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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史 “文明”观念与空间重构 以晚清文学中的“公园”意象为中心 作者：王馨培，女，1998年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李广益，男，1982年生。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科幻文学与文化、乌托邦文学与思想。 摘要 本文以晚清时期的游记、诗文、小说以及各类报刊中的报道为中心，结合公园建设的实践，在梳理公园观念的基础上，对晚清文学中的“公园”意象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海外游记和国内报道中对公园的描写和介绍促使一种普遍的公园理想逐渐形成，而现实中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内的规定则为公园观念注入了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意涵。由公园观念显露的各种冲突以及公园理想在现实中的受挫，促使“公园”意象出现在晚清乌托邦文学中，其中《电世界》一书尤具代表性。许指严通过想象性地建构“含万公园”，提出对“文明”的质疑与探问，进而描绘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何为“文明”，是晚清几代人始终在探索和思考的议题。在中西两重空间和两种文化激烈碰撞时，公园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实践，同时也指向了一种空间观念，其伴随着晚清时人对“文明”的思考而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在中国落地生根。进而可以看到，“公园”成为晚清乌托邦小说中的新意象，晚清时期的作者创造性地借助“公园”意象来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并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张力中，以矛盾的文学书写，折射出时代的普遍困惑。有鉴于此，本文将探讨与文明论密切相关的公园观念传入晚清中国并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过程，以及租界公园所暴露出的殖民主义色彩给当时的公园观念带来的复杂影响，以此作为探讨晚清相关乌托邦小说的思想和文化语境。“公园”意象在乌托邦文学中被赋予了多元的意义指向，而在“公园”被寄予关乎未来中国的希冀和期许的同时，也暴露出乌托邦文学作品在探讨时代命运时的某种局限性和反讽性。 海外游记与公园理想的形成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实施，清政府在诸多方面着手改革。日俄战争爆发后，1905年，清政府派出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以及农林、园艺、工业、教育、市政建设等方面。作为考察的结果之一，公园与其他公共设施一同作为“导民”的方式被奏请推广。      清末新政晚清五大臣 第一排（从左到右）：尚其亨，载泽，戴鸿慈 第二排（从左到右）：徐世昌，李盛铎 又奏：“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1 许多报纸期刊也以图文形式介绍各国公园，论说建造公园的必要性。公园俨然成为一颗“文明种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 中国的园林传统向来与士大夫的品位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许多文人亲自参与造园活动，同时园林亦成为他们交游和生活的重要空间。2此外，中国古代城市中也有诸如庙会之类的开放性娱乐场所。但是，晚清时期的公园倡导者显然认为，他们想要修建的公园与中国传统的园林和城市娱乐场所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3 晚清时期出使各国的游览者对公园的认识始终受到两种经验的影响，一是游览者的传统教养及其生活经验中的园林体验，二是游览者实地进入西方的公园后产生的现场感受。在与海外公园相遇后，随着西方公园自身的发展和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加深，游览者对公园的认知经历了从“名园胜景”到“都市公园”的变化。从公园史来看，晚清时人游历海外接触到公园时，西方现代公园起步未久，这些来自中国的早期公园游览者，更多调动了从深厚的园林传统中所获得的经验来认识公园——公园与其说是都市的一个“文明性装置”，4不如说是贴近自然、供人游览的“胜景”。即便游览者注意到了西方现代公园与中国古典园林的表层差别，却尚不具备明确区分两者的意识，仍以“官家花园”“大花园”“花园”“大园”等旧有词汇来指称公园。此时的海外游记中，相关的公园书写仍以描绘园中的自然景色为主，且在书写的方式和内容上也与以往面对“宋元山水”时没有太大差异。譬如斌椿在1866年出使欧洲时，来到法国巴黎一处花园游玩后的诗作： 名园重到倍流连，林鸟呼人卉木妍； 最爱山头飞瀑布，晶帘百尺挂岩前。5 在熟悉的自然景色中，能够使游览者产生些许疏离感和新奇感的主要是三类内容：首先是与中国传统园林建造风格迥异的、内部空间更为广阔且“土地平净，树木森列”6的公园本身，其次是在园中举办的各类公共娱乐活动，最后则是公园中的动物园、玻璃花房等现代设施。在《乘槎笔记》中，斌椿便惊叹于官家花园中陈列、畜养的鸟兽虫鱼之奇异。