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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重（《文汇报》记者、学者）
1950年，我毕业于大店区双庙小学，只有祝元凯、尹树森和我三名毕业生。 在小学毕业前夕，我即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在家种地，还是继续读书。我家是一个中农，有土地120亩，能劳动的只有奶奶和父母，虽长年雇用一位长工，仍缺乏劳动力，我又是长子，应该挑起劳动的担子。我父亲沉默寡言，但有韧性而倔强，他的名言是“宁愿拉死牛，不愿搁着车”，还是要我读书。 那时乡村没有中学，要读书只好进城。在小学毕业的前夕，我到了宿城，看了联中、青云中学、启秀中学、崇真中学，除了联中，其他三所学校都是私立的，我准备考青云中学。但是到了毕业的时候，大店小学办起了中学补习班。大店区政府规定，大店区的小学毕业生都要进大店中学补习班。这样，我就没有进城报考青云中学。
一、大店小学的中学补习班 大店中学补习班就以大店小学校长柳明伍的民宅为教室。柳明伍是位热心的教育家。今天也许不会相信，大店小学办中学补习班，不是大店区政府提出的申请，而是由二位学生跑成功的。文教区员王清秀老于世故，主管教育事情，不知为什么，他不愿主动向县教育局写报告提出申请，而是鼓动大店小学的学生柳亚和阎志安到宿县县教育局，找局长王延龄，要求在大店小学办中学补习班。那时宿县人民政府设在符离集，他们俩往返多次，居然跑成了。 中学补 我们中学补习班的学生经常会被区政府“拉官差”，比如为区政府到乡下送会议通知，帮助信用社收购粮食，参加各种社会集会，排演话剧，到农村去演出。我们演过《白毛女》。柳爱英饰白毛女，阎志安饰黄世仁， 教材内容简单，虽读书时间不多，也无所谓影响学习。
二、脱胎于天主教会的崇真中学 1951年，中学补习班的学生大部分到宿城市参加暑假补习班了。有的去了联中，有的去了启秀中学，我和屈继贤、柳亚、卢得科、王立舫、杨献书等去了崇真中学。这次暑假补习班是宿城市团地委办的。 说是补习班，类似现在的夏令营，补习班的功课很简单，主要还是搞社会宣传、读书、演讲比赛。我还参加在大河南街电影院举行的演讲比赛，可是没有获奖。暑假补习班结束，从大店来的同学都分散了，有的考了符离师范，有的考了会计学校，有的参加工作，屈继贤和我就投奔 进了崇真中学，顿感眼界大开。 那时我没钱，崇真中学允许用粮食代替学杂费。平时吃饭，也可交粮食。每当开学时，我父亲用一匹马驮着粮食送到学校。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家中带来窝窝头，也有的用一半高粱面一半小麦面做的花卷，学校伙房有蒸笼给馏馏，还供应面汤或开水。总务主任李本斋是位小个子，留着小胡子，他对学生很好，总是想方设法让学生能吃到热的汤水。 后来开展肃反运动，冯玲、杜素生两位老师就消失了， 学校有个小小的图书馆， 学校有一个小小的篮球场，有跳远沙坑，有单杠和双杠，爬杆和爬绳都是系在高高的梧桐树上。崇真中学都是男生，有几位调皮的同学就赤裸裸地在月光下练单双杠。其中就有比我低一年级的周维凤。初中毕业后，他考进南京汤山炮兵学校。后来就驻军上海郊区，我们联系上了，再见面时，他已经是炮兵团长，再后就当了师长。说起崇真月光下的趣事，他就说“老大哥，别出我的洋相了。”因有他的警卫员在旁。 崇真中学篮球队及军乐队都不错，在 学生宿舍都是通铺，就像北方的骡马客栈，同学都头朝一个方向睡着，没有褥子，常常两个同学“打通腿”，一个人的被子盖着，一个人的被子铺着，冬天屋檐的冰溜溜，虽有三尺长，但并不感到冷。只是到了夏天，臭虫太多，我们就把铺板搬到院子里，往地上一摔，地上黑压压的都是臭虫在爬动。学校给我们烧开水浇铺板。 和学校操场一墙之隔的，就是天主教堂。教堂被高大叶茂的梧桐树笼罩着，显得特别幽静，墙由红砖砌成，很矮，有时我们会翻过墙头到天主教堂院子里，踏着厚厚的青苔，享受几分幽静。