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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华 /文
南宋陆游在《学书》一诗中写道：“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这种艺术审美价值将超越历史时空的信念，恰是王铎的预期。清顺治八年（1651），时年60 岁的王铎以礼部侍郎身份奉旨赴陕蜀祭告山川，前东林党人、礼部尚书陈之遴（1605—1666）以及洪承畴、陈名夏、孙承泽等在官署中为王铎饯行，这是王铎与贰臣集团的达官们最后的会面。在席间，王铎自言为宋代大家蔡襄后身。褚人获所编笔记小说《坚瓠集》描述了这则逸事： 顺治辛卯春，宋既是先生实颖初入都门，宁陈宗伯之遴延请署中，适是日为王文安公铎饯行。文安仪表俊健，学问灏博，座中如孙北海承泽、陈百史名夏先生皆以前辈礼事之。文安因自言五百年前身为蔡忠惠公襄，与欧阳文忠公最契，颇以文章自砺。止以生前得罪英宗，死后冥司罚为饿鬼道中，五百年并无拘禁，只是眼不见物，一日遍地光明，饮食饱满，则阳世高僧放水灯功德也。入明朝二百余年始降生河南王氏，饥饿日久，故饮食滔滔，乐不可言。倘赴人宴会，物品无不啖尽。今虽老矣，食量尚能兼数十人也。凡门生出仕，必嘱其建焰口一筵，以资冥福。[1] 这则逸事托迹于鬼神，刻画了一个痴迷于后世声望的王铎形象。其自命为蔡襄后身，虽荒诞不经，但也算有才可恃，因为在其生前，王铎已经被推崇为北方地区书界盟主。在清初位极人臣的二魏——魏裔介和魏象枢，以及被顾炎武誉为“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傅山，其书法皆有王铎的影响。倪涛《六艺之一录》言“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2]可谓一种事实的陈述。 一、“二魏”对王铎的推重在王铎书法的传人中，康熙朝的名相魏裔介（1616—1686）堪称王铎的私淑弟子。魏裔介是直隶柏乡（今邢台市柏乡）人，在康熙朝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等职。作为政治家，魏裔介之传世诗文罕有提及书法者。在其二十卷《兼济堂文集》中，仅有两则题跋是关于书法的：其一是为智永《千字文》墨迹所作的题跋，其时山阴人张登子将家藏的智永真迹携至京师，相传该帖系王阳明征宸濠时所得；另一则是为卞永誉的《式古堂法帖》而作。两则题跋并未阐述其书法见解。不过，从这两则题跋可知，魏裔介接触碑帖收藏，是在他考中进士，在北京为官之后。古人真迹大大开阔了他的书法眼界。其云：“宦游长安，与贤士大夫相过从，颇得见古人真迹。乃知世所流传之书，赝者固已多矣。古人洁净精微，用意常在运笔之外。而伪书矜张，仓皇摹之，宜其不相肖也。”[3] 尽管就其诗文而言，身为高官的魏裔介似乎对书法不甚经意。不过，其书迹本身却为王铎书风在清初的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他的一幅临摹王铎诗轴的作品堪称形神皆备，几可乱真。按王铎原作题跋，该作（图1）乃为赠其儿女亲家杨之璋（字荆岫）而书，内容是王铎的自作诗《望白雁潭作》：“不近严州地，稌秔老石田。狂情耗旅梦，病骨惧秋烟。樵唱深崖里，天低去雁边。古潭无定景，姑息为渊玄。”书写时间是崇祯十四年（1641），而诗题中的白雁潭位于吴中，可知该诗作于王铎避乱江南时期。魏裔介的临作落款“辛丑菊月”，当为顺治十八年（1661）秋天，距离王铎作品完成已整整二十年。  图1 明王铎《望白雁潭作》，立轴，绫本，纵155厘米,横45厘米，河南博物馆藏 魏裔介是王铎的晚辈，与王铎长子王无咎为顺治丙戌科同榜进士（1646），他与王铎相识当在这个时期。他曾为同年逝世的宋权（1598—1652）和王铎的诗选合集作过一篇序言，对这两位河南籍前辈的诗作推崇备至。他以晚明文苑的浮夸文风，将二人赞为诗坛李杜。其中对王铎的赞誉不仅针对其诗，也包括其书： 文安公以书法特称，官礼部尚书，盖自中原板荡，骐骥中蹶，诙谐玩世，古狂故态，一寓之于书，并发之于诗，世人能读其诗，而不得其所以为诗。