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字数约：6318 字 阅读时间约：8 分钟 本文章节： 01、他们的经历相似，人生却截然不同 02、原生家庭的氛围有重要影响 03、个人的主动应对方式是最关键因素 以上为本文的音频，如有需要可点击聆听
文 | 何日辉 发布 | 晴日心理（SUN-MEDICAL）  他们的经历相似，人生却截然不同 近期，我们分享了大学研究生杨元元“带母上学”，最终却自缢身亡的悲剧。这起真实事例令人深思，尤其是所折射出的原生家庭负面因素。 相关文章：“带母上学”的杨元元自缢身亡：不良的原生家庭，要适当保持距离 昨天，我们又分享了一起“带母上学”的事例。2008年，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刘秀祥带着母亲去大学报到，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没有自理能力的母亲。这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一时轰动全国，他被称为“贵州孝子”。 两人都是“带母上学”，刘秀祥也一度因为遭受巨大挫折而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与杨元元不一样的是，刘秀祥最后学有所成，并不忘初心，放弃高薪工作回到老家成为一名乡村老师。他在乡村教育事业中获得很多成绩甚至成就，帮助了很多贫困学生改变了命运。 相关文章：同样是“带母上学”，杨元元悲剧收场，而他却最终改变命运，感动了中国 从表面上看，刘秀祥与杨元元有着很多类似的成长经历，在人生初期，他们都拿到了一手“烂牌”。 刘秀祥出生于贵州贫困县的一个小村子里，而杨元元出生于湖北枝江的一个小镇。两个人出生家庭的经济条件都很一般。而且，他们在童年时期都遭遇较大的变故——父亲早逝。 在刘秀祥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脑溢血去世。他的妈妈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打击，出现了精神失常，不但丧失了劳动力，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后，刘秀祥的姐姐、哥哥相继出去打工，后来再也没回来，家里的重担都压在了10岁的刘秀祥的身上。 而杨元元6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因黄疸型肝病去世，家里只能靠母亲望瑞玲每个月几十块的工资苦苦支撑。 对比两人的丧父经历，刘秀祥明显比杨元元更加悲惨，处境更加艰难。他不但要自己照顾自己，还要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妈妈。 因为父亲去世、母亲被视为“疯子”，刘秀祥在村子里经常遭到其他孩子的欺凌和排挤，“大家都不大愿意跟我玩……会用一些小石子扔向我，或者用一些牛粪扔向我。” 他为了凑够初中和高中的学费，他一放假就到工地打工，最拼命的时候一天工作18个小时，累得从脚手架上摔下去，几乎丧命。而因为过于劳累，他在第一次参加高考前病倒了，最终落榜。他第二次参加高考才考上了临沂师范学院(现临沂大学)，圆了大学梦。 相比之下，虽然杨元元也很懂事、孝顺，但在考上大学之前，她主要还是在母亲的照顾下长大的，虽然日子过得也苦，但基本的生活费和学费，家里还是拿得出的。 媒体也未报道杨元元是否曾遭受过同学的欺凌与排挤。但她在中学阶段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并未出现明显的学习障碍，参加高考后也顺利考上了985院校武汉大学。她在上大学之前的求学经历很可能是比较顺利的。 不过，杨元元在本科毕业后7年才考上研究生，由于她“带母上学”，再加上与同学存在较大的年龄落差，她在别人眼里成为了一个内向的、只和母亲呆在一起的古怪女生。她也确实因为自卑、偏执而不愿意与同学沟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杨元元很可能也遭受过人际方面的心理创伤。 这两个人的经历很相似，家境都贫困，都是“带母上学”，都非常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为何刘秀祥能实现梦想，杨元元却以悲剧收场？ 他们的人生轨迹中除了显眼的相同点，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不同之处，导致两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走向？  原生家庭的氛围有重要影响 其实，杨元元和刘秀祥的原生家庭氛围有着极大的不同。 刘秀祥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刘秀祥的父亲未去世前，父母、姐姐以及哥哥都非常疼爱他。刘秀祥曾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他说父亲经常抱着他去山上玩耍、采药，即便时间过去很久了，他都还能记得父亲身上的农村卷烟的味道。 刘秀祥的父母很可能不懂得什么是科学养育，他们只是本能般地觉得农村里的孩子就该这样长大，不需要管束孩子们太多。 他们对刘秀祥的期待很可能并不是“读书改变命运”，而是身体健康地长大，能早点帮家里干农活，或者出去打工，最后能养活自己、成家立室就可以了。 虽然这种教育观不能说是有远见而科学的，但在客观上，父母的宽容和关爱确实让刘秀祥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童年时光，亲子关系非常融洽。这段幸福的记忆一直储存在刘秀祥的内隐记忆层面，他对母亲和家的眷恋非常深，这帮助他后续塑造出积极坚强的性格，能更好地应对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挫折与困难。 