修女出来了，不说话，只是看着我们，要用目光把我们赶走。早晚有祈祷钟声。说是钟，实际是大铜铃，和学校用的上课铃是一样的。只是敲的时候不同。上下课铃声是“噹、噹、噹”，节奏急促，而教堂的钟声是“噹-噹-噹”，节奏舒缓。如果说是记忆，两种钟声一直藏在我的心中，有着一种难以忘却的神圣感。 崇真中学虽然和教会脱离，仍然是私立学校，和联中比较起来，政治空气不那么浓，像这样的学校，学生不能享受助学金。薛立民校长多方申请，居然为学生申请到助学金。学校没有党组织，崇真、启秀、毓秀三所学校成立联合党支部。后来，宿县地委青年部的邓莱诚来校，专职党团工作。再后来，邓莱诚去大店中学当校长了。 1952年，我们升初中三年级时，崇真男中和女中就合并了。崇真女中校长周红云、周雨田，男中校长薛立民。合并之始，他们仍是校长，孙光淑老师任教导主任。可能是崇真男中和崇真女中在酝酿合并时，就考虑扩大校舍。崇真女中后面有一大片水塘，靠近城墙，两校男女学生联合起来挖城墙的土，填那片水塘。宿州的城墙用大青砖砌成，又长又厚，两层砖墙之间填满泥土。挖掉一块城墙都要费很大的劲，要挖城墙土填平那个大池，谈何容易。男女学生，年龄小，个子也小，挖土填平池塘谈何容易，在被挖城墙的土坡上爬上爬下，忙忙碌碌，就像一群蚂蚁在搬家。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有些可笑。直到学校选址在南关城外，我们才停止蚂蚁搬山活动。后来，这个水塘被填平，在上面建起火力发电厂。 崇真中学搬迁时，宿州的城墙还在。从坐落在小东门的老校去新校，一是出大东门，经观音堂，有路可通；一是出小南门，走一段不长的路，即是一大片荒塚，无路可走。我们图近，就穿越那片荒塚到新校舍。开始，我们两边跑着上课，也可能是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晚上要回到城内睡觉。 初中毕业时崇真中学即改为宿城二中了，联中改为宿城一中。 那时宿县和宿州市是平行的，都属宿县地区管辖。初中毕业时，我和几位同学跑到徐州去，想投考徐州三中，那是名校。徐州是江苏省的，不招外省学生，我们又回来投考宿城二中。原来崇真中学的进步、互助两个班的同学，除了顾惠玲、杨文礼、谢海杰报考一中，其他同学都考进二中，也有的考专科学校。 薛立民校长已经调走了，刘明来当校长，周红云、周雨田是副校长，还有一位专职团总支书记姜化民。 刘明校长白白净净，非常清秀，不知为什么，他来校后深居简出，校长室的白色窗幔下垂，就没有看到拉开过，情绪郁郁寡欢。有人说他文化水平不高，怕见教师，有的说他资格很老，有些不得志。20世纪80年代，我去安徽采访，打听到他在凤阳县任文物管理所长，我去看了他，谈了些文物保护的事情，虽然官位没有提升，但看得出他对文物保护还是有着浓厚的兴趣的。 刘明调走后，李洪庚来任副校长。李校长本来在时村区做民政工作，很愿意 李洪庚任副校长时，薛光来任校长。 薛校长的丈夫叫刘宣，是志愿军的一位将军，从朝鲜回国驻军宿县，那时宿城二中新校区空旷，操场很大，刘宣经常开着美国摩托车来二中操场兜风。薛校长作为随军家属来到宿县。中国开始研究原子弹及导弹时，刘宣即被调往北京，任第五设计院（搞运载火箭）院长。20世纪80年代初洲际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应张爱萍将军的邀请去国防科工委系统采访，在北京南苑第五研究院采访三个月，见到薛光校长。他们住在五院的将军楼里。薛校长此时在北京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任校长。刘宣这时已经到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了，此时休假在家。这以后不久，薛校长随刘宣到上海，我去延安饭店见他们，这次有陈锡联、陈再道、洪学智，在一起玩了几天。 刘明当校长的时候，学校的政治工作主要由团总支书记姜化民在抓，我那时和乔孝儒、张政文、陈奇、朱仇美、陆永品、张家耐等，都是学校团总支的委员， 姜化民调离二中时，成玉调来任专职团总支书记。