嗟乎，诗者心声也，顾不可因此以思其人哉？……文安公之诗，磊落英多，如龙跃天门，俯卧凤阙，尝愿学于杜少陵，而其骨已似少陵也。[3]106 按文中“盖自中原板荡，骐骥中蹶，诙谐玩世，古狂故态”之语，魏裔介当是在北京结识了晚年的王铎，对王铎的描述与钱谦益为王铎所作墓志铭中“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佯狂自放颇为契合。而将王铎的诗比肩杜甫，实则是应合了王铎的诗学主张与学杜实践。 魏裔介对王铎以中州文坛盟主自诩的身份建构也颇为心领神会。他曾在寄给一位武进同僚的诗作中，写到了王铎在江南的经历：“读罢文安百卷诗，忘言更欲去支离。遥知钟过白云后，梦绕江南花雨垂。”[3]448至于对王铎之自诩为中州盟主的认同则体现在他为辞官归里的张越青写的留别诗序中：“中州苞灵孕秀，固多诗人，近如大宗伯王觉斯先生，其磅礴颖灏之气，能令操觚之士变色避席。”[3]122 在另一则《许傅岩诗序》中，魏裔介又写道：“（中州）明之何大复、李空同为一代领袖，而近日如觉斯、行屋诸先生，岂非诗伯文宗，振其艺苑，楷模后进者哉？”[3]119 这就进一步把王铎在中原诗坛的地位置于明中期“前七子”开创的复古传统中了，可见王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魏裔介对王铎的推崇，并不单单针对其诗，而是基于诗书一体的整体观念。就拿其所临《望白雁潭作》（图2）来看，无论在笔法、墨法，还是在结字、章法、行气等诸方面，无不极意模仿，可见他对王铎书法的拳拳服膺，也可见他对王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高度忠实性临摹观念的全盘接受。而且，按古人的临摹条件，如此精准的临摹，如果不是对临原作，真是难以想象。由于缺乏佐证资料，我们无法推断魏裔介到底是借临或当时即为该作的收藏者，不过，他必定经过了一番苦心搜求，才得以见到王铎的原作。这份苦心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王铎书法的珍视。  图2 明魏裔介《临王铎望白雁潭作》，立轴，绫本，纵169厘米，横50厘米，北京泰和嘉成拍卖2010年秋拍 除了忠实临摹王铎书迹，魏裔介还深入到王铎学书取法的理路中。王铎曾自命为蔡襄后身，其书得力于蔡书颇多。为此，魏裔介也对蔡襄书法狠下了一番临习功夫。例如，其作于康熙丙午年（1666）的一件赠序（图3），便充分体现了他对蔡襄之醇厚端庄、妍丽温雅书风的生动把握。此所谓“师其所师”也，可见他对王铎书法价值的系统性尊崇。在他那里，不但王铎的书迹值得忠实临摹，其取法路径也值得认真追溯。唯有如此，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达到对王铎书法的真正把握。  图3 明魏裔介《行书卷》（局部），河北博物馆藏 魏象枢（1617—1687），蔚州人，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与魏裔介郡望相近，年龄相当，同朝为官，声息相通，并称“二魏”。二人虽出生于晚明，但经由科举进入仕途则是在清初，全无遗民情结。从魏象枢所撰《寒松堂全集》可知，两人多有唱和，唱和的内容多与从政抱负有关。他们颇以得清主厚遇为荣。魏象枢在寄给魏裔介的一首诗中写道：“圣主千秋遇，几人能报之。大臣行直道，君子颂良时。白简天应鉴，青编世不疑。好持冰玉节，耿耿存心知。”[4]180 言其“得君行道”之志。又《寒松堂集》载，有一年中秋节，在衙中值守的魏象枢给魏裔介寄去一首诗：“执戟君门分所安，那堪节序入愁宽。”[4]156 表达的依然是报清廷知遇之恩的心迹。 魏象枢与王无咎为同年生人。在其存世文集《寒松堂全集》中，有一首诗是次王铎诗韵追赠明朝名士吕坤（字新吾）并寄予王无咎的：“不到藏书阁，高风那可寻。嵩云秋漠漠，洛泽晚阴阴。道绝中原憾，天留万古心。家声还不坠，麟凤有遗音。”[4]160 从诗意可见，唱和此诗时，王铎已经下世。诗中将王铎推为中州文苑大家，并赞其高风。