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我党的叛徒，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张国焘、顾顺章、陈公博，但今天所介绍的这个叛徒给我党造成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此三人。 他叫杜衡，1907年出生于陕西省佳县，从小才智过人，后考入了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正值苏俄完成了“十月革命”，红色思想传入了中国，马列著作开始出现在大街小巷的书摊中。 杜衡认为，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沙俄有几分相似，中国要想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可以效仿苏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正好我党的干部经常与学生沟通，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杜衡主动与陕西一带活动的党员取得了联系，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读书期间，杜衡就已经加入了共青团，并经常参加我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毕业后，杜衡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杜衡成为了我党的特派员，从事革命军中的兵运工作。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大肆迫害共产党员。八七会议后，杜衡被任命为陕西省委特派员，成为了陕北特委的创始人之一，后又被提拔为陕西省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的副国级干部高岗，当时就是杜衡的下级。参加革命前期，杜衡对党的忠诚毋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实在是一言难尽，土地革命时期杜衡所追随的路线大部分都是错误的。主持陕西省委工作后，杜衡最早是“立三路线”的追随者，给我党带来了不小损失。党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后，杜衡也被免职。但由于当时陕西急缺干部，被免职仅五个月，杜衡便回到了陕西省委书记的位置。1932年，红26军建立，杜衡担任了军政委，之后便一直带领红26军在陕北一带活动。但是这一次杜衡又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所毒害，他在部队打出“反对上山主义”、“反对逃跑主义”等口号，命令部队前往敌人势力强大的渭华地区创建根据地。刘志丹、王世泰等干部极力劝阻杜衡，要以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为重，继续在照金一带开展游击战。但是杜衡非常固执，并声称这是陕西省委的命令。后来经过调查，这根本不是陕西省委的命令，而是杜衡一个人的主意。红26军在南下的过程中遭到了数倍敌人的围攻，全军与敌人浴血奋战，大多数人都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正当部队与敌人血战时，这场遭遇的始作俑者——杜衡却并没与自己的部队在一起。部队开拔前，杜衡声称要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因此躲过了这场血战。经此一战，红26军损失惨重，其中王世泰指挥的红2团原本300余人的部队，回到照金根据地后，只剩下了不到20人。
受到杜衡的影响，西安的地下党组织也十分激进，他们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1933年4月，陕西省组织部部长程建文被逮捕。特务们对程建文严刑逼供，程建文扛不住皮肉之苦，背叛了组织。但这件事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杜衡把事情想的过于乐观，以为程建文能够经得住考验，所以对地下党的联络地点、接头暗号等并没有进行调整。在程建文的帮助下，国民党特务得知西、安地下党的诸多联络点，其中包括福盛楼饭馆。7月28日，杜衡、袁岳栋、杜衡、贾拓夫、高岗来到了福盛楼饭馆碰头，打算商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行动计划，此时特务们早已在此埋伏多时。贾拓夫十分警惕，他发现有几个人一直在福盛楼门外徘徊，这些人目光飘忽不定，脚步缓慢。贾拓夫马上意识到这些人可能是特务，于是悄悄走到其他四人身旁：“门外有狗，我们分头撤离。”说完便走到了前台结账。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特务头目已经发出了行动信号。特务们最先对杜衡和袁岳栋实施了逮捕，饭馆内瞬间乱作一团。贾拓夫佯装镇定的从正门走了出去，由于场面比较混乱，出门后他便消失在了曲折的巷子里。高岗也趁乱直奔餐馆后门，两个特务想要阻拦，但被他一把推开，之后翻墙逃跑。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在国民党的淫威之下屈服，两人双双背叛了组织。杜衡为了免遭酷刑，主动交代了我党的很多情报，他还写了一本名为《陕西共党沿革》，几乎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报向敌人和盘托出。“福盛楼事件”后，陕西的革命活动陷入了低谷，8月14日，中共陕西特委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红26军南下失败的教训，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除此之外，会议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总指挥部，将陕西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合并，这支部队由王泰吉担任总指挥，高岗担任政委。这次会议被称为是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虽说会议上争论比较激烈，但最终统一了思想，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根据地。杜衡的叛变给陕北的地下党联络网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大量优秀党员被逮捕。此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最高指挥官叛变，部队南下屡屡受挫，高岗、王泰吉、刘志丹等人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乐观的鼓励战士们：“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更何况革命事业？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百姓都站在咱们这边，老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在高岗的带领下，红26军回到照金后积极开展党政工作，几天之内便再次扩充到了一千多人。但杜衡接下来的表现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张国焘、顾顺章叛变后最多也就是泄漏一些我党的秘密，但从未直接对以前的战友痛下杀手，但杜衡却不同，曾经在党内陆位也比较高，但翻脸如反书，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他竟然主动提议带兵“清剿”地下党的同志，被捕的同志高达500多人。有一次，高岗前往西安参加省委会议，杜衡带着一群特务包围了会场，幸亏高岗身手敏捷，这才逃过了追捕。但当他看到特务头目是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时，高岗的心都凉了。随后，国民党政府到处张贴通缉令：“凡抓获“赤匪”高岗者，奖励银元5000，斩获首级者，奖励银元3000。”不仅主动带人抓捕曾经的战友，杜衡还积极的去“策反”他们，想让更多的人和他一样成为叛徒。但是大多数革命人士都非常坚定，对杜衡的行为嗤之以鼻。1935年9月，中共陕西省委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因为杜衡提供的情报，会场再次被抄，除李茂堂以外，其他干部均被逮捕。国民党放话：“只要李茂堂自首，其他人均可无罪释放。”李茂堂轻信了敌人的话，想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其他同志的自由，于是主动去“自首”。但国民党言而无信，这只不过是骗李茂堂自投罗网的套路。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后，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看中了他，于是委托杜衡去说服他为中统服务。李茂堂常年从事地下工作，头脑比较灵活，他认为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机会，于是装成了与杜衡相见恨晚的样子，顺水推舟的加入了中统。杜衡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殊不知给了李茂堂一个神助攻，成就了李茂堂的特工神话。这次事件之后，杜衡在中统更加受到器重，特务头目宋志先提拔他为肃反委员会反省科科长，从此之后专门负责被捕共产党员的策反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杜衡在中统工作的更加卖力，情报工作、策反工作一把抓，对国民党可谓是忠心耿耿。然而，国民党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仅用了一年就被我军扭转了局势。渡江战役后，杜衡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也妄想着晚年回到陕西老家生活，但这个愿望将永远不能实现。为了不被清算，1949年杜衡跟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在台湾先后担任内政部调查局处长、国民党训练委员会主任，平时主要负责训练情报人员。虽说官职不低，但杜衡在台湾生活的并不愉快，背叛组织所带来的愧疚感伴随了他的后半生，1965年4月27日，年仅58岁的杜衡在台湾病逝，国民党还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虽说杜衡通过背叛组织换来了荣华富贵，但他的内心是空虚的，人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无异于行尸走肉。虽说在革命初期，他也是个忧国忧民的共产主义者，为陕北红军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内心不坚定，成为了反动势力的帮凶，他将会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