20世纪80年代，我也在打听姜化民老师的下落，只听说他在淮南市，又听说他在凤台县一所中学任教，始终没有找到他。他是我很怀念的老师。文革期间，我和成玉老师还有联系。20世纪90年代，我去滁州采访，找到邓莱诚老师及他的夫人赵先鸾，见到成玉老师和她的先生吴超。 当时学生干部还是很能发挥作用的，团的系统，各班有团支部；学生会系统，各班有班委会。除了老师是班主任，班级里的其他事情都是由学生干部在主持，如唱歌、演戏、体育比赛、红领巾校外辅导员及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管理等、都是学生干部处理。我那时是团总支宣传委员，每两个星期出一次黑板报，各班都有通讯员负责写稿。我做编辑工作，抄写的有屈继贤及初中部两个班的团支部宣传委员魏怀让、宋纪元，有时不上晚自习课，我们就集中在一起出黑板报。我们的黑板报办得有特色，有新闻，有评论，有花边新闻，有编后记，他们三位用红、黄、蓝彩色粉笔把板面加以美化。可能是由于我热心学校的社会工作，在1954年宿州市城关区开人代会时，宿城二中有选区，老师和同学选我当人大代表，和南关镇的几位代表一起参加会议。开会回来后，学校还要我
三、师恩如绵常温我 本来崇真中学教师水平是拔尖的，如张子建、吴抱璋、陈抱甫、张敦已等宿州名师，都陆续调到联中教高中。崇真中学要办高中时，还是把马正淮、冯玉璞、张振己几位老师调到宿城一中教高中。高中部开办之后，师资比较薄弱，原来崇真中学的李家兰、刘季雨、蔡钧、陈宇同等老师开始教高中，接着又陆续调进教语文的 1955年，不知什么原因，刚刚成了气候的高中一年级、二年级并到宿城一中，这些老师也都随之进入宿城一中。到了宿城一中，他们也都进入名师之列。 他本来教语文，对作文的要求特别高，他用红色毛笔，在学生作文本上圈圈点点，或写眉批，或写旁注，批评密密麻麻的。 1957年冬天，我因肺病回家休息的时候，去宿城一中看望 谭沧溟老师是广东人，生长着广东曼长的脸及深陷的眼睛，身材修长，略有些驼背，身穿咖啡色的呢绒短大衣，脖子上围着格子羊毛围巾，说着广东普通话。谭老师的到来，使宿城二中的教师队伍顿生光彩。无论中学或大学，所谓名校无非是有几位名师在那里作为领军人物，把教学或学术水平提升上去，谭老师是语言文字学家，在大学就是讲师，不知为什么把他下放到宿城二中来教书。但在我的印象里，谭老师自己没有掉价的感觉，他的风趣、乐观在感染着我们。每次上课，上课铃还没响，教室外的走廊里就会出现谭老师的身影，他喜欢把课本挟在腋下，在走廊里踱着方步。上课铃声刚响，他就会站立在讲台上。无论是记事文、杂文或论文，他都能讲得生动，深入浅出，调动学生的生活经验去理解课文。他教学生作文也有特殊方式，常在课堂上讲一个故事，讲完故事才告诉同学，要按照他讲的故事写作文。这对学生的听力、理解力、记忆力及文字的组织能力都是很好的训练。他对宿县的方言特别有兴趣，注意搜集，和别的方言进行比较，他在宿城二中的时间不到一年，写了三篇有关宿县方言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副刊《社会大学》上，我还记得其中有一篇题目是《“咱”和“俺”》。那时他就鼓励我给报纸副刊写文章，但我不敢动笔，只能写写作文。他爱好运动，张华启老师是他的乒乓伙伴，即使在严寒时，他们打乒乓球也会打得满头大汗。他感到宿城二中是世外桃源，很安静，他很喜欢这个学校，并想对宿州方言作搜集研究，我也帮助他搜集了不少条目。他离开时有些依依不舍，买了一些讲写作的书送给同学，他送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书给我。这个签名本我保存了五十五年。2010年送给宿城二中图书馆了。他还在我的笔记本上为我题写了鼓励的话： 谭老师到合肥安徽师专任教后，还来信告诉我，他结婚了，并寄来了新婚照片。