这些在公园中获得的见闻，连同一路上所目睹的西方工业文明一起，给予晚清时人以认知上的冲击，重新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 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晚清时人已学会了“有距离”地注视西方现代公园，并在“娱目骋怀，而得游览之逸趣”7之外，尤为关注公园在性质和功能上的独特之处。“距离”的拉开，首先体现在称呼的变化上。虽然游记的作者们依旧不时地使用“花园”“园囿”等词来称呼公园，但是在张德彝1870至1872年出使法国时所作的《随使法国记》中，已经多次出现“公花园”这一称谓，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游览者已经开始注意欧洲公园的“公家性质”。虽然他们未必对西方造园理论有多么深入的了解，也未必意识到公园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已经敏锐地触及公园作为现代公共空间的一些本质特征。  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起初，个人的旅行游记本身被包裹在极为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也决定了游览者“观看”公园的方式。而在理解公园的“公家性质”时，晚清的游览者会更加自然地将其放置在儒家“大同”和“与民同乐”的观照当中。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曾纪泽认为园林建设暗合“孟氏之遗说”： 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此两国之所同也。8 而另有一些游览者尝试用直译的方式来称呼公园。《伦敦与巴黎日记》中，郭嵩焘认为“凡有花木蓄植，谓之戛尔敦（garden），犹中国花园也。树木成林，谓之巴尔克（park），犹言囿也”；9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也认为“园囿之式，大地多自生树者曰巴尔格，结构以艺花卉者曰家尔墩”；10张祖翼在伦敦创作的竹枝词中也写道：“结伴来游大巴克，见人低唤克门郎。”11这表明，在这一阶段，晚清时人不再自然而然地将传统经验直接移植到西方公园身上，而是在跨语际的过程中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差异，并将公园视为一种“新学”来接受。 西方都市公园承担着中国传统园林所不具备的现代功能，考虑到当时人们主要关注卫生防疫和民众教育这两方面，对公园卫生功能的理解与他们在西方都市中的生活体验有关。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中将西方都市里“层楼叠阁”的特点与公园建设联系到一起，认为“盖以所居层楼叠阁，无空院，则少呼吸通天处；恐气郁生疾，故辟此园，俾人散步舒怀，以畅其气”。12卫生不仅与身体健康相关，在梁启超眼中，它还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理想： 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13  纽约中央公园俯瞰图 公园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开放性空间，其中既可以开办展览，还可以作为动物园和植物园，从而充作民众教育的场所。与在欧美公园中的体验不尽相同，人们在日本公园中注意到的是公园在传播“实学”和“开启民智”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14 浅草公园百戏具陈。有髑髅之戏，跪拜起坐如弄傀儡者，复节节离合之，盖全体学骨部之实验也（学校多悬人骨及人体剖解模型以备讲师演说）。凡游戏玩弄之物，有关于实学者为多。15 相较于前一阶段，此时的海外游记中对公园的记述已经大大弱化了公园的娱乐性质，转而关注公园作为现代城市必需的文化设施所具备的功能。随着关注点的转移，在这一时期的游记中，“公园”意象逐渐开始观念化，使“公园”与“文明”开始产生关联。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早期游记在书写公园时多会同时注意到园中常有名妓聚集、游客与其跳舞甚至携手同归的现象。这种记述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海外游记中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初，国内报刊上的相关报道中这些有损公园形象的内容几乎消失殆尽，公园基本上是以一个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国人眼前了。 在海外游记以外，近代报刊成为另一种传播西学的重要媒介。“对于晚清思想文化界来说，报刊所起的作用，远比专门著述大。”16在这些论说中，“文明各国，愈繁盛之区愈注重公园”，17公园建设的意义被大幅抬升，甚至公园被认为对国家和民族之文明程度起到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在地方士绅创建公园的设想中，公园不仅与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相关，内部还可建有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亦可作为举办各类展览会的场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每逢到了礼拜放工的日子，陆军海军乐队，都要到公园里游玩，一面奏着音乐，唱着军歌，无论上下贵贱人等，都可以随着唱和，借此鼓动人心的勇壮气。并雕塑好些古人形像，大概是替国家出过力的人，叫人看见了这些形像，必兴起英雄豪杰的思想……这就是历史教育的法子。