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探析“文庙文化”

夏天杂志 2023-08-28 发布于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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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文庙文化”

福建省莆田市孔子文化研究会仙游分会吴松江

在人文历史中，许多历史事物都存在着起因及其背景、兴盛与衰微的起伏交替等过程。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都蕴含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的进展与演变，这个历史事物在与人类文明不断的交融与整合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该历史事物为主体的文化形态，从而自成了一个文化体系。

文庙是由孔子家庙衍化而来的，自从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州县学皆特立孔子庙”^[1]之始，全国各地应诏建立的孔子庙便成了当时的新鲜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孔子庙至今都成了历史的故物。在这漫长的历史进展和演化之中，全国各地的孔子庙都经历了兴建与摧毁相交替的各个兴衰阶段过程。这样，由产生“孔子庙”历史事物的政治背景及其该事物的发展和淘汰衍化过程，形成了一部文庙的兴衰史。在这部文庙兴衰史中蕴含着许许多多的文化因素，也即是说，文庙这个历史事物，经过历代战火的不断洗礼与人类文明的不断内化，最终形成了具有自成系统的一种文化体系——“文庙文化”，文庙的兴衰史便是文庙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鉴于文庙文化的包容博大与广泛，笔者只从文庙的起因及其名称演变、庙殿的规制格局、和文庙保护等方面的角度进行探讨与分析，试图从中挖掘出文庙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内蕴，以让国人认识这支位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的文庙文化瑰葩之秀，从而能以自觉的行为与义务而保护之。

一、文庙名称的演变及其政治背景

在人文历史中，一种事物的名称演变，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自春秋时期鲁哀公十七年到如今的二千多年中，文庙有着许多种的名称和称号，这种名称的演变就是文庙文化外化的一种表现。

在汉代之前，庙本是供祀祖宗的地方，那时，对庙的规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帝王按制建祖庙称“太庙”，其他凡有官爵的人，也可按制建庙，称“家庙”。据史料记载^[2]，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年），鲁哀公命令将孔子故里（今山东曲阜）故宅三间改为庙堂，岁时奉祀。从这一记载中可知，孔子去世后乃是按制建立了“家庙”，这个家庙就是后世各地孔子庙的始祖庙，也即是如今的山东曲阜孔庙的前身。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年）在都城平城（今大同）“立孔子庙”^[3]，此为京师立庙之始。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诏国子学各立周公、孔子庙一所，四时致祭^[4]，长安城出现单独的孔子庙，是为国学立庙之始。这两次都未将孔子庙普及到全国各地。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下诏：“天下学皆立周、孔庙”，“停周公祀，专祀孔子，尊为先圣”。贞观四年（630年）又诏“州县皆特立孔子庙，四时致祭”^[5]。从唐贞观元年起，由孔子家族祭祀处的“家庙”，扩展为全国性的儒家祭祀场所——“孔子庙”。

随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孔子被追封为“文宣王”^[6]（这里的“王”是爵位，不是后世皇帝以下的侯王的王，而是周天子“武王”“成王”的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孔子被追封为“玄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孔子又被追封为“至圣文宣王”^[7]。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孔子再被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8]。在唐至元这一段时期中，孔子的谥和爵的封号都是为“文宣王”，谥和爵的封号之前的尊号则是逐步升级，由“玄圣”升为“至圣”再升为“大成至圣”，为此孔子庙也就相应地分别改称为“文宣王庙”、“玄圣文宣王庙”、“至圣文宣王庙”和“大成至圣文宣王庙”。由于宋、元时期帝王在孔子的谥和爵的封号之前所加的都是“圣”的尊号，所以孔子庙也称为“圣庙”或“先圣庙”。由于孔门弟子对孔子的称呼为夫子，所以孔子庙也称为“夫子庙”，如南京夫子庙。

明、清两代，由于皇权至上，帝王们就改称孔子为师而省去王之称号，即是先后称其为“至圣先师”和“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随即将全国各地方的孔子庙由“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庙”的全称，省称为“文庙”了。