魏象枢与王无咎的交往尚不止此，顺治二年，王无咎游宦凉州，魏象枢另有赠诗《送同年王藉茅复补凉州分宪》：“江东云物等闲过，又看征车度渭河。一代风流词赋老，频年阅历苦辛多。防秋汉使瞻鸿雁，入欸番人贡橐驼。不负生成今日事，玉门长啸记恩波。”[4]172 魏象枢有充分理由对王铎心怀敬意，因为在书法上他得益于王铎甚多。在其所作数首悼亡诗中，有一首《玄度马老亲翁总戎殉难甘州》，全采用王铎行书的用笔和结体，几乎可说是致敬王铎书法之作（图4）。诗云：“簪缨世胄马将军，白发提戈矍铄闻。汉实才官犹大队，秦州草寇是妖氛。长城旧识骠姚字，榆塞空传定远勋。今日英魂何处吊，临风一赋战场闻。”按诗题及落款，此诗作于李自成攻破北京的那一年，是为纪念他的一位马姓亲家而写作的。这位亲家时任总兵，在甘州罹难，是年魏象枢27 岁。不过，现存书作却为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抄录其旧作而得，此时魏象枢已经40 岁。他因三年前在陈名夏案中受牵连被降职，处在仕途的低谷期。此时以王铎书风抄录旧诗，可见他对王铎书法表现力的心仪和倚重。  图4 清魏象枢《玄度马老亲翁总戎殉难甘州》墨迹，参见《中国书法》2011年 和魏裔介一样，魏象枢也得到过王铎的书迹，其中既有王铎为其书写的立轴，也有他与王铎往来的尺牍留迹。顺治六年三月，王铎曾为魏象枢临王羲之帖，内容为《淳化阁帖》卷八中王羲之《不审帖》与《清和帖》（现藏南京市博物馆）。王铎在款识中题作“己丑一月，王铎为环极老年家乡丈”。“环极”即为魏象枢的字。此外，魏象枢的《往还集册》中收入有王铎来信《与魏象枢三札》。札云： 弟有不得已事，实不忍辞，不得不辞也。夙在爱契，若以后止五六器，醳一壶，书斋便足快志。张筵折俎，正可以数耳。弟王拜。斋头《左传》幸借一观，记其本□。 郇厨大嚼，谢之不尽。雅调若干，赐数与去伻。颙望颙望。弟王铎顿首。冲。 四套雅调，借手璧归，容霁候再领也。闷郁中采其织株美槚者。秦葡之惠令人彝酒，遗琴遗环，不既沃乎！数日相思，略道一二耳。弟铎拜复。[4] 从这三通尺牍可知，王铎曾向魏象枢借阅《左传》，又或曾借阅曲谱。与当时大儒白胤谦（1605—1673）论学的书信中，魏象枢还提到王铎的著作《语薮》：“近读王文安公《语薮》云，仁为心之春，春之日万物归之，而日未尝使其归，尤深切可会。”[4]456 可见王铎的著述书迹经常是其案头之作，他之所以能窥其门径而入，便自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与魏裔介一样，魏象枢对书画作品常常是持淡漠态度的。在其九卷本《寒松堂全集》中，提及书画只有四处。其中两处记叙了康熙皇帝前后两次赐其墨宝之事；另两处一个是题咏其在赵州柏林寺所见吴道子壁画，[4]241 一个言及孙承泽为其家族祠堂所作的对联。[4]195 康熙十八年（1679）二月二十日，康熙皇帝将前来奏事的魏象枢招至懋勤殿，时为侍读学士的张英与中书舍人高士奇捧着康熙御书的唐诗一卷，以及大字“清慎勤”和“格物”两幅大字墨搨，交给跪殿旁的魏象枢展阅，并传旨：“皇上因尔居官勤慎，每于启奏之时，剀切详明，不负职掌。此卷是习字所书者，并墨搨，特以赐尔。”魏象枢感激欲泣，阅毕上奏：“草书如龙飞凤舞，楷书如北斗泰山。臣藏之私家，世世宝之。”[4]231 此为康熙第一次赐书，其时康熙帝年仅25 岁，是为表彰魏象枢平定三藩之乱有功。第二次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二十七日，其时魏象枢即将告老，康熙亲自为其韩松堂题写匾额，令其声望达到了顶峰。他激动地写道：“宝篆垂家范，山堂受令名。”[4]245 魏象枢对于书法原本不甚经意，但康熙的赐书对本文讨论的问题意义重大。被魏氏奉为恩典的康熙书法，尤其是那幅御笔唐人诗卷，涉及了一个时代风格问题。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康熙的治道治术趋于定型，不仅崇尚理学，同时亦提出“修举文教”的政策，书法是康熙儒家形象的象征。康熙称赐给魏象枢的《唐人诗卷》为习作，所言不虚。当时将御书捧至魏象枢面前的正是康熙招至懋勤殿研修书艺的张英和高士奇（1645—1703）。