讨自己、改造自己、“发现自己”。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真诚而痛苦的心路历程——邯郸学步，充满悲喜剧意味。
语言粗劣、意象纷乱，韵律全无，理念先行，诗意阙如。这确是一个“痛苦的改造过程”。这样的诗与气宇轩昂、理直气壮、生动形象、爱唱耐唱的“新民歌”相较，硬是要“愧煞长庚老神仙”了。民粹主义就是如此使知识分子在原有价值秩序失范和理想追寻迷乱的同时窘态毕现、斯文扫地。再请看另两位著名诗人的由衷感喟。柯仲平说：“我感到很多的民歌都来向我挑战，那许多新民歌摆在我而前，就像一种挑战书，我不能不写，不能不应战”；
而以书写宏大政治抒情诗为业的郭小川，则更以一种负罪者和忏悔者的口吻说：“谁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呢?新民歌向新诗发起了一次极严重的挑战：你，新诗！你，社会主义的诗人！你们要发展，要长进吗？你们再不能无视我了。”岂止“不能无视”！其实，对“新民歌”的学习态度、认识态度已扩大为检验“知识分子诗人”的政治伦理标尺和艺术审美正确与否的标尺了。以致一场为历史记忆最为深刻的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的学术公案，在诗人和批评家诚惶诚恐的争论中，被作家李亚群一语点了个透心凉。他说：关于形式问题的争论，还是一个谁跟谁走的问题……关于谁是主流之争，实质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上争正统，争领导权的问题。联系到后来的1964年4月15日，领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所说的一段话，李亚群的这个裁决就不再是唐突的了。领袖是这样说的：“我们是一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因此，跟“新民歌”走，还是跟“新诗”走(新诗，即五四产生的“自由诗”)意味就大为不同了。不是吗?领袖刚在成都会议上诙谐而不失严肃地表示了他对“新诗”的政治审美态度：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我一百块大洋……至于由此导致“知识分子诗人”纷纷起身为“五四”以来的新诗寻找可供“检讨”的“缺陷”的负罪局面，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一段反省词：“'五四’以来的新诗，……虽然摆脱了旧中国旧诗的规律，却套上了西洋的枷锁。”而傅东华先生则干脆说：“将来的诗歌要去吸收的东西，也是直接从民歌当中去吸收，断然不会去继承“五四”以来四十年的新诗传统。
这就将“新诗”与“新民歌”的关系被置于了不可协调、渡让、整合、传接的对立关系了，这当然并非领袖的本意，但追根溯源，却又与他在1958年的政治文化战略构想，有着深刻联系。与此同时，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和农民“共产主义智慧品格”的极致称颂，作为民粹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在大跃进民歌中比重尤大。而“新民歌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这种结论，也顺理成章出现在周扬的讲话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中。新民歌是这样来描述人民公社与农民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诗意连接的：而那亿万刚脱离小生产私有制形态的“新农民”又是怎样来描画共产主义的呢?同样有新民歌为证：“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工业化……麦克风前来讲话。”在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遍及全国的浮夸风被《人民日报》专论认为是“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农民，有了这种海阔天空的想象，再加上冲天的干劲，这些理想是可以变成现实的。”
现实是什么呢?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亲眼”考察的干部集体写了一封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们以不庸置疑的口气向全世界介绍了一个据说十分寻常的奇迹：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群众说起来像很平常……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与新民歌气魄相较这算不得大。新民歌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诗歌艺术允许夸张虚构的创作优势，在纸面上和口头上生产钢铁、粮食，甚至预支共产主义!至于夸张描画小麦、玉米、大豆、高梁等农作物，是如何大得无法想象的“诗意”比比皆是、泛滥成灾……
政治家们抑止不住内心的愉悦。领袖在郑州会议上称誉三国时期张鲁农民政权的“那种社会主义作风”之后，在武昌重读《三国志·张鲁传》时又随手写下一段即兴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例。大约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了。先是称道张鲁政权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继而又详述其“群众性医疗运动”和“吃饭不要钱”均为人民公社先例，其实还是在称誉农民阶级的“共产主义本能”；这是塑造新社会、新人格的前提和传统依据。正是在这种既新且旧的民粹主义意义上，新民歌运动才被极致地得到推举。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共产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反映大跃进中人民的共产主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风格。”因此，几乎所有的关于新民歌运动的评析文章中，都无一例外地将其定性为“共产主义文艺”的最佳表现形式。而由此进一步拔高神话大跃进民歌运动，就距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更为遥远了。其中“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七千万至九千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去炼钢，去“赶超英美”。这是最具民粹主义狂热的一大笑话。所以在庐山会议上，老牌政治家张闻天在他的发言中，一语点破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浮夸风的要害；“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去年干什么事都提“全民”，甚至要求“全民写诗”，搞得老百姓不胜其烦。在大跃进和全民写诗运动被历史所否定与嘲笑之后，有一首真正承续中国古老的“国风”传统而被历史所珍视的民歌，广为世人所传颂。这就是彭德怀元帅在荒芜的田园和迷狂的“小高炉”群中采集来的、用以讽谏的朴实无华的“真正的民歌”。
它与那以亿万计数来虚张声势的“新民歌”形成了鲜明的反照和硬朗的抗衡：很难想象，当所有的“诗人”都在非理性狂热当中迷失于某种瑰美的幻象，而脱离了坚实的大地，他们的“诗篇”还能赋予人们真实的情感力量——民粹主义原本是极富有浪漫主义理想诗趣的。正因为如此，它使1958年的中国文学走向了一条铺花的歧路。（本文为作者张育仁先生于1994年出版的45万字的学术专著《鲲鹏之梦》，其中一章的部分内容。）
张育仁，亦名柳下卉，江兮源，1954年生。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77级学人；知名作家、评论家、新闻学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重庆分会副会长、重庆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秘书长。 大学期间积极响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热忱投身于校园内的思想解放运动；因参加“普通人”文学社而遭到保守愚顽的极左势力的忌恨，毕业时被发配到川西北大山深处饱经磨难。1984年成为所在地区首位由选民自主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后历经艰辛返回重庆。有学术著作多部及500余万字的各类文章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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