1956年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后，宿城一中派我到合肥去出差，我去安徽师专看望谭老师。他的夫人在芜湖一所小学任教，不在他的身边。进入复旦大学后，我还与谭老师通信，他给我许多鼓励。1957年，我从《安徽日报》一版头条新闻中，得知谭老师劫难临身。我还是给他写了几封信，始终未见回音。不是害怕，而是囊中羞涩，我未能亲自去合肥找他，心中留下愧疚。 除了向教我们的老师请教问题，即使不教我们的初中部老师，我也有所熟悉，如王锡鹏、丁金风、惠荣珍、黄元甲、徐炳辉、吴树屏等老师，我与他们亦有交往与攀谈。此外还有理发的邱新民、烧开水的张大爷、看门的薛大爷、厨房的大个子老赵，他们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那时我们晚上自习，用的都是煤油玻璃罩子灯，晚自习前由值日去理发室领来，两张课桌并在一起，四位同学相向而读，真是一灯如豆，点燃着同窗之情，多温馨。我想这些现在还应该留在每位同学心中。晚自习结束再送回理发室。由于有煤油的薰燎，玻璃罩每天要擦，干这个活的就是邱新民和老张大爷。
四、同学少年多不贱 杜甫《秋兴八首》诗云：“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同学们都进入晚年，只能是还有口饭吃，很少有同学过的是“五陵裘马”的生活，但“同学少年多不贱”，同窗三年，同学之间没有高贱之分，那倒是真的。正因为如此，我读书一生，感到最值得怀念的还是中学时代的生活。 我们都有两个母校，除了宿城二中，还有宿城一中，每次聚会，我们去看望一中，同样去看望二中，两个母校在我心中占有同样的地位。在宿城一中一百周年校庆时，我写了一首诗抒发情怀，这首诗同样蕴藏着我对宿城二中的怀念。 不管是在一中或是二中，我们两个班没有打散。虽然几十年的聚散，我们几次相聚，说明我们还是很有凝聚力的集体，有着友谊温情的集体，甚至有着血脉相通的集体。因此，我要把这首诗抄之于后： 结巢云松巅，天风拂五弦。 宿州风物好，放笔夺诗篇。 君不见，陈郎斩木宁有种，白傅登原岂无忧， 坡翁墨竹经风雨，沱水波声壮远游。 君不闻，母校百年华诞日，同学天涯发浩歌。 乡思缕缕随雁去，心香瓣瓣落樽前。 桃李春风榆兼柳，问学谈经意若何。 师情如绵常温我，岁月蹉跎负恩多。 同学少年无贵贱，指点江山共吟哦。 晚读拥衾寒入骨，晨操鬓眉尽染霜。 草棚何须红氍毹，话剧歌舞岁华稠。 更有饥肠知真味，油茶唦羹胡辣汤。 君知否，老卧沧江非吾愿，青春结伴急还乡。 偶抛诗书情难寄，夜依车窗兴未阑。 以性格而论，我重友谊，好交友，加上我又是学生干部，无论是在校读书还是踏上社会，和同学们都有着较广泛的联系，有学生干部交游的圈子，有爱好文学的圈子，有爱好听京剧的圈子，还有性格相近、在一起散步谈心的圈子。我还重才，那些有才情、成绩优秀的同学，特别引起我的羡慕，如刘洪范、吕荣侠、殷化凡、何兴宅等，虽然没有他们的音讯，我心中还经常想到他们，见了同学就会念叨他们，想知道他们的信息。承蒙同学们不忘，他们南来北往路过上海，都会来看我，或者我去看他们。有的同学我们保持多年的通信。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赵建华。我们在初中同班，几十年没断交流，亲如兄弟。初中时，有几个暑假，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他家在铁路东崔园，伯父、伯母对我很好，弟弟建民、妹妹小英，对我以长兄视之，极为亲热。 以同学时间最早而论是苗克齐，1947年，我们在蒿沟小学共读。以同学时间长短论，屈继贤和我共读的时间最长，从大店中学补习班直到复旦大学，而在读中学时，我们两是“打通腿”的伙伴。以京剧爱好论，是张哲明，我们不但一起进城听戏，张哲明还会唱，我从他那里学会几句。王铁，我则以小弟弟待之。 友谊是人生的财富，没有朋友是寂寞的，生命也会枯竭。
