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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一个“姑姑” 父亲想了半天，细数家族里的姐妹，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回信说，自己是个男性，不是她的姐姐。很理解她寻亲心切，同情她姐姐的遭遇。(她姐姐在解放前被人拐卖)父亲说，如果她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自己一定尽力而为。从此，我就认了一个“姑姑”。 
由于是同行，那个“姑姑”便经常来信问候，有时请教一些专业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试验报告和论文也经常寄给父亲审阅。 有一次，她丈夫来北京出差，特地来看望父亲。她的丈夫名郭海，陕西人。长得高大魁梧，脸色红润，浓眉大眼。说话和气，透着善良和厚道。他也是榆林地区的兽医干部。父亲招待他吃饭，像一家人一样，交谈甚欢。郭海回去后，“汇报”了北京认亲之行。“姑姑”把她和四个孩子的照片寄来，信中称呼父亲为“大哥”，甚是亲切。父亲有一次到陕西出差，很想顺路看望姑姑一家。同事们担心他的身体，没有成行。 
有一年，“姑姑”出差来北京，我正好在家。这位“姑姑”长得端庄大气，人很朴实。父亲和姑姑一见如故，像亲兄妹一样，聊家常，聊事业。父亲请姑姑吃了午饭。 
“姑姑”和父亲通信来往了十几年。后来“姑姑”他们退休了，她的儿女也都成人了。她和郭海带着四个儿女又照了一张合影给父亲寄来。以后来信慢慢少了，也可能是父亲忙于写书，顾不上回信的缘故。最近我打听到了姑姑的电话，我们用视频见了面，畅叙友情，回忆往事，缅怀父亲。 
1992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程绍迥院长提议把解放初期全国消灭牛瘟的经历和成就写成一本书。程老亲自编写了大纲和目录。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1993年，程老旧病复发，住进医院。他在病危时，托人把我父亲叫到友谊医院，郑重地把他写的“上海市消灭牛瘟的回忆”交到父亲的手里，嘱咐父亲一定要替他把这本书完成。父亲含着眼泪表示：一定不辜负老领导的嘱托，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从此父亲就把“写书”一事时刻放在心头。 “写作，当编辑”本来就是一个很繁琐，很费心血的苦行当。何况父亲已是70多岁的老人，还患有“腔隙性脑梗塞”，“心功能不全”，贫血，前列腺增生尿血，疝气，白内障等疾病。十年之中他曾五次住院,两次手术。 有一年，因为查资料，写作，组稿，审稿······通宵熬夜，身体透支。父亲的两条腿肿得像两根大棒子，站立不稳。稍微活动一下，就气喘吁吁。我带他到医院看病，医生一量血压——高压190了，心率也不齐。医生急了，当时就让他住院，他不肯。他恳求大夫说：“我家里的事还没安排好，我得先回家。”医生说不通他，只好妥协：“你在路上或家里可不能出事，你先服了降压药，到大厅里坐一会儿，感觉好一些再走，明早一定来。否则太危险了！后果自负！”我也劝不动他，只好扶着他在朝阳医院的大厅里坐了一阵子，他感觉好点了，我俩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走回家去。 回到家，他第一件事就是整理书稿，然后给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的赵学贤编辑打电话，请她第二天早晨到朝阳医院高干病房找他拿书稿。 这一夜，我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时起来看看父亲是否安稳。第二天早晨，我简单带了几件住院用品，陪着父亲来到了病房。赵编辑也赶来了。父亲把书稿交到她的手里，再三嘱咐：“我这次住院，不知情况怎样，万一有不测，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些稿件编辑出版。这是程院长最后的嘱托，你一定帮我完成。拜托了！”赵安慰他几句，把书稿带走了。 经过医生的细心检查，结论是心功能不全，（心衰）肺气肿，医生下了“病重通知书”。我和哥哥白天晚上轮流值班照顾。大约住了二十来天，父亲病情平稳了。出院回家后，他又赶紧给赵编辑打电话，赵编辑把他的书稿送到我家。父亲又开始了他的“长征”路——继续编写。 日月穿梭，光阴似箭，又一个春天来临了。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到东大桥来看望父母。那时，父亲刚从医院出院回家不到两周。我看见他软弱无力，面黄肌瘦地躺在床上。我问他，“您怎么了？”他说：“头晕脑胀，站不起来，一站就天晕地转。”我仔细观察他——脸色像黄纸一样，耳朵都黄了！我一下醒悟过来：“您可能贫血吧？赶快上医院！” 到了朝阳医院干部门诊部，马大夫说：“赶紧做血的化验！”化验很快出了结果：血色素只有4.5。马大夫焦急地说：“马上住院！继续检查化验！”住进病房后，医生又做了腰椎穿刺，结论是：“巨幼红细胞贫血症”，这是严重营养不良造成的。 原来那段时间，我家找了一个保姆，她不吃肉，于是家里就不买肉了。加上父亲过日子节俭：他总担心他“走”在母亲前面，母亲只有为数很少的退养费，没有公费医疗。他想多给母亲攒点儿钱养老治病。 父亲为了写书，经常通宵熬夜，早晨赶不上吃早饭。阿姨吃过饭，桌子上留一碗粥和一碟咸菜。等到九，十点钟，父亲才起来吃。楼上的蔺阿姨经常来看望父亲。她知道父亲因为贫血住院后，跟我说：“老爷子太可怜了！每次我上午来，都是看到一碗粥，一小盘咸菜摆在那里。能不贫血吗？”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我因为工作忙，孩子又小，住得也远，对他关心的不够，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父亲出院后，我跟哥哥说：“以后咱们来看他，多带点好吃的。”这次贫血住院也给父亲敲响了警钟，他开始注意营养了：每天早晨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泡菜。晚上临睡前，喝一瓶酸奶。这“老五样”早餐和“一瓶酸奶”一直坚持到2011年病重卧床。 “消灭牛瘟”这本书从酝酿到正式出版，历时十年。十年里，父亲查资料，写稿，约稿，组稿，审稿，联系出版事宜·····电话不知打了多少，信件也写了很多。不知熬坏了多少个灯泡，不知抽了多少根香烟。（注：“消灭牛瘟”这本书完成后，他下决心把烟戒了。） 
2001年，父亲邀请到兰州兽医研究所的研究员田增义同志来北京协助他编辑校对这本书。田增义同志对老一代兽医科学家们非常尊重，敬佩。他工作认真，文笔很好，也很有耐心和毅力。他来到北京后，父亲请他吃住在我家，大约一个多月。他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打字排版。从此，父亲的工作如虎添翼，进度明显加快了。 有一天晚上，田增义同志发现父亲喘得厉害，他很害怕。给父亲量血压——高压180。他赶紧给我打电话，又给父亲吃降压药。第二天又帮助父亲买来制氧机。 他们殚精竭虑，精益求精，日夜忙碌，马不停蹄。书稿基本定稿了，田增义同志就把整理好的稿件带回兰州打印好，再邮寄回来，让父亲审阅。父亲看过，改过后，又邮寄回兰州。田增义同志再打印定稿。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们努力奋斗了几个月，全书的书稿小样终于送到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好事多磨，书稿在出版社又因为种种原因耽误了很长一段时间。2003年，这本中国兽医的史册终于问世了！（注:这本书共80万字）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十年写一书”！ 正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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