18 总而言之，公园“能灌输一般国民新理想，又能发明一般国民新学问，且能敦促一般国民新事业”，19成为革新风俗和进行历史教育的方式之一，最终达到塑造新国民、推动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的实施，以及凝聚国家认同的目的。 “公园”与“文明”之间的另一重联系，则是在“公”与“私”的对比中形成的。“公园”之所以是“文明”的体现，是因为它承载了“公”的精神。在晚清时人看来，由“私”到“公”是文明的进步：“人类愈文明，则性质愈高尚。即就娱乐一事言之，亦日有进步。先为个人娱乐，次则移而为公共娱乐。先为室内娱乐，次则扩而为社交娱乐。文明各国，竞设公园。”20在晚清各种政治论说中，“公”的精神都被高扬，公园作为承载着“公”之理念的设施之一，被多次提及。 综上可知，通过海外游记和近代报刊中的书写，国人渐渐在观念层面勾勒出公园的形象，形成一种以西方现代公园论为蓝本、杂糅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公园理想，并且尝试以公园为切入点对东西方文明程度的差距进行阐释，并探寻当时的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原因。 空间焦虑：租界公园的文学变形 晚清时期，能够亲身赴海外考察或游历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对于更多人来说，他们所接触到的公园，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势力在中国建造的租界公园。中国最早的公园是上海英美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建成的“公共花园”（后改名为外滩公园），随后公园在上海和其他被辟为通商口岸的城市中陆续出现。公园以实体的形式在国内出现，与上述游览者因赴海外考察而在认识层面开始形成公园观念几乎同步发生，然而租界公园的建造和管理方式，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国人从中体验到深刻的屈辱感，最终影响了晚清时人的公园观。 外滩公园最初只是禁止“下层华人”入内，但是不到5年时间，英人即以华人不守规则为由禁止所有华人入内。188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第24项第5条明确规定，除了西人的佣仆，其余华人一概不准进入外滩公园。这一规则直到1928年，其基本内容都没有发生变化。21外滩公园对华人的限制和歧视，引起了国人长久的不满和持续的抗议，而在围绕此事的一系列论说中，纳税人应当具有平等的权利，是华人在早期交涉中的重要依据：  上海工部局大楼 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则名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西人得以入园中游目骋怀，往来不禁，虽日本人、高丽人亦皆得以公诸同好，听其嬉游，而独于华人则严其励禁，不得拦入。其由来也，盖已久矣。前者鄙人曾著论说，谓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且彼日本之人其捐尤少于西人，高丽之人则竟一无所捐，而何以颠倒若斯乎！22 从中可知，在围绕是否具备入园资格的所谓“公私之辩”中，国人所援引的依据是“西法”，即从纳税角度出发来争取与外国人平等的地位，并以建造和维护公园所需款项由华洋共捐为依据，指出公园的性质属于华洋共有之“公家花园”。在这个意义上，工部局禁止华人入园的规定与公园所承载的理念相悖。 熊月之在讨论“为何是租界公园而不是其他的机构”激起了华人的抗议时，曾考证过积极参与抗争的华商之身份。这些人基本都有西方教育背景，其中一部分人还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因此“他们对西方权利与义务对应的观念比较熟悉”。23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围绕租界公园产生的抗争十分重要。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以游记和报道为媒介传入中国的西方公园的相关信息，同样为国内舆论界反抗租界公园禁令提供了支撑，比如：“沪城邑园开门之时，亦有西人游玩，中国人并不阻止，且颇殷勤，尽地主之谊，华人之在英国者，亦听其入英国花园……而唯本埠之公家花园，则彻有不同。”24 面对舆论压力，租界当局从“文明”话语中为禁令寻找依据，表示外滩公园限制华人入内，是因为华人在公园中表现出了不文明的举止和行为。针对此种说法，上海当局在致英国工部局的信函中认为：“任何种族的人进入花园之后，都有可能用他们的脚随意践踏园里的花草。这与国籍无关。”25也就是说，公园的禁令针对的应该是具体的行为，而非入园者的种族抑或国族身份。这暴露出文明等级论的话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套人种学标准”，26上海当局的抗议恰恰反映了西方文明话语中的这种“文明”与“种族”的同构关系。租界当局将行为与身份混淆并以此禁止华人入园，实际上正是在潜意识中将中国置于“文明”的反面位置上。 吊诡的是，尽管上海在交涉中指出了租界当局设立禁令的理由存在着极大的偏见，但当时不少人仍然接受了中西文明程度存在高下之分的前提，进而以此为基础在文明话语的内部就公园问题展开交涉。相关报道评论此事，总是在批评禁令不合理之后，将话锋转向“内省公德”的方向，随即在论说中依照人的品类与性情将华人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绅商在与工部局的交涉中所谋求的“华人持凭据出入”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只是谋求华人中地位较高、举止“文明”的人（往往就是其自身）与外国人之间的平等，也就是说，“在这场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力过程中，下层社会的华人其实是被排除在外的”。