高士奇书法规矩二王，颇得力于赵孟。至于康熙书法亦自赵孟頫来。所谓上有所好，下必尚焉。魏象枢，包括魏裔介的书法，仅仅是对流行北方的王铎书风的蹈袭。这种蹈袭是脆弱的，其中并无任何创新性的观念，一旦有了新的动力推向二王正脉回归，王铎书风的影响也就大大弱化，甚至消逝于无形。通常认为，在17 世纪书法的嬗变中，随着学术的由文向质，以及碑学的兴起，晚明书风在清初走向终结。但除此之外，帝王好尚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法若真、郭棻之与王铎书风顺治三年（1646），王铎次子王无咎考中进士。王铎在《无咎制义序》中写道：“举业以求仕，非以玷仕，仕以摅道，非以破道。”[5]2 参加新朝科举而得功名，王无咎已无王铎的贰臣负累。按康熙《孟津县志·选举》所载，王无咎后来官至太常寺卿，有《崝嵘山房诗集》行世。他的诗集迄今已无法访得，我们能见到的是他的书法作品。从其行草立轴《玉书过箕山》（图5）中可见，王无咎书法饶有父风，不过与王铎比较起来，其用笔稍嫌单调，且笔力有所不逮。但即便如此，在其同辈人中间，他却是一个使王铎诗文书法得以流传的中介。王铎书法之所以持久地影响到了魏裔介、魏象枢这样的枢机重臣，与他的作用密不可分。在他的影响圈内，还包括其同年进士、后来以书画名世者、山东胶州人法若真（1613—1691）。  图5 清王无咎《玉书过箕山》，行草书立轴，北京保利拍卖2015秋拍 在法若真的诗集《黄山诗留》中，有两首诗直接写到了他自己与王铎、王无咎父子两人的交游。顺治三年（1646）三月，法若真与同年黄志遴（鸥湄）在北京拜访了病中的王铎，随后写下了偶得之句。在其诗中，王铎颇有高士形象：“羲皇卧布被，持卷老春风。大半浑朝野，萧然无异同。”①两年后，法若真得到了王铎的一件书作，是为绫本草书《唐人诗》（现藏烟台市博物馆）。书写内容是王维的《观猎》《过香积寺》，杜甫的《夔州诗》《宿江边阁》及孟浩然的《送新安张少府归秦中》五首唐诗。此作流传有序，后由一位以“仲逸”为字的士人收藏。第二年的腊月八日，法若真的胶州同里生员谈必达为此作题跋。谈必达写道：“仲逸识言，'觉斯书名浮海内，异时不迁’。仲逸推好之。此帧得自法黄石，张用之出锦绫，淡远庵出笺，顾懒公出玉版而监裱之，以成于腊之八日，因于是日识。”②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在法若真的故乡山东，王铎的书法便受到了极度的推重。 在法若真《黄山诗留》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中，唐梦序云：“余于先生为馆阁后进，在昔追随旧署，尝读先生壁留一卷，孟津王文安公为之叙。”[6]6 此中可知王铎曾为法若真的《壁留集》作序。除书法之外，法若真在言语中也颇为推重王铎的诗文，《黄山诗留》卷一另有一首《望太室赋得文安集即柬王藉茅年兄》，作于顺治五年（1648），是在太室山下写成的。诗中将王铎诗誉为诗中嵩岳。他将此诗寄给了王无咎，诗中写道： 大雅迭盛衰，历宋复诗亡。溯有五百载，此道起南阳。其意则浑朴，其辞则飞扬。沉苦萦六十，五言更苍苍。惨淡覆白云，老力健秋霜。气凌海岳尊，天地接混茫。不求近代喜，归堪名山藏。生前或大怪，死后不能忘。臣子无余泪，虫鸣听悲伤。会识旧苍头，怪膺仆射郎。济南李生没，七言足锋芒。大江留钟子，瘦骨驾腾骧。峥嵘负太室，白鸟避风凉。垂暮龙蛇走，百花放墨香。恐无后起者，谈笑失卢杨。昔者十五国，仅悬太史囊。七百余年后，持以论帝王。所贵得知己，生死可与商。层树绕三株，家乘丽耿光。偏为奇鬼妒，贝锦织文章。执法蒙黄兑，城郭奔虎狼。稷契桓□杌，巢许踣佯狂。一官束羁旅，飞鸿睇稻粱。献之犹在晋，白衣未去唐。冷落曲江句，炳麟宝翰堂。千金畏纸贵，一字买琳琅。嵩高安可仰，蛟螭坐碑旁。精灵朝玉女，朱篆满云房。[6]39 诗中在赞誉王铎诗才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王铎书法造诣的赞美，“献之犹在晋，白衣未去唐。冷落曲江句，炳麟宝翰堂。前金畏纸贵，一字买琳琅”，意为王铎书法达到了晋人的境界，足可雄踞当世。