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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的经典体现。这十二种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虚构的，其余均在考古遗址中有所发现。《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从动物考古学家的视角，分析各大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以及各种反映动物形象的青铜器、陶器、画像砖石、绘画，再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还原生肖动物的起源、驯化，以及它们在华夏民族生产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仔细讲述了华夏民族与动物自新石器时代起，同行至今发生的种种有趣故事。 袁靖是知名考古学家，主要研究动物考古、科技考古，有30多年丰富的前线考古经验，是考古学界金鼎奖得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揭示古人利用动物的具体细节时，他时常会感慨古人创造历史之伟大，也萌生了讲述背后故事的想法。在新书《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中，他浓缩多年来考古工作的精华，第一次尝试用生动、接地气的语言，为读者们奉上一份动物演化的史诗大片，并首次从动物考古学的全新角度探究十二生肖，还原十二生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破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在前言中，袁靖提到了《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的阐述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是从动物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考古遗址出土的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各种动物骨骼，探索它们的起源、出现及古人利用这些动物的过程。其次是阐述一系列与十二生肖相关的典型文物，例如各种青铜器、陶塑、玉雕、画像砖石、绘画，书中附上大量图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古人用多种艺术手法表现那些融入自己生活的动物。其三是阐述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文化，主要包括各种文献记载和饮食文化。其四是阐述与十二生肖相关的生物学知识。“总而言之，本书旨在寻找生肖动物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身影。” 十二生肖中排在首位的是鼠，俗称耗子。在《瘟疫的来源，医学的助手》一章中，作者告诉读者，以发现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的北京周口店遗址，就发现了与现在田鼠属和家鼠属相似的鼠类化石。“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距今约5000一4800年），出土了刺猬、褐家鼠、三趾跳鼠、中华鼢鼠、草兔、狗、豺、草原斑猫、马、家猪、黄羊等10余种哺乳动物。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出土的家猪、狗、鼠、草兔等动物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褐家鼠以玉米、甘蔗、高粱、苋菜等C4植物为主食。北方地区的自然植被以小麦、大豆、烟草、棉花等C3植物为主，C4植物在自然植被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证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小米是属于C4类的。因此，在古人和古动物的骨骼中发现他们以C4植物为主食，推断其生前长期食用的就是小米。褐家鼠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与这个遗址出土的野生草兔以C3植物为主食的特征明显不同，而与这个遗址出土的家猪和狗的食谱十分相似，家猪和狗是当时的人饲养的，反映出褐家鼠很可能在当时扮演了偷食者的角色。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用科学的证据证明，在4000多年前，五庄果墚遗址就已经存在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鼠类，这为我们探讨古人与鼠类互动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信息。” 在《美的化身》一章中，作者说，在传统文化中，羊代表善良、温顺、吉祥与仁义。绵羊可能是由盘羊驯化而成，山羊则由野山羊驯化而成。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被驯化的绵羊是在伊朗西南部，时间距今1万年前。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养羊距今约5600年至5000年前。那时，起源于西亚的家养绵羊突然出现在甘肃、青海一带，然后逐步由黄河上游地区向东传播，到距今4000年前后，家养绵羊的足迹渐渐遍布了整个黄河流域，再后来，扩散到整个华夏大地。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作者给出了8个证据：“第一，我们在中国境内距今约10000至6000年前的多个遗址中发现了狗、猪等家养动物的骨骼和野生的鹿科动物的骨骼，并证实这些动物的骨骼是被古人食用后遗弃的，但那些遗址中却从未发现过羊骨，这证明在那个时间段，我们的古人跟羊还没发生什么联系。第二，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甘肃天水的师赵村遗址5号墓发现了随葬的羊下颌；在属于同一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墓葬里，考古人团圆也发现了完整的羊骨架，这是羊的骨骼首次出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第三，自甘肃和青海地区发现绵羊骨后，在距今4300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瓦店遗址等多个遗址的龙山文化层里均发现有属于绵羊的骨骼，再往后，在距今4000多年前山东地区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址里也发现了当地最早的绵羊骨骼。到商代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里基本都有羊骨出土。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绵羊在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出现、发展及沿着黄河流域向东扩散的路线是十分清晰的。第四，通过对上述遗址出土的绵羊骨骼进行鉴定，我们发现它们的尺寸大小比较一致，与商周时期可以确定是家养绵羊的测量数据十分接近，且在形体上变化也不明显，这可以推断它们都属于家养绵羊。第五，在同属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的白营遗址（位于南省汤阴县）、东下冯遗址（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将羊捆绑后单独埋葬的现象。考古人员在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大何庄遗址发现了绵羊的肩胛骨，上面有火烧过的痕迹，很可能与占卜有关。动物考古研究人员在鉴别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时，基本都将单独埋葬动物和用动物进行占卜活动等行为视作只与家养动物相关，而不涉及野生动物。第六，动物考古学者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当时存在剪羊毛行为的证据，这是古人除了将家养绵羊作为肉食资源，还对家养绵羊进行二次开发的行为。