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改革无疑是最困难的事业，因为他不仅仅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改革受益者的认同，更会得罪原本的政治支持者，尤其是精英阶层。因此，各国历代改革家无论后世名声如何，在他活着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备受诟骂的，沦为舆论眼里的暴君恶魔。远的不谈，就说说我们两个最强大且过去被中国视为后发崛起模范的邻国俄罗斯与日本，他们两国历史上的改革家之境遇都是如此。俄罗斯历史上的大改革家彼得大帝，乃是俄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但他的改革遭到了俄国贵族和宗教守旧人士的猛烈攻击，仅仅因改革不满而引发的大规模政变就达两次。在当时的俄罗斯，厌恶彼得大帝的言论在朝野比比皆是，压力之大，以至于彼得大帝的儿子都不得不与他的父亲在政见上保持距离。
今天人们看得到彼得大帝缔造俄罗斯大帝国的丰功伟业，却往往忽略了他活着的时候所遭遇的恶毒咒骂。另一个就是日本帝国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口号上是明治天皇的成就，但事实上却是首相大久保利通的成功，但大久保利通活着的时候，由于不受欢迎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旧精英阶层特权利益的剥夺，遭到了西乡隆盛等人的极度厌恶，激发了西南战争的悲剧，以至于今天日本人都依然存在着对大久保利通的厌恶感，但实际上，大久的政策恰恰才是日本帝国崛起的根本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改革家，无论是古典时期的商鞅、桑弘羊，还是唐宋时期的王叔文、王安石，以及元明清时期的脱脱、张居正和雍正，有几个活着的时候被舆论认可？他们大多数在活着的时候，都遭到了严厉的舆论攻击，下场凄惨，命运多堪，哪怕是雍正帝贵为天子，也遭到了舆论的刻薄对待，污蔑之词流毒至今，不曾断绝。 故大改革家，本身就是：去干着一个国家内最难干却必须干的事情，去得罪一个国家内必须得罪却最得罪不起的人，最终造福了国家，遗祸于自己，非大公者不能及此，非至公者不能及此。 商君改革了秦国的体制，锻造了强大的秦国霸业，最终却遭灭族之祸，蒙受车裂酷刑；斯大林改革了俄罗斯的国家机器，缔造了俄罗斯的伟大，最终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此二君，虽有大功于国家，却流恶运于自身，更遭舆论鞭挞不绝，可悲可叹。 商君之死但是，即便知道这些可怕的艰险，那些大改革家的意志，正如王介甫所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因为他们终将自信于自身功业的最终之评定，只能付诸于未来的历史而非当世的舆论：
功我者，其惟春秋，
罪我者，其惟春秋。 至于当世舆论之论评，又何足一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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