尽管在自己的书法创作中，法若真并未跟随王铎亦步亦趋，更多的是取法米芾而自出胸臆。他也未像王铎那样在草书方面用力甚著，他的成熟作品往往以一种秀雅清逸的行书风格见称。这就是说，法若真只在口头上推崇王铎书法，却不打算把自己纳入其风格影响之下。相反，与他颇有交游的郭棻（1622—1690）从不谈及王铎，却处处显示出对王铎书法的模仿。 郭棻，直隶清苑人，出身有似于王铎，其自叙曰：“余幼无外传，成童奉先君子庭训，弱冠补博士弟子员，二十登乡荐，三十成进士……浪战野谋，登科第，官翰林。”[7]31 不过，他与“二魏”一样，是在清朝科场登第的。他是顺治元年（1644）的贡生，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随后即获点翰林，后来官至内阁学士，是顺治年间重要的御前词臣，当时朝廷文告中的鸿篇巨制多出其手，其文笔与来自松江华亭的沈荃有“南沈北郭”之誉。郭棻在《学源堂诗集》卷六中有诗云：“曲江书屋小篱黄，泛蚁持螯共客尝。理学同尊周茂叔，风流独羡米元章。仙人露冷杯浮叶，太白星高雁带霜。击碎唾壶中底用，浇愁莫管日头苍。”[8]498 可见郭棻与法若真、“二魏”有大致相似的志趣：学术尊周敦颐，书画楷模米芾。他与同为直隶人的魏裔介交游较密，在魏裔介归休前夕曾以诗相赠：“滹沱春水漾堤沙，宰相篮舆度柳衙。初抵里时莺啭树，旧题诗处壁笼纱。”[8]485 在书法上，郭棻也跟“二魏”一样，对王铎书风有直接借鉴（图6）。而且，比之“二魏”，他更表现出对书画的热心，写过不少题画诗。通过这些题画诗，我们知道，郭棻与当时在工部任职的画家顾见山交往颇多，多次获其赠画，并为其题画。  图6 清郭棻《行书立轴》，北京保利拍卖 虽然郭棻的书法明显有取法王铎的痕迹，可是他在诗文里却无一字提及王铎。其诗文倒是提示出，他与属于王铎友人圈子的张镜心的第五子张潜（字上若）交谊较深。还曾应张潜之请，为张镜心的文集作序，序云：“有天下国家者，使其臣身显而志不显，身隐而道不隐，讵不懿欤？”[7]44 这显然含有推崇张镜心人格的意思，因为张镜心入清后隐而不仕。在北京时，他与张潜同在翰林院供职，二人“衡宇相望，风雨过从，上下今昔”，[7]215 郭棻不难从张潜处获睹王铎墨迹，因而能暗自揣摩学习，尽管他一直缄口不提王铎的名字。在诗文中，他提到过在书法上受王铎影响甚深的傅山（1607—1684）。顺治十八年（1661），郭棻因触忤权贵，被贬为山西按察司佥事，曾作诗以自况：“身经三十四除夕，不独蹉跎感叹增。鹦鹉啁啾人自喜，桔槔俯仰我何能。”[8]456在山西期间，郭棻曾慕名造访傅山而不得见，因以作诗记其事，题为《访傅青主不得所在》。诗云： 闻君住向白云间，空著苍头往复还。我怅桃源迷渡口，人传鹤影落深山。 孙登不语犹长啸，梅福无家岂闭关。料得癯形樵子识，拟从幽谷漫追攀。[8]471 对比王铎的贰臣身份和傅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名节，我们也许能够对郭棻为什么在文字里不提王铎产生联想。不过，他仍然与王铎的朋友朱之俊（1596—1671）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朱之俊与王铎为同年进士，最终选择了为清朝效力，担任过明清两朝的国子监司业。王铎曾经为朱之俊书写《阁桥缘起》碑文和作序，撰写并手书《攀龙桥碑记》，还为其所筑绿猗园题写过匾额。[9]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王铎还曾诗柬朱之俊，诗中颇道寻求解脱之意：“天幸吾今疾病至，辞官遁野作闲人。无才敢怨违时俗，拙性惟知远世尘。”[5]王铎身后，朱之俊写了两首挽诗，对其诗文书法成就极尽赞美，诗中有“堕精嵩岳出奇人，独步中原四海遵”“帖中丹饮凡笼脱，天上楼成帝诏宣”[10]269 云云。但朱、王的这种关系一点未曾妨碍郭棻与朱之俊交好。当他在山西收到朱之俊寄来的新刻诗集时写道：“不争官品如人品，自是家乡胜帝乡……缄来书札皆奇字，惭愧侯芭鬓已霜。”[8]457 字里行间颇有推重“乡贤”之意。 在郭棻的书法观念中，书法如何得以传世的问题存在“以人传”与“以书传”的价值冲突，他在为当时名书家、华亭人沈荃的书卷题跋中写道： 余惟天壤间瑰异灵伟之物不少，非久失传。