明、清时期，全国许多地区在县一级城镇的文庙内都设学宫，作为本地儒生学习的地方，因此有的地方也把文庙称为学宫。

自前478年孔子逝世至今的二千多年来，文庙各种名称的衍变可以用如下的简图表示：

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是由社会政治背景和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发展到相当水平等原因同时所决定的结果。在文庙文化中，文庙名称的演变现象从表面上看来乃是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而致，实质上则是历代帝王在实施尊儒治国的一种策略，这就是当时孔子庙产生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背景，也是文庙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太宗之所以要下诏全国各州县敕建孔子庙呢？这是有其前期的政治历史背景之所致的，即是^[9]：西汉元始元年（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古人认为“褒成”是国名，“宣尼”是谥号，“公”是爵位。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元宏称孔子为“文圣尼父”。“文圣”是尊号，“尼父”是敬称。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邹”是国名，“公”是爵位。隋开皇元年（581年），文帝杨坚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先师”是尊称。唐贞观二年（628年），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尊称）。贞观十一年（637年），改称孔子为“宣父”，“宣”为谥号，“父”是美称。

在古代，为了稳定国家政权的统治，立庙祭祀是有严格的限制，在《礼祭法》中规定：“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困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唐太宗之所以要在全国范围内敕建孔子庙，就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思想不但对国家有利，而且对百姓也有很大的贡献，乃属于“施于民”之列的祭祀规定。唐太宗想通过竖立孔子楷模，号召全国性祭祀，这样更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这就是唐太宗的一种聪明治国之术的体现。

若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是初步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而治理国家的话，那么唐太宗颁发的“州县学皆作孔子庙”诏书便是进一步巩固儒家的正统思想地位以治国。当时汉武帝只是在朝廷高层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而唐太宗李世民经过颁诏天下，且以建造孔子庙这一实物作为具体的昭示，乃是使孔子（实是儒家思想）在全国范围中受到尊崇更具普及性和具体性，这对巩固儒家思想地位在治国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孔子在生前的春秋时期，其最大的官职只不过是大夫一级，可是到了唐代中期乃至宋、元两代时期，帝王们对孔子的敕封和追谥逐步升级中最后竟然达到“帝”的级别，这就是西夏仁宗所封的“文宣帝”^[10]，这一封号是历朝历代最高级别的。在追封孔子的尊号方面，从“玄圣”升到“至圣”，再升到“大成至圣”之高誉，层层加码。“圣”乃指人格最高尚的、智慧最高超的人。“玄圣”是指有大德而无爵位的圣人，《庄子·天道》：“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而“至圣”则是指道德智能最高的人，《礼记·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墨子·辞过》：“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清代书法家翁元圻注引明世宗时礼部议曰：“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大成”乃是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其赞扬孔子思想集古圣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除孔子之外，其他的人都不能冠以“大成”之号。由此看来，在这一时期，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实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达到了顶峰。

到了明、清时期，帝王们因顾及到皇权至高无上，就着重在师的表率作用方面对孔子的尊崇，如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尊孔子为“至圣先师”^[11]。清顺治二年（1645年）世祖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12]。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政府尊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13]。明、清帝王们仍是尊崇孔子和推崇儒家思想，康熙、乾隆先后十次到曲阜亲自祭孔。孔庙的规格和祭孔的活动，也达到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元明清时期共重修、扩建曲阜孔庙41次，明弘治、清雍正年间，曲阜孔庙两次遭受火灾，均拨巨款重新修建。各地孔庙的数量规模都有所扩大，至明代，全国府、州、县三级孔庙，总数约1560所，清代又有所增加。^[14]

二、文庙建筑的规制与格局特点

在文庙建筑的规制和格局之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文庙文化。由于历朝历代对儒学的极力推崇，文庙的始祖庙——山东曲阜孔庙的建筑具有严格的规制，乃是享受帝王礼遇，为皇宫之制，即是总体布局采用了帝王宫室的门隅之制：院落和门屋的数量采用“九五”之制，即九进院落，五重门屋（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亦属天子宫室的规制。主殿大成殿面阔九开间，进深五开间，暗合“九五”之制。此外，重檐九脊，红色柱墙门窗，黄色琉璃脊兽，金龙和玺彩画，都是顶级规格。普遍采用龙纹装饰，仅大成殿28根龙柱上就刻龙1316条，均为帝王专用五爪龙。大成殿孔子塑像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天子礼制^[15]。