第七，分子生物考古学者对中国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骨进行了线粒体古DNA分析，发现了最早出现于西亚地区的绵羊世系A和绵羊世系B的基因，显示出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基因和西亚地区的绵羊基因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八，通过对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多个遗址出土的绵羊遗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这些绵羊生前的食物主要是C3植物，也有少量C4植物。要知道，在年平均温度低于15度的地区，植被中野生的C4植物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绵羊食谱中出现的C4植物，可以认为是人工喂养小米的秸秆等C4类农作物的结果。” 在《车骑之魂》一章中，作者告诉我们，马被人类驯化的历史比较晚，距今大概5500年。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家在这里的大何庄遗址（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距今约4300—3800年，属于齐家文化）发现了三块马的下颌骨，应该是随葬物品；同属齐家文化的秦魏家遗址（位于甘肃省永靖县莲花乡）也发现了随葬的马骨。火烧沟遗址（位于甘肃省玉门市，距今约4000—3000年中也发现了可能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马骨。我们可以推断，在中国黄河上游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驯化的家马。”另外，作者还介绍说，在先秦时期，马有三大用途：一是作为随葬品和祭祀品，二是用于拉车、车战或驮物，三是用于骑乘，最典型的应用场合是战场。接着作者指出，马在战争中的重大应用基于对骑兵部队的大规模建设，这就涉及到胡服骑射。史书记载，战国后期，赵国因与楼烦、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为邻，时常遭到骚扰。赵国当时的主要作战手段是车战，相对于游牧部落的轻便骑兵，就显得笨重、累赘，速度慢，不够灵活。于是，赵武灵王提出了组建骑兵部队的想法。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由此开始。骑兵部队的出现，大大拓展了赵国的版图。其他诸侯国也纷纷效仿赵国，建立起骑兵部队。作者特别强调，汉帝国疆域之所以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这与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也正是马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排序中，才被列为六畜之首，受到礼遇。 大家知道，在十二生肖动物中，龙无疑是最为特殊的物象。因为其他11种动物，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唯有龙在古代和现代都不存在，是古人创造出来的想象体。在《国之图腾》一章中，作者从龙的形象是如何诞生的这一命题入手，层层梳理，逐渐呈现龙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多数学者认为，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看，龙这个想象动物的参照物一是大蛇，一是鳄鱼。“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印证龙的原型是鳄鱼或蛇这种推测的实物，例如西水坡遗址45号墓出土的蚌壳摆塑龙虎图，其中龙的图案是龙头昂起，吻部很长，大嘴微张，露出长舌，前爪扒，后爪蹬，身躯微耸，长尾伸直，状似腾飞。而蚌壳摆塑龙虎连体图中，龙头微微昂起，龙嘴稍稍张开，自龙颈处开始，与虎尾连在一起。蚌塑人骑龙和奔虎图中，龙昂首，长颈，舒身高足，尾巴伸直，整体作回首张望状，腰上骑有一人。学者朱乃诚认为，之所以在墓里摆放这两种动物的图案，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曾制服过龙（鳄鱼）与虎，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以蚌壳摆塑出这两种动物。”另外，从古代遗址出土的文物看，龙的形象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商周时期龙的形象，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青铜爬龙中得到体现：“这件青铜器长60厘米，重 19千克，整体造型雄健，体形硕大壮伟。龙头较大，头上有两只硕大的锤形角，双眼圆鼓、凸出，双耳斜出，方形的龙口大张，上下唇翻卷，双齿紧扣。从侧面看，头部前伸，高鼻梁斜挺。龙身弓起，颈部尤甚，腰部下垂，腹部微微上收，尾部上卷，作爬行状。龙背从顶部到尾部都有高挺的扉棱，棱随身体呈曲线变化，重心聚集在头、颈部。龙的四足残，其中三足上明显留有铸接痕迹，可能是为了把龙爪与足连接在一起。龙体上饰阴刻斜方格纹，脊、腿部饰云纹，角顶饰有圆涡纹，体周饰斜折线纹及涡状云纹。李零将这只爬龙的形象与甲骨文的'龙’字放在一起比较，发现除了四肢，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到了战国时期，龙的形象发生变化。在中山国遗址出土了龙形象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4条龙昂首挺胸，分向四方；嘴巴微张，露出锐利的牙齿。龙角较长向后延展；龙颈修长，颈、胸饰有鳞纹；腿部仅有两足，龙爪锋利，抓扣在圆环底座上。龙的身躯自脖颈以下一分为二，向两侧伸展，绕过展翅的凤鸟又回转，尾尖分别与龙头的双角勾连，整体呈现出一幅龙飞凤舞的动态画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莫阳博士考证，整个方案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其设计堪称神来之笔，制作工艺也是巧夺天工。”在以后的岁月中，龙的形象一直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人们看到的模样。作者还告诉读者，古人从创造龙开始，就赋予龙神圣的含义。“如果说要寻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和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就非龙莫属了，正因如此，古人才会不断地在墓葬艺术中刻画龙的形象，将龙铸造在青铜器上，绘制于图画中，还编撰出与龙相关的故事，认真地传播龙文化。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经历了至少6000年的历史与文化积淀，自20世纪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把龙视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的共识，开始自称是'龙的传人’。” 从野狼到忠犬，狗是如何驯化的？为何说是双向奔赴？牛，并非中国本土产物？这个5000年前的异域来客，如何成为华夏文明的柱石？遗址里的枯骨，怎么泄露古人吃羊肉、喝羊奶、衣羊毛的秘密？一块头骨，如何推断出它属于祭祀人牲，且来自东部沿海？伏羲与女娲，这种人类始祖为何大多是人首蛇身？对农耕文明毫无贡献的猴，怎么逆袭成自由之神齐天大圣？地上扑腾的兔子，如何飞升仙界，成为月亮的象征？在古代，鸡最大的秀场并非餐桌，而在报时？……在袁靖笔下，这些动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见证着人类文明的一步步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附有200多幅精美配图，图文并茂地介绍古人如何利用动物，多维度感知他们眼中的动物形象，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十二生肖考古课，读者可以由此了解考古学者是如何解读遗世文物的，学习考古学者的探索世界的方式和方法。本书是将科学、可信的知识，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说、典故相结合，做到了理性与浪漫的交融，从动物的角度观察了华夏文明的缔造和演进，正如学者李零与袁靖在一次对谈中所言，“动物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人类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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