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博物馆，展览面积9000平方米；馆藏文物达5万余件（套），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至近现代印证长沙历史文化发展的各类实物，包括了能够展现长沙历史的商周青铜器、楚汉文物、唐代长沙窑瓷器和近现代文物。长沙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发现表明，长沙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随到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沙地区的人类活动更加频繁，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南播，长沙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继出土了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等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西周初期城墙、壕沟和宫殿基址的发现，表明西周时期长沙地区存在一个具有发达青铜文明的方国。
（商代象纹铜铙）
铜铙（nao)，通高70厘米，颜色呈土褐，外形酷似两片合起来的瓦块，左中右三边装饰有6只虎、6条鱼和11个乳钉，是商代打击乐器，演奏时敲击口部，声音宏亮。
（大禾人面纹方鼎）
“方鼎”，是商代晚期文物，通高38.5厘米，呈矩形，外表颜色为碧绿色，足上有兽面纹，外表四周装饰有半浮雕人面，腹内有“大禾”铭文，寓意谷物丰收。半人半兽，是史前图腾中普遍的祖神崇拜的表现方式，凝聚的是敬祖情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激剧变革的阶段，在楚人南下与越人对抗中，长沙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楚国南部的军事重镇。楚人的经营开发，促进了长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南楚文化。秦汉时期，长沙纳入中央王朝政治版图，秦代设置的长沙郡和西汉初期建立的长沙国。
玉环直径8.5厘米，厚0.3厘米，呈环型，双面透雕曲缠盘绕变体飞龙，环周饰以流动飞卷形云气纹和凤鸟纹饰，与整器混若为一体，给人以云蒸霞蔚龙腾凤舞之动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沙风云际会，是江南政治军事的战略要地。隋唐一统后，长沙社会稳定，城市拓展，经济繁荣，长沙窑釉下多彩瓷器奠定了唐代瓷器生产“南青北白长沙彩”的局面，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两宋时期，长沙城市格局确立，是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封建科举制度的确立，长沙书院勃兴，文运昌盛，成为宋代理学的重要基地和湘学中心。
（褐釉双鱼背水瓷壶 唐代）
瓷壶为小直口，唇微卷，扁圆体腹，平底。通体施酱釉，双鱼座贴腹状，头朝上，合口为流，尾相连以为底，鱼眼鱼鳞刻画分明，腹体两侧上下安贴穿带系。此种造型的器物，古人取名为“榼”（古代盛酒的器具），白居易在《家园三绝》中：“……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既是对“榼”的直观描述。
明清两代是古代中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明代长沙为诸藩封王之地，藩府同城。明清鼎革后，清雍正二年（1724年），两湖最后完成分治，长沙成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镂空龙纹心形霞帔金坠 元代）
金坠，是元代新婚“三金”中的一件，是配套于古代女性服饰 — 霞帔（pei)上的一种装饰品，系垂于霞帔下端，是妇女礼服的一部分。
“帔子”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开始以以此命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时得名“霞帔”。“长沙窑”，为唐代瓷窑，窑址在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一带，故又俗称“铜官窑”。“长沙窑”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至中晚唐发展到鼎盛时期，衰于五代，是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日常用瓷，又是唐代生产外销瓷的重要窑口之一。“喜相逢”，在四季交替的宇宙万物中，华夏先民汲取灵感，巧妙创造出诸多不朽传奇。“喜相逢”纹样展便是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以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为肇始，滋生、绽放，历经数千年岁月更迭，始终赞颂着生命繁衍之美，渗透着崇德乐业的智慧，宣扬着天地人和的祈愿。2023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