27 外滩公园的相关禁令并未因国人抗争而取消，相反，它在中国一直持续了60多年。这使得“租界公园不仅成为殖民主义空间的物化载体，而且因华人不能入园问题而成为歧视华人的象征符号，构成对华人精神的严重戕害，使中国人对殖民主义空间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弹心理与深刻的民族集体记忆”。28 当这些复杂而丰富的观念渗透到晚清的文学创作中，文学中的“公园”意象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呈现。陈天华署名“神州痛哭人”作《警世钟》，点出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惊呼国破家亡的惨象即将到来的同时，作者特别引述了租界公园禁止华人入园一事作为论述当时中外关系和中国国家地位的例子：“上海有一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与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中国如今尚有一个国号，他们待中国已是这样，等到他瓜分中国之后，还可想得吗？”29在陈天华笔下，租界公园同时体现了晚清时期国家所遇到的内外两种空间危机，它既是主权缺失的象征，又是“天下”秩序崩溃的表现。个人在公园门前的遭遇与国家的境况合二为一，陈天华由此将“身家”和“国家”联系到了一起，为每个人敲响了警世之钟，号召国民奋起反抗。  作者陈天华与《警世钟》 外滩公园这一文学意象直接出现在《警世钟》的文本里，而在另一些文学作品中，有关外滩公园的记忆成为作者潜意识的一部分，影响到作品中的公园书写，使租界公园以变形的方式出现。如许指严创作于1909年的科幻乌托邦小说《电世界》，讲述了“电王”黄震球通过发展电力和科技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种族和民族危机，并重新构建理想国家和世界秩序的故事。作为作者化身的小说叙事者，在中国遭受“西威国”侵略而满腹愁思时，“当下就信步向公园路走去，到什么黄浦公园里去玩了一回”。30黄震球麾下电厂的副厂主带着大队“电艇”来到上海助战时，“国会”会员招待副厂主等人的地点也是这个“黄浦公园”。 由于围绕外滩公园上演斗争的时期和地点，与许指严的生活经历有着时空上的重叠，故而文中的叙事者在国难当头时不由自主地来到“黄浦公园”，便不能认为是无心之笔。一方面，通过“黄浦公园”这个意象，小说情节与现实局势被勾连了起来，“黄浦公园”成为国人可以随意进入的地方，甚至是国家举办重要招待活动的场所，辅证了许指严关于21世纪中国之为独立自主国家的预想；另一方面，这个公园伴随着由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引发的担忧而出现，它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显露出晚清时人面对现实无解难题时难以言表的焦虑和隐痛。  《电世界》作者许指严 在晚清中国这个特定的时空中，租界里的公园是华洋两重文化空间碰撞后的产物，公园体现的空间危机，正是晚清民族、国家遭遇生存危机的表征。与游记和报刊加诸公园的期许不同，租界公园虽然以“公”为名，实际上却包含了各种“不公”之事，它成为西方文明论观念下用于甄别、区隔不同群体的手段，激发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为晚清文学中的“公园”意象注入了反思殖民主义和呼唤民族主义的双重内涵。 晚清乌托邦文学的“公园情结” 和“大同”想象 晚清乌托邦文学的“公园情结”，既包含了美好的公园理想在实践中体验到的受挫感，也不断折射出租界公园的多重空间危机。许指严的《电世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蔡元培的《新中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在想象未来中国时都显露出了“公园情结”。其中，《电世界》一书中的“公园”意象内涵最为复杂。许指严有关“含万公园”的想象不但延续了晚清时期公园理想中对新国民和新国家的期许，还试图融合中国传统与西方近代思想中的“公”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表达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最终在想象全新世界秩序之时表现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吴趼人《新石头记》 《电世界》中，黄震球以科技手段解决了“西威国”对中国的威胁之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大同帝国”。“大同”是传统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理想的观念，按照《礼记·礼运》中的表述，“天下为公”是大同世界的基本属性。只不过在传统的经学脉络中，“天下为公”被阐释为君主对“天下”的“公”，而按照《电世界》的设想，中国已经采用了西方的立宪政体，当小说中皇帝的存在感已经十分薄弱时，实际上掌权的是科学家。与中国古典传统中的理想统治者相比较，“宽泛地讲，电王之言行事迹亦合乎'内圣外王’，只是'圣’与'王’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而黄震球“由圣而王的依凭并不是道德，而是以对'物理’的深刻认知为基础的强大技术能力”。