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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中国古代帝制历史尤为漫长，在长达两千年的时光中，公权力习惯于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缩减到最小。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古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事实上的“低契约”乃至“无契约”社会。当社会什么都不向个体许诺，人们当然只能通过“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的随大流而获得起码的安全感。 我们总处于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感当中，这是因为我们对社会、对市场基于契约的信任感极低，很多人对哪怕药品、食盐这种基础生活物资能否足量供应，都是心存焦虑和恐慌的。 所以很多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伪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试图从“随大流”，补足缺失的社会契约无法满足的那份安全感。 而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解决这种灾民式的焦虑和恐慌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提高社会的信用度，当社会对民众的每一个契约式承诺都能保质保量的完成时、当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公共契约的信任越来越强时，公众才能从那种古老的灾民式焦虑和恐慌当中走出来，不再听风就是雨的恐慌性哄抢，成为遵守秩序和契约的现代成熟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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