全国各地文庙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是依据曲阜孔庙：庙宇中轴线上的第一座建筑为“万仞宫墙”其含义为赞扬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此建筑功能具有“影壁”、“照壁”的作用，一般来说，这是在各地文庙的第一进院落里，东西有门坊，其式样或牌楼或门道，其坊上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其意言孔子思想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有的则书“金声”、“玉振”，也有的为“太和元气坊”、“洙泗渊源坊”，作为文庙侧门，也有的称为礼门、义路、贤关、圣域、黉门，表明由此进入儒家殿堂。棂星门是孔庙的第一座大门，为牌楼式木质或石结构建筑。棂星门前或棂星门内设半圆形水池，称为“泮池”，这是文庙的一种特有形制。泮池上一般有石桥，或拱或平，或三座三洞或单座多洞不等，被称为“泮桥”。棂星门之内是大成门。大成门又称仪门，俗称戟门，因为宋以后孔庙门列棨戟，故有此称。大成门一般有三门，为表示对文庙的礼敬，遇有重大仪典才开中门，平时均以两腋门出入。大成门内为大成殿和两庑，为了排列一百多名孔门弟子和历代贤儒的神主，两庑必须有足够的长度，这就形成了不同于四合院的廊庑院布置形式。大成殿为孔庙的主殿，一般立孔子牌位或孔子塑像。孔庙大成殿之后设崇圣祠。沿中轴线，在大成殿后还设有学官视事和生员集会用的“明伦堂”，两侧则布置祀当地有政绩的地方官的“名宦祠”，祀当地出身的著名官员的“乡贤祠”和师生教学用房。有些文庙还设神厨、乐器库、礼乐亭、省牲所、会馔厅、更衣亭等进行祭祀活动需用的配套建筑。另外，具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戏楼、忠孝祠、节烈祠等建筑在一些孔庙中也有出现。宋明二代，学宫还多设射圃，供生员练习弓矢之用，至清代孔庙射圃已不多见。以上这些配套建筑在孔庙组群中的位置并不十分明确，但不能出现在中轴线上，而是分布在两侧。^[16]

现以简明示意图表示如下：

本邑现存的仙游文庙的布局，基本上就是依据上述而设置的：即是沿中轴线为绰楔门、泮池、大成门、大天井（两庑在其左右侧）、丹墀、祭台、大成殿和崇圣祠。崇圣祠东侧前座为名宦祠，后座为明伦堂，西侧后座为藏经阁和文昌阁。而在清乾隆三十三年时文庙建筑群的概况及其格局：“乾隆三十三年奉上谕：圣庙大门增先师庙匾额。二门改为大成门，正殿改为大成殿。此则历年建置可考而知者也，今统庙制而详列之。则正庙居中，庙之前为两庑。南为棂星门，门之左右为名宦乡贤祠。前为泮池，又前为绰楔门。门之外左为圣域，右为贤关。庙之北为崇圣祠。祠之夹室为米廪神厨，右为忠孝祠。庙之东为文昌宫，其后为文在堂（本观德堂地改祀郑燠，今渐圮）。庙之西为明伦堂，堂之前为露台，为仪门，门左为土地祠，右为颜公祠。堂之后为尊经阁，阁之两庑为退省轩文会堂，右为乐育堂，又前为雅言堂、祭器乐器二库。在两庑缭以周垣，方正严整。”^[17]

三、文庙的功能及其文化的内化与外延现象

文庙的最显著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孔子的场所。自从唐高祖武德二年诏国子学各立周公、孔子庙之后，此时开始了庙学相结合，也就成了定制，一直沿延到民国。这样，文庙便与国子学、学宫、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相配套，也即是说，文庙此时已成为岁时祭孔，平时学习的一个场所。以后，文庙又成了学子拜谒圣人从师进学的神庙，即是学子入学和秀才考中者都要到文庙行“释菜”礼。同时，文庙又是地方官员拜谒圣人先师而后施政的圣殿，而且每年春秋两季，府县主要官员还要到文庙行“释奠”礼。由此可见，文庙的功能显然增加了。

再后，文庙两侧建置了祭祀当地有政绩的地方官的“名宦祠”和祭祀当地出身的著名官员的“乡贤祠”。文庙本是祭孔子的祠庙，现在又扩大到在其旁也可以祭祀有政绩和功绩的名宦乡贤了，又再后，忠孝祠、节烈祠等建筑也在一些孔庙中出现。这样，祭祀的对象范围不断扩大，最后祭祀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为男性，节烈的女性也可在祭祀之列了。这样，文庙的功能也得到了不断的提升。

