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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连续性不可割裂，赵匡胤是在郭威、郭荣建树奠定的基础上，“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基本完成统一”的。就连他的“黄袍加身”，也由郭威“黄旗加身”演化而来。
原文 ：《从“黄旗加身”到“黄袍加身”》 作者 |福建 宋志坚 宋朝的历史比后周长，赵匡胤的影响比郭威大，知道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人比知道 郭威澶州兵变“黄旗加身”的要多得多。其实，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与郭威的“黄旗加身”相隔不过十年，郭威“黄旗加身”时，赵匡胤已在其麾下。“黄旗加身”当是“黄袍加身”的滥觞。 赵匡胤“黄袍加身”与郭威的“黄旗加身”颇有相似之处。此二者都是有预谋的，又都以“被逼”的假象掩饰预谋，说得具体一些，是被自己的部下所“逼”。 郭威起兵，确实是由刘承祐杀了杨邠、史弘肇、王章等辅政大臣，又密令郭崇诛杀在外带兵的郭威之举逼出来的，但不是被部下所逼。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萌发并逐步完善与实施“预谋”，首先是伪作诏书，宣称刘承祐令郭威诛杀诸将而不再是刘承祐密令郭崇诛杀郭威，致使群情激愤，推举郭威起兵“清君侧”，而在郭威之兵与刘氏禁军的恶战中，刘承祐被“乱兵”杀死；接着是郭威请李太后临朝听政，“迎立”武宁节度刘赟为帝却又使人暗杀刘赟；最后才是澶州兵变，说是“将士数千人忽大噪”，说是“将士逾垣登屋而入”，似乎郭威都是被“将士”推着走的，其实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有人按郭威的预谋操纵实施的。（参见《资治通鉴·后汉纪四》）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预谋，则是从放出“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的“信息”开始的，这让不辨真假的宰相范质仓促迁将派他北上抵御，使他有了带兵离京的充分理由。至于他在陈桥兵变时假装醉酒刚醒以及半推半就的作派，与郭威在澶州兵变时如出一辙。郭威最后由后汉太后下诰，授予监国符宝登上帝位，赵匡胤则接受了那位不满十岁的后周恭帝的“禅让”。于是，就都有了那个时代的“合法”性。
赵匡胤“黄袍加身”与郭威的“黄旗加身”也有不同。郭威起兵，确有迫于无奈的一面，有其正义性。他要是不起兵，早已与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一样命归黄泉。他于后汉皇朝有大功，后汉主刘承祐却要置他于死地，他之起兵讨伐，近乎孟子说的“诛一独夫”，而澶州兵变时，那些将士喊出来的理由则是“将士已与刘氏为仇”。 赵匡胤却没有这样的背景，后周恭宗那时不满十岁，垂帘听政的太后与主持军国大事的范质、王溥等也没有这样的图谋，郭荣（即后世所说的柴荣，因为他以郭威养子郭荣的身份成为郭威的继承人，在《资治通鉴》中，始终都是郭荣）临终前，任命他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郭威、郭荣有恩于他，他却有负于郭威、郭荣，从儒家所推崇的道义上说，更多一点“不义”的成分。换一个角度说，也更多一点“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 与此相应，赵匡胤的“黄袍加身”较之郭威的“黄旗加身”，也有更多的预谋。澶州兵变时，将士“或裂黄旗以被威体，共扶抱之，呼万岁震地，因拥威南行”，至少说明，郭威等人没有事先考虑到，或者没有来得及将黄旗加工为黄袍。陈桥兵变的理由只是“皇帝幼弱，不能亲政”，赵匡胤他们是连“黄袍”都预先做好了的。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后周恭宗“禅让”时，赵匡胤承诺保证郭荣（柴荣）子孙世代平安，还有“免死铁券”。
尽管赵匡胤的“黄袍加身”，按照儒家的“道义”，终究有“忤逆”之嫌，但人们似乎更注重于他的历史功绩，认为他建立宋朝，“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基本完成统一”，因此，“黄袍加身”或许又成为一种“政治智慧”。 然而，当人们这样评价他的时候，不要忘了“结束五代十国战乱局面，基本完成统一”的过程，是由郭威开启的，郭荣又将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包括“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以后被说成是由宋太祖赵匡胤和赵普确定的，还被称为历史上著名的“雪夜定策”。其实，这是郭荣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时，由比部郎中王朴在他进献的策论《平定策》中提出，由郭荣“欣然纳之”并开始实施的。这事在《资治通鉴·后周纪五》中说得分明。赵匡胤和赵普最多只能说是确定继续实施这一方略。司马光是北宋时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如果真的是由赵匡胤制定的方略，他能将这样的不世之功，移花接木地转嫁到郭荣（即柴荣）头上去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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