而杨元元父亲是那个时代非常少有的大学生，是一名工程师，是当时的天之骄子。母亲望瑞玲是一名技术工人。 杨元元父亲在去世之前，他是否能与女儿建立起亲密的亲子关系？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丈夫去世后，杨元元的母亲并不懂得为女儿提供真正高质量的陪伴，并给予女儿心灵上的滋养，帮助女儿建立起内心的安全感。 杨元元的父母对她寄予厚望，她的父亲给她取名“元元”，寓意着希望女儿长大后可以飞黄腾达，“挣大钱”！ 这里不是说“挣大钱”不对，但杨元元的父母显然只是不断向女儿灌输这个目标，甚至可能盲目地鸡娃，给杨元元施加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并没有引导女儿提升认知层次，看清楚实现目标的路径，并积极地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 而且，杨元元的母亲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严重的认知局限，总是要求女儿服从自己的安排，不懂得尊重女儿的选择和感受。 杨元元高考结束后，本来想考大连海事大学，学海商法做律师。但杨元元的母亲反对，她希望女儿去武汉大学读经济学，认为那样毕业就能找个高薪工作。杨元元求母亲让她圆梦，但望瑞玲再次反对。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杨元元还是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我相信不仅这一件事，还有很多事情上，杨元元的母亲都是比较强势的，软硬兼施地要求儿女听话。而杨元元出于道德压力，也总是选择顺从，哪怕她内心其实非常压抑和痛苦。 所以，母亲失业后，杨元元主动提出把母亲到大学宿舍住，表面看她是自愿的，非常懂事和孝顺，但事实上，她这是非理性的“愚孝”。在她成长过程中，很可能她的母亲经常在无意间对女儿“道德绑架”，导致她产生了一定要表现得孝顺父母的“执念”。 而刘秀祥，从表面看来他比杨元元更不幸，因为他的母亲别说管束他、要求他了，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她因丈夫去世而出现精神失常，实际上很可能是罹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并继发了抑郁症状和精神病性症状。 不过，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刘秀祥也“因祸得福”。他的母亲因为患病，从来没有干涉过儿子在人生中的每一个重大选择。 家庭贫困，还读不读书？高考失利，还复不复读？大学毕业，何去何从？在这些重要的人生分岔口时，都是刘秀祥跟随自己内心而做的决定。 虽然生活过得很苦，但他能拥有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坦荡地去走自己的路。这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即使他在自己选择的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也很少后悔、埋怨，并最终找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乡村教育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社会荣誉。  个人的主动应对方式是最关键因素 如今，刘秀祥已经是望谟县实验高级中学副校长，并先后获得了“中国好老师”“全国最美教师”称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 刘秀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改写命运的例子。他将一手烂牌打成王炸，实现了真正的逆袭。 而且他的逆袭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他学有所成后又回到了农村里，他现在的工资可能比大城市里的一个白领还低，他还是没有过上富足的生活。 但他的内心比绝大部分人都更加富足、充实、且高尚。他所传递出来的意志和能量、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足以令人敬佩。他不但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还改造了自己的心灵和灵魂。 如果从学习成绩来看，杨元元其实比刘秀祥优秀很多。她本科考上了985院校武汉大学学习经济学，而不是刘秀祥上的临沂师范学院（现在临沂大学），后来又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她拥有的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比刘秀祥的好得多。 按理来说，她也应该拥有励志且逆袭成功的人生，但最终却以悲剧收场。 我们分析了这两人背后的原生家庭有很大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人的人生际遇，但希望读者们不要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 虽然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原生家庭，但我们仍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自我反省、努力及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刘秀祥与杨元元都面临过巨大的人生挫折，而他们的主动应对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第一，刘秀祥善于解决问题，愿意为了实现目标而承受生活中的苦，但杨元元明显缺乏这种意识和能力。 