宋明二代，学宫还多设射圃，供生员练习弓矢之用。宋代之前，文庙里的学宫乃是习文的，现在增加了武射，这可能与当时边防军事有关。其功能又再增加。

这些文庙功能的增加，实际上是一种文庙文化内涵扩大的体现。

在人文历史中，往往发生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汇融合的现象。文庙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必然也会与其他与其不是同范畴的文化进行碰撞、交汇和融合，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有的文化被其吸收并内化为自己文化内涵的一部分。在另一场合中，文庙文化则是被其他文化所援借吸收而成了这种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部分，这是文庙文化跨领域到另一文化之中的外延现象；而文庙文化的另一种外延现象则是文庙跨国度到另外国家中建造。

曲阜孔庙的建筑规制，乃是吸收宫廷文化而内化为文庙文化中的一个内容。同样地，文庙建筑群建造的格局是以中轴线为左右对称的形式，此乃是受美学文化的对称均衡原则所影响，将其吸收内化之后以本文化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

此外，在全国各地许多文庙建筑中都留有中国传统文化风水这方面的文化追求与痕迹，如：在清乾隆《仙游县志·学校志·庙制》中，有关学宫（文庙）选址的记载：“仙游县学旧志但云宋初建于城西。……咸平五年，县尉段全迁建县南。秀钟二飞，翠挹九朝，东山左峙，宝幢右翼。纳百川之水汇之虎啸潭溪，光山色澄泓苍郁，诚为地辟奥区用妥圣灵也。”庙宇建造已毕，“于是，南湖潴之，鹰塔起之，泮林茂之，雉堞环之，与城外山水互相映带，诚所谓妥灵毓秀弦诵之区也。”这些都是从“钟灵毓秀”的风水角度来审视学宫（文庙）的朝向及其四周环境能否多出人才。又如，福建惠安文庙，朝向的位置就是前十里外有一座山峰，山巅原为三块大石对拱，旧称香炉山。明洪武年间惠安知县集资鸠工于山巅增筑尖顶，有如香炉中插上一炷香，预兆县运兴昌，人才鼎盛。因尖顶形状如塔，高有二三丈，远望正像“文笔朝天”。明嘉靖三年文庙重建时遂改变其朝向，使其前后正好对着文笔峰和莲花山。从此地灵人杰，文运兴盛，全县果然出了不少的人才，单就附近几个村落就出有“六部”、“九卿”、“十八堂”等知名人物。再如，云南宾川文庙坐东向西，面对笔架山；广西武宣文庙文庙坐北朝南，俯视黔江，面对文笔峰。这些建筑的朝向现象，都是追求风水的行为，是文庙文化内化风水文化的一种现象。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旅游业迅速发展，历史文物的文庙也就被作为旅游资源而利用，成了旅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文庙在旅游文化中被作为旅游资源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对文庙中孔子像的神化而吸引游客。如有一段报道^[18]说：“南京夫子庙，每年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近千万游客。而南京本地人过年过节也不忘到夫子庙逛逛，其中不少高考的考生和家长，在考试以及发榜前，还会到夫子庙里祭拜孔子，以祈求取得好成绩。他们有的将心愿牌挂在大成殿里孔子画像下方的围栏上，有的则触摸孔子像、双脚和衣角。而大成殿的导游和工作人员，则编出“左清华，右北大，摸摸衣服上哈佛”的顺口溜。记者看到，孔子像的双脚和衣角已经被摸得锃光发亮。”这些都是文庙文化跨领域的文化外延现象的表现形式。

文庙文化跨国度的文化外延现象表现形式则是国外设立文庙。如^[19]：

中国的儒家文化对越南影响非常深。最早记载的孔庙是越南李朝神武二年（1070年）在首都兴建的。越南陈朝光泰十四年（1397年）明各府设立学校，孔庙开始遍及各地。该国文庙的形制和中国相似，不同的是，大成殿之前有拜殿，大成门前有建筑。比较著名的有顺化国子监、会安文庙、海阳文庙、安宁文庙等。其祭祀对象也仿照中国的制度，但是还增加了越南的学者。

朝鲜是除中国外孔庙最多的地方。高丽时，开始设立孔庙。1268年孔庙开始推向地方。李成桂时期，命令地方各级都要建立孔庙，从此孔庙遍及朝鲜全境。朝鲜孔庙的布局也是仿照中国孔庙的，但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为前学后庙。除嗣奉中国的儒家圣贤外，还有本国的东国十八贤。朝鲜历史上共有362座礼制孔庙。二战后，南北分治，北部的孔庙改作他用，南部的232座孔庙很多仍然进行祭祀活动。