独文字之存可千百年，岂非以爱惜珍护有人乎？右军王略帖不数行耳，于断烂缺落中寻其意旨，不第其书法可宝也。传者乃仅宝其书法，夫不宝于当时而宝于后世，不宝其意旨而仅宝其墨迹，如王略帖者，古今岂少哉。[8]298 沈荃与郭棻年纪相若，是董其昌的同乡，书法宗米芾，仿董其昌。在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期间，他曾是董其昌书法的代笔人之一。郭棻这篇题跋并无对沈荃书法的评价，而是径直展开书法传世价值的议论。文中指出，由于人们的珍惜爱护，书写在纸上的内容得以流传千百年。《王略帖》寥寥数语出自王羲之，其中的历史信息与王羲之的情怀蕴含了深刻意旨，但后人往往不关心帖中意旨而仅仅以其书法为贵。郭棻隐晦地表达了书法作品在传世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价值悖论。在另一通题跋中，他就王羲之《乐毅论》发表了评论，郭棻认定其为褚遂良摹本： 其出褚河南手无疑矣。因慨叹曰：晋至今千五百年，金石之质，不无驳蚀，矧楮墨乎？右军此书得以完好无缺衊者。非尽人力也，意必有鬼神护持之。或曰，古今宝物，天地爱惜，历劫不磨，意梁厚矣。尧舜以来，人独无宝乎，其幸而身显名播者几叶史尔，中多附会谬妄失真者，谓乃史家恩怨爱憎之不良，则人为之矣。彼苍遂无意爱惜而护持之乎？斯无怪世之以片帧一纸之为宝而澹然于千秋百世之名节，可慨矣夫！ [7]139 在郭棻看来，古人书迹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乃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但世人往往仅以书法为宝而对书写者的千秋百世之名节漠然视之。他既学王铎书法，但在诗文中从不提及王铎，就是在表明了一个立场：书法之传世，并不等于书法家的人格力量能垂范后人。书法属于世俗世界的事物，往往为时人的喜好所左右。 就其书法的取法而言，郭棻在米芾之外也声称以晋人为宗，其《快书》诗云：“瓣香尊晋帖，卮酒对来禽。”[8]426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摆脱王铎的影响，因为王铎书法原本就是祖述晋人和米芾的，郭棻不过是“师其所师”而已。虽然他对王铎其人不赞一语，但其书法实践却在王铎书风中找到了归宿。 结语总之，在清初的北方地区，以魏裔介、魏象枢这两位枢机重臣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接受王铎影响的书家圈子，可是其由来却十分复杂。在一部人——例如魏裔介、魏象枢和法若真——那里，也许只是受风气影响、沾染时习的缘故，他们之所以模仿或赞美王铎书法，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或身不由己。其中，“二魏”不过是应景式的蹈袭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王铎的影响力就显得十分脆弱，一旦出现新的动向——比如二王书风之复兴，或碑学之兴起——它就面临着被弱化甚至被取代的命运。比较起来，郭棻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尽管带着书品与人品的观念纠结，却事实上成了王铎书风最忠实的继承者，与法若真一边赞扬王铎，一边却自行其道别无二致。它们代表的是言不由衷。这既是个人的言不由衷，也是历史的言不由衷。这意味着，在书法的影响史上，某个问题越是得到强调就越有可能被悬置起来，书法仍然走向了自己该走的方向。
（孟云飞转自《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23年第2期 P74-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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