在父亲去世、姐姐哥哥相继离家出走后，10岁的刘秀祥就成了一家之主。央视主持人采访他时，觉得这不可思议，城里10岁的孩子都还没法照顾自己呀！ 但刘秀祥说在农村里，10岁的孩子其实基本能够自理了，田里种点粮食，再加上国家的救济粮，他们基本不会饿肚子。只不过，他还得通过打零工、上山采药来换取生活费，给母亲买药，以及他上中学后的学杂费。 从小朴实而简陋的农村生活，让他特别能吃生活上的苦，特别善于想办法解决生活上的难题。他去县城读初中时，没有房子住，他没有去求学校，而是在学校附近搭了个棚，在门口支了个铁锅，作为自己和妈妈的容身之处。 到了高中，他发现有个老爷爷的猪圈丢空了，他马上抓紧机会租了下来，又解决了“住房问题”。考上了大学，学杂费3000元，他当时只有60元。但他毫不退却，先利用暑假挣到路费，开学后再一边读书，一边打4、5份工作挣钱。 所以，刘秀祥的逆商是非常高的，他面对生活中的难题时，能够及时调整思维模式，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迎难而上。我相信他大学毕业后，肯定也把这种能力带到了乡村教育事业中，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了无数的难题。 可是杨元元，她在遭受了挫折与困难后，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比较消极的。 母亲失业了，她没有鼓励母亲继续就业，却接母亲过来一起住，加重了自己的生活和心理负担，也未考虑对室友和学校造成的影响。 研究生入学后，上海海事大学禁止杨元元的母亲住在学生宿舍，给他们找了一间出租房。出租屋的环境比较简陋，没有家具、没有热水和暖气。杨元元和母亲难以忍受，但他们没有想办法积极解决，还是抱怨学校不近人情，希望学校能准许母亲住在学生宿舍。 刘秀祥在自己最难的时候，都尽量不接受别人的援助，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这也促使他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身边的机会。 而杨元元及母亲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卖惨”，希望自己的不幸能换来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甚至将别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心理不但会让他们得不到帮助时内心非常愤怒、痛苦，还会阻碍他们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刘秀祥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苦难和挫折并不是你向他人或者社会索取的一个资本，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活得让人同情、让人可怜，应该是活得让人可亲、可佩、可敬”。 多么希望杨元元和她的母亲有机会听到这句话！ 第二，刘秀祥拥有更加积极的三观，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并为此努力、奋斗。 杨元元一开始坚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她并没有深入、理性地认识这句话。她对“改变命运”有着扭曲而狭隘的理解，认为只有赚大钱、走出小城镇、有体面的职业才算是“改变命运”。 所以她本科毕业时，其实回老家就可以当公务员，但她坚决不回去，认为哪怕在武汉扫大街也不能回老家那个小镇去。 对于知识是否能改变命运，我们也曾撰写过相关文章：“带母上学”的杨元元走向自杀悲剧，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而刘秀祥与杨元元不一样。他大学毕业后，其实面临着不少能“改变命运”的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企业都向他抛出橄榄枝，有一家企业甚至开出了55万的年薪。 刘秀祥本来去了一家保险公司，月入过万，但很快，他决定回老家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改变更多农村孩子的命运。 因为在刘秀祥的老家，很多家庭都认为读书无用，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很早就被父母逼着出去打工，如果是女孩子，还可能早早就被父母逼着嫁人。于是，刘秀祥回到大山，成为一名乡村老师，帮助那些困在大山的孩子走出去。 我相信刘秀祥很可能在读大学时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才能在毕业时抵抗住年薪55万的巨大诱惑，依然选择了对社会更有价值的乡村教育事业。 人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生存、生活以及生命，大学毕业后的刘秀祥不仅解决了生存上的难题，还进入了“生命阶段”，有了坚定而积极的人生志向，有了真正强大的精神力量。 其实，这也看出刘秀祥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他求学阶段，他曾得到社会的帮助，于是在他毕业后，他选择用自己的能力去报答社会。 他淋过雨，所以他更想帮别人撑伞，他的同理心极强，愿意去帮助家乡那些贫困的孩子。 而杨元元就读于武汉大学期间，曾得到学校的帮助，准许她的母亲在学校宿舍居住。