在大韩民国现存非礼制孔庙有12座祠堂、2座书院、3座书斋。

日本长崎县长崎市和汤岛圣堂-东京都文京区都设有孔子庙。

马来西亚最早的孔庙是建在槟城孔圣庙中华小学里面，是由清朝驻槟城大使张弼士所创。昔日儿童第一天上学之前家长必带儿女到此庙祭孔，以求前程光明。除此之外，在马六甲也建有孔子大厦，每年都有举行祭孔活动。

四、文庙保护的概念与方式

文庙保护是文庙文化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内容。保护，就是“爱护，并采取一系列使其免受可能受到损害的措施”。所谓的文庙保护，实际上就是属于文物保护范畴中的一项内容，因为文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重要历史遗留物。除了曲阜孔庙于1994年12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外，目前中国现存文庙300多处文庙中有90％以上被列为县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40多处^[20]。

文庙将是如何保护的呢？笔者认为，就行为和效果而言，对文庙的保护有正向保护和负向的反保护两种不同的行为和效果。正向保护的行为和效果有很多种的形式，如，以实施文物保护法保护，自然灾害之后的重修，阻止或制止人为破坏的行为和举动等等，都是属于正向的保护行为和效果。倡议或捐款建设也是一种正向的保护行为。而因自然灾害引起的文庙建筑物的毁坏，人为的破坏和侵占庙产等，则是属于负向的反保护行为和效果。

在全国各地文庙都设有皇谕的“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石碑，这实际上是相当于是竖上了现今的国家级文物保护碑。既然文武百官路过圣人庙前都得下轿下马肃行，那么神圣的庙宇更不能有任何的损坏或损失。这就是古代以朝廷下谕的明示方式来保护文庙，这乃是以法纪的手段来保护文庙的一种有效措施。

此外，历史上曾有过五次皇帝下诏（或是以会典的形式下谕）敕建孔子庙，这五次是：第一次是唐太宗贞观四年下诏：“州县学皆特立孔子庙”；第二次是金代泰和四年（1204年）下诏各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赠修之”^[21]。第三次是西夏仁宗三年（1146年）三月，西夏仁宗颁布诏令：“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22]；第四次是：元朝建国之初，忽必烈提倡尊孔，“诏修天下孔庙”^[23]。第四次是：按《大清会典》，凡省、州、府、县治所在地，皆需设立孔庙^[24]。这五次的举动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文庙保护的行为，其方式即是以最高的“皇命”来强制建立庙宇的手段。

查阅全国各地现存文庙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在唐代建造的文庙（孔子庙）至今只剩寥寥无几了。为何？笔者认为，自唐太宗下诏全国各州县敕建孔子庙之后，有可能是一些州县因实际的经济力不足或者社会文化氛围不够而建造不起孔子庙，或者也有另一种可能原因，即是一些州县设立的时间是在唐贞观四年之后。若是没有以后几次的皇帝下诏建庙的话，这些州县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文庙了。从这一点来说，一次又一次的帝王下谕建庙，便是一波继一波地推动着建造孔子庙的高潮，促使那些原来由于经济力不足未建庙的地方富庶之后迎头赶上建庙，昭令地方官员对那些庙宇因灾害或兵燹而毁圮须要重新建造。为此说，皇帝们的下谕建庙行为，实际上就是动用政治势力的一种强制保护行为与方式。

笔者认为，全国各地现有的文庙之所以能保存到至今，这与各地民众在历代中尽力抢救与修葺的保护行为分不开的。现以本邑仙游文庙保护的古今概况介绍如下。

建于宋咸平五年（1002年）的仙游文庙，与全国各地的文庙一样，都经历着兴与衰的交替起伏命运。在文庙的正向保护与负向反保护的反复较量中，历经六十多次的兴建、修葺、增建、复修、扩建和重修等一系列的具体行动和保护措施，从损毁、庙产被侵吞和兵燹的种种劫难之中浴火重生。本邑官民在保护文庙的一系列的具体行动和有效措施，在清乾隆《乾隆县志》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和阐述。如，“元祐九年复修。宣和宋制废学宫圮。绍兴九年邑人肇庆守陈可大出赀率众重建，知县谢天民助成之。”又，“宝祐三年，邵武赵与泌来宰斯邑，建尊经阁于尊道堂之东，偏下为文会堂及廊庑，祭器悉备，辟复西沟之侵地。”又，“元至正二十年山寇暴至学宫，碑刻祭器焚毁殆尽。知县任兴即故地重建大成殿，塑先圣四圣十哲。”等等^[25]。