31但是从黄震球治理世界的理念中可以看到，在他建设“大同帝国”并规划世界秩序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中国，“公”在政治、社会层面上首先是“生民”的问题。“大同帝国”保证了万物整体在生存层面的“公”理念的实施。在大同世界，“财产愈富，物价却愈低廉，所以金钱充斥，不是但供给富翁的快乐，一般穷民，也觉得生计宽裕，度日无难”。32在保障国民基本生存的基础上，黄震球还着力推动公共设施的建设。许指严在构想“大同帝国”时，几乎没有涉及国家权力结构和国民政治权利等层面，因此作为“电王”治理理念的“公”，是在技术进步和物质丰富的基础上，由“电王”一己的道德所保证的。 黄震球还积极开辟公共空间，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话说电王造成了人寿年丰的世界，凡人类缺憾的事情，没一件不补满了，于是又想着与民同乐的一种趣味。因想自己有了别墅，可以悦目赏心，一般平民，只有街坊散步，这是最不公平的。”33于是黄震球在北极地区建设了一座极大的“含万公园”，它的内部空间完全复制了晚清时期公园理想中的设计：“进了园门，四面都有极大草场，草场中间，便是大喷水池，八面都放着极长的甬道。甬道两旁，都是合抱的大树。大树中间，有的是植物区，有的是动物区，有的是矿物区，有的是商品陈列所，有的是劝工场，有的是百戏场，有的是美术展览所，有的是人类馆，有的是大餐间，有的是歌舞场，有的是跳舞会。”34推己及人、与民同乐的儒家思想，与近代政治制度中的公平理念的结合，带来了“公共性”的扩张，使得“公”的理念延展到调整君民之间乃至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层面。“含万公园”面对所有阶层均一视同仁地开放，不设任何限制，这一细节背后，反映的是晚清时期对现代国家以及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国民”的想象。按照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来进行布置的展览馆，使公园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功能，指向新国民的培育——不仅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也包括知识结构与政治观念层面上的更新。 在《电世界》中，对于如何“变换世界”并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许指严始终念兹在兹。许指严感受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一方面期望中国在民族和种族的竞争中重新确立“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又以“大同”理想来超越民族、种族之间的区隔。由于“大同帝国”是在中国“统一”了亚洲、又战胜了欧洲国家以后建立的“全球一帝国”，因此“含万公园”所体现出的世界性，不是在空间规划上按照实际地理分野将缩小的“世界”纳入公园中，而是在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之后，对世界秩序进行想象性重构，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严肃思考。 虽然许指严在小说中让黄震球雇佣欧洲工人来修建公园，仿佛以此证明世界秩序的某种逆转，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以“同态复仇”的方式禁止西人进入公园，也没有禁止在当时被视为“半文明”或“野蛮”的其他种族进入公园。唯有“西威国”舰队的遗属和工人“谋反”时，黄震球才以“永远不许游公园”作为对他们的惩罚。许指严对“以牙还牙”这一诱惑的克服，或许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对“公”的理解有关。沟口雄三指出，“中国式的天之公，渗透到政治性的公，使之具有了原理性道义性内容”，因此中国的“公”拥有可以“超越民族和国家而存在的天下式公界”，35而自从“天下”由华夷隔绝变为中外联属之后，“公界也向着中外联属之公界扩充了”。36在《电世界》中，中国传统中对“公”精神的强调，是许指严得以超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局限并表达世界主义愿景的重要思想依托。体现在小说中，就演变为世界上的男男女女都可以作为“大同帝国”的“国民”平等地进入公园中游玩。 然而，公园的修建有赖于黄震球的武力震慑与压制。这一做法与《电世界》开篇所说的“直至胜无可胜，败无可败，乃成世界大和同大平等之局”37的观念是一致的。“大同”与“帝国”本就包含着不同的国际秩序逻辑，小说中黄震球以“帝国”作为实现和保障“大同”理想的手段，而“帝国”的那种依托强权建立起来的、为全球扩张和治理所服务的等级制度，对“大同”的社会理想造成了威胁和破坏。这些相互抵牾之处在“含万公园”这一文学空间中得到了集中展现。 在许指严的设想中，“含万公园”东西南北四区中的物品按照各地方物产来陈列，在四区中间的是一座极高的铁塔——“春明塔”。“春明塔”的顶上三层是藏书楼，它“并不是专藏中国的书，世界各国的书，统统都有，而且不论新旧。电王定了章程，世界上无论何处，出一种新书，必须送一部到这里，旧书自不必说了，只要世界没有灭绝，这里总得有一部的，所以搜罗富足，真是从古以来没有的”。38对于晚清的读者来说，藏书楼是一个很熟悉的事物，也是中国传统文教的代表性建筑。在清代，私家藏书蔚然成风，到了晚清时期，传教士将西方图书馆的思想带入中国，并创办了一些新式藏书楼。在晚清时人的著述中也常见游览世界各地的藏书楼后所留下的文字记述。