我相信她们一开始也曾有过感恩之心，非常感谢学校对她们的帮助。 但她们很快就当做是理所当然了，杨元元考上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后，她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所学校也应该像武汉大学一样，允许母亲来与自己同住，但遭到拒绝后，她们感到委屈，甚至是愤怒。 从某个角度来看，杨元元及母亲一开始曾得到过社会的帮助，但当社会停止对她们的帮助时，她们就开始抱怨、指责，这也有点“农夫与蛇”的意味。相关文章：善良要分对象，如何学会识别生活中的“蛇”，避免成为现代版的“农夫”？ 第三，他们都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并出现了抑郁症及人格异常，但只有刘秀祥在不经意间疗愈了自己。 我们曾分析过，杨元元很可能在大学本科、甚至更早就出现抑郁情绪了，且符合“微笑型抑郁症”的表现，只是她不愿意让家人担心，很少将真实的情绪流露出来。 而且，杨元元还有敏感多疑、容易把别人的好意当成坏意的偏执型人格，以及追求完美、总是自我施压的强迫型人格。 而刘秀祥在第一次高考落榜后，他也曾陷入绝望中，一度想抛下母亲，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可见，刘秀祥当时很可能也罹患了抑郁症，还出现了重度抑郁发作，自杀念头非常强烈。 由于原生家庭的经历，刘秀祥从小遭受了很多叠加性心理创伤，被村里的孩子嘲笑和欺凌，他的内心一度是非常自卑、敏感、要面子的。 在他最难的时候，他不想接受外界的资助，“你是可怜我吗？那我不要”。刚上大学时，有报纸刊登了他的事迹，他非常惊讶，并立马花了几百元买下了学校报刊亭的所有报纸，仅仅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经历，不想别人同情自己。 这能看出，那时候的刘秀祥其实也有一定的偏执型人格倾向。当然，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他追求自强自立的宝贵品质。 后来，刘秀祥能够走出抑郁症，这得益于他在2002年在日记本里写下的一句话： “当你抱怨你没有鞋穿时，你回头一看，发现别人竟然没有脚”。 刘秀祥写下这话时只有14岁，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有了这样深刻的感悟，还是只是一个有感而发的摘抄。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他就曾有过“幸存者”思维，虽然他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幸，但他从不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而是坚强地应对。 第一次参考高考并落榜后，这个打击太大了，他无法自控地陷入了“受害者”思维。他抱怨老天爷不公平，抱怨早逝的父亲不负责任，他想过抛下母亲而自杀。 不过，日记本上的这句话激活了他的“幸存者”思维。刘秀祥仿佛顿悟了一样，他不再抱怨、消沉，最后选择了复读，再次备战高考。 在读大学和从事乡村教育事业的过程中，他确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在事业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他在这个过程中疗愈了自己，慢慢走出了抑郁症，其偏执型人格也得到部分纠正。 不过，刘秀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每次亲自诉说自己的经历时，内心都会很痛，就像是一次次揭开伤疤给别人看。可见，他遭受过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并未得以完全修复，希望他能够提高自我觉察的意识。 所以，刘秀祥与杨元元同样成长经历充满挫折，同样是“带母上学”，但他们走向截然不同的命运，这背后固然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但也有个人的因素。 刘秀祥最难得的是，他能够从“受害者”思维转化为“幸存者”思维，不是一味地卖惨，而是想尽办法去克服困难。 最终，刘秀祥将自己不幸的经历不断升华，令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培养出了极高的逆商，成为他在人生道路上前进的最大助力。 我们在进行深度心理干预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原生家庭氛围不良的青少年。他们遭受过很多来自父母、校园等方面的叠加性心理创伤，成长经历也充满了挫折，以至于罹患抑郁症、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 从客观上说，他们是原生家庭负面因素的受害者，他们愤怒、抱怨，这都可以理解。 但一味抱怨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阻碍自身的成长。希望这样的青少年能停止抱怨，及时转换为“幸存者”思维，更快地摆脱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实现自我提升。 至于如何从“受害者”思维转化为“幸存者”思维，我们后续会再撰文分析。 热门文章： - 同样是“带母上学”，杨元元悲剧收场，而他却最终改变命运，感动了中国 - 她“带母上学”，最终自杀！如何尽量克服原生家庭的不良影响？ - “带母上学”的杨元元走向自杀悲剧，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重要提醒！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