在县志记载中，特意附上了许多小记，记录当时有关文庙破坏的情状及其具体的保护措施，现以其中的一篇为例以说明。

这篇附记是宋绍兴九年知县谢天民所记的，他是亲自参与帮助文庙修复行动的，其中对文庙被侵情况和损毁颓废现状，以及修复的记录得极为详细：“宣和宋例罢养士。北之便坐为丞厅所侵，南之泮水为两邻所侵，堂庑至为造军器所接，便除折亦为两邻所侵。房舍豢鸡豚系马牛，曝谷帛者皆往焉。……绍兴己未岁，邑有耆旧待次里闬率士人出家赀以鼎新之，未及成，而余适到官甫三日告谒，顾瞻咨嗟，谓此亦当官者之耻。囊之侵地，悉追正之。高垣墙以绝吞并之患，浚泮水甃石为堤，植佳木于岸，又手植岩桂于庭阶之四维。面势轩豁，坐揖前山之爽气。奈工用不赀，官钱不可贷，民钱不欲掠，收拾昔之供县宇私用者，得钱二百万以助成之。时享之器，日用之具，纤细备周。念松楹土壁不阅岁，厅有朽颓，宜以时葺。偶官田舍出卖，又得钱五十四万有余。得田三十五亩半，非敢为本钱，廪米姑敛于利，留为子利，留为补治计。”^[26]记得如此具体而详尽，读毕其记，当时文庙的颓况及其保护的措施与行为宛然再现。

因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单就上述小部分的志载和附记，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地说明当时仙游官民在保护文庙方面的行动和努力。在古代如此，在现今的仙游人民还是一如既往地秉承着古人的保护遗风，将以后的历次劫难之中濒临垂危的文庙抢救过来，重行复修与建设，基本上恢复主体建筑的原貌。现将近二十年来，仙游县对文庙的保护与重修情况介绍如下。

自辛亥革命后至“文革”期间，仙游县文庙主殿先后被作为中小学校舍、县参议会会址、政干所所址等场所，主殿以外的其余庙产也被侵用为公安局、法院、工商局等部门的办公地方。在文革中文庙原有的泮池被填掉建起红太阳馆。改革开放之后，有识人士深切意识到：“誉为'海滨邹鲁’仙邑，历代人才辈出，近现代画坛李耕李霞、剧坛郑怀兴等国俊奇才突出，文庙功不可没。”为此县文化部门将对文庙的抢救修复等项保护措施提到议事日程上。于1980年9月就将文庙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将县博物馆迁至文庙中，以加强文物管理与保护力度。于1985年10月，福建省厅拨款重修，1997年9月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仙游县按照“保护第一、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原则,由县政府发函授权挂牌成立“仙游文庙修复董事会”,启动文庙修缮一期工程。这是一项既须社会全社会关注，又需社会支持的工程，经规划核算，这次大规模重修计需投入资金1011万元。在启动文庙的修缮工程之初，县府县委五套班子带头捐资，海内外各界人士积极捐款558万元。从庙中捐资的功德碑中可看出，款项最多的捐100万元，最小的50元。捐多捐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爱心、社会责任心和保护之心。县政府对这次重修文庙的捐献者分别以给予张榜公布、颁发证书、勒碑留名、赠匾留念和冠名纪念等形式表彰。经过三年的整修，仙游文庙面貌焕然一新。

仙游县政府除了采取将文庙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大规模重修等保护措施之外，还把文庙文化外延到旅游文化中，作为仙游县旅游资源，与旅游部门一起，对文庙这一历史文物起了双重保护作用。同时，每逢重大的节日，文庙中都定期举行书画展活动，政府部门还拟定将文庙作为弘扬国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也是一种对文庙保护的一种有效措施。

结束语

文庙文化乃是隶属于儒家文化中一支分文化，而儒家文化又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说，若把中华民族文化作为母系统看待，那么儒家文化与道家、释家、法家等诸家文化便是并列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子系统。因此，文庙文化就是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子子系统，这就是文庙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的文化地位之所在。文庙乃是文庙文化外在表现的一种载体，文庙的保护，实质上就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具体保护的一种体现。为此说，文庙保护乃是每一位国人所应履行的义务与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