在救亡图存的呼声中，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创办公共藏书楼，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黄震球在公园中修建藏书楼的做法，一方面与中国古代官方主持搜罗古书、采访遗书、校订整理并编纂目录的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也与晚清时人开办藏书楼的实践步调一致。有趣的是，这座藏书楼的书籍分类依据不是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亦非西方近代的学科建制，而是根据地域——也就是种族和民族进行划分。“三层之中，也略分界限，大约下层是非、澳的书，中层是欧、美的书，最上一层是中国的书，这层便算极点了。”39许指严的分类明显受到西方藏书楼的影响，遵循了文明论对文明等级的划分，只是他将中国的地位调整至最高等级，并将欧美调整至第二等级。就搜罗与收藏而言，藏书楼将藏书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就分类与展示而言，藏书楼以中国为中心制定了一种新的文明等级。这些信息共同象征着中国在小说中重新成为万国中的至尊。 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思想，对于欧洲人或白人因不满于地位低下而奋起反抗的担忧，贯穿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即便黄震球给予欧工丰厚的劳动回报，保障其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仍有一部分白人不堪忍受此种境遇而在公园中刺杀“电王”。“我等都是蓄意要和电王为难的……后来电王封了王，做了内阁首相，我们越发妒忌。他是个人，我们也是个人，如何他仗着两双电翅，一把鍟枪，便占得这样便宜呢？况我们人种，向来称地球第一的，如今倒把土地双手奉人，这种羞耻，如何不要洗雪呢……若不一行暗杀主义，却有辱了我们全种的名誉。”40在《电世界》中，公园不仅是体现世界大同的场所，也是制造和展示文明等级的空间。“大同”与“帝国”的缠绕，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意识的纠缠，都在“公园”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许指严对世界秩序的想象陷入重重困境，这些难题是他无法解答的。所以，即便黄震球因有感于世界上人满为患的困境而生发出到地球之外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决心，在离开地球之前，他也要“把自己的两只电翅，一只鍟枪，送给与李公爵，好像传授衣钵的样子”。41黄震球从“含万公园”离开地球，众人拜别“电王”时，一派和谐、依依不舍的景象看似消解了书中一直或显或隐的种族、民族矛盾，实际上这些矛盾只是被搁置了。最后分别的景象中，外族人民的缺席便是矛盾被搁置的一种表现，这与“含万公园”中耸立的藏书楼，以及黄震球留给李公爵的武器，一起为小说的结局蒙上阴影。 结语 当下，公园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休闲娱乐场所，但是对于百年前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全新空间。在晚清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公园一方面被视为“现代”和“文明”的象征，另一方面在殖民主义和文明等级论的渗透下成为民族矛盾的渊薮。重新检视《电世界》中有关“含万公园”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公园明暗交错的形象背后，是两种世界想象的缠绕和冲突——“大同”社会的建设和维系，不得不以“帝国”的武力和强权作为保障，而“帝国”的武力和强权又必然对“大同”理想造成威胁和破坏，导致许指严依托于公园想象的世界梦想陷入困境。小说的叙事裂隙彰显了一个始终困扰着晚清时人的思想难题。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进入由霸权所主导的国际社会，遭遇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方位危机。有感于近代中国遭受的屈辱，许指严趋向于构想一种超越民族主义、更为公平且正义的理想世界秩序。但是，受制于历史条件，许指严即便已然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和文明等级论背后潜藏的危险并始终为此感到不安，也仍然无法彻底跳出这一思想陷阱，走向自觉的批判和真正的重建，这是其世界理想最终难以为继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电世界》向我们展现了晚清时人构建有别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秩序的思想实验，同时又因其矛盾的书写反而成为历史难题的表征。这个文本富含警示意义，至少对今人而言，检讨“文明”背后的历史意识和底层逻辑仍有其必要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百年中国科幻文学中的人类共同体想象研究”（项目号：21XZW001）、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文明论视野下的晚清时期博览会书写研究”（项目号：IASP2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原刊于《上海文化》202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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