五、负箧复旦 1956年，高考结束，我没有马上回家，宿城一中要我帮助做些外调工作。回到学校后，知道我已经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但还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8月中旬才回到大店，路过屈继贤家，方知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为我收下了，并帮助我办好了转户口的事。 回到家中，即准备赴上海念书的事，但父母为我去上海的路费而犯愁。前面已经说了，我家是中农，故在中学时我没有申请过助学金，没有申请过免交学杂费。合作化以后，从土地到牲口、农具全部交给合作社了。没有办法，父亲卖了一垛高粱秸（杆），还是在入农业合作社之前屯积没有烧完的。那时从宿县到上海，是大站小站都停的慢车，票价9元6角1分，卖一垛高粱秸所得的钱买一张火车票就所剩无几了。路过宿县，我去向小学同学马子成告别，他已经是小学教师，从腰包里掏出10元钱给我，这样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到了复旦大学后，又收到小学同学田野寄来10元钱。此时他已在开栾煤矿当工人了。那时凡是农村来的学生，不用申请，都可享受助学金：伙食费12元5角、零用钱4元、也有3元的，还可以补助棉衣、被物。五年大学，家里无法给我寄一分钱。 入学后要检查身体，我患了肺结核病。10月份接到学生科通知，要我退学。这真如泰山压顶，使我透不过气来。想来想去，我只有给学校领导写信，请求把我留下来，不要让我退学。这封信是写给党委书记还是写给校长，想了几天，最后还是决定，写信给陈望道校长。他是一位宽厚的仁者，解放前就仗义执言保护学生，此时定能体谅我的困难，或许不会让我退学。经陈望道校长的批准，没有让我退学，随班上课。1958、1959两年，新闻系学生都下乡劳动锻炼，或去工厂办报，没能读书，怨声载道。我因病没有下乡下厂，仍然留校，帮助办校刊，这样，我既取得办报的实践经验，又有机会读了许多书，为毕业后记者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其他同学却没有我这样的优越条件了。
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非常活跃，新闻系也是如此。系主任王中率先开讲新闻学概论，提出报纸与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当时报纸是五分钱一张，读者花五分钱买报看，报纸也就具有商品性质，这对“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的定义，无疑是一大冲击。再一点就是，“晚报派”“民间报纸”的理论也都提了出来。 “晚报”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的读物，没有政治使命，“民间报纸”与党委机关报有别，是同人办报，不承担宣传党的政策及政府法令的任务，当然也不具备“党的喉舌”的性质。这两点影响着我，使我的一生都在以“民间报人”的心态在工作。 除了系主任王中的新闻理论，再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物，是新 对我影响最大的新闻通讯作品，有瞿秋白《海上述林》《赤都心史》，邹韬奋《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及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很想写出像他们那样的文章。 但两个“很想”都没有做到。每想及此，白首浩叹，嗟乎嗟乎，尚何言哉！ 相关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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