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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一九五三年，是我父母亲结婚时的全家福。站在后排的是我父亲和母亲，坐在中间一排的从右往左数依次是我外公、我外公的母亲（我叫她老外婆）、我外婆，蹲在前面的右边一个是我舅舅（我母亲的亲弟弟），左边一个是我外公妹妹的儿子（我母亲的堂弟）。 我母亲晚年常给我念叨，她嫁给我父亲起初心里是不情愿的，原因就是：第一，我父亲比她年龄大了太多，我母亲是一九三四年出生的，而我父亲是一九二七年出生的，整整大了七岁。因为按照农村的习俗，男女双方相差个两三岁最好。第二，我父亲家里太穷，她结婚后去了锦江镇街上，回到娘家就对她妈（即我外婆）发脾气说：“连个放灯盏的桌子都没有！” 为什么我母亲要对外婆发脾气？因为我母亲与我父亲成婚，是我外婆一手拍板的。前文（即看图说史3）已经说过，我外婆出身于大户人家，她识文断字，女红出众。她父亲着意培养她，本想让她嫁一个“官老爷”，但是无奈生长在山沟沟里面，旧社会交通极不方便，即便你模样出众、才华横溢，没有人举荐你也是枉然。最后不得已下嫁给了我外公——一个忠厚老实、吃苦耐劳的庄稼汉。 下嫁给了我外公后，我外婆还是享福的，诸如上山砍柴、下田栽禾、河畔割草等等脏活累活庄稼活，她不用沾手；而人情来往、子女培养、遇事决断等，都是她说了算。我母亲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外婆曾经给她找过一个婆家。起因当然是不得已。 我母亲说，由于我外公勤劳肯干，又有朱大户（我外婆的娘家）的帮衬，我外公不久就建造了一栋新房子，原先的旧房子被他父亲（即我老外公）给了他小儿子周文选。接着我外公买田买地，家境越来越好，快要接近成为一个小地主了。这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开始拉壮丁，将一个家境殷实的人家一两年时间搞成了破落户。 这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的事情，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兵源告急，便在后方强制征兵。不是什么两男征一，而是看到一个健康的男子汉就拉去当兵。我外公当时已经将近四十岁了，也被当地乡政府列为征兵对象。保安队屡次三番来抓人，搞得我外公无心种田，整天躲在山上。偶尔回到家里睡一晚上也不安生，听到家里的大黄狗叫，就连忙爬起床，从后门跑到山上去。 但是保安队员也有本村人，消息灵通，不可能每次都躲得过去。有一天晚上，我外公回到家，枕头还未睡热，就被保安队员前后夹击，抓了一个正着。先关在村子的祠堂里，预备几天后统一往乡里送。我外婆急了，通过娘家人找到了乡长，乡长答应帮忙，条件是10担谷子。 那一天，抓到的壮丁们被绳子捆着，像一串蚂蚱一样，被保安队员往山里送。走到一个山坳里，我外公突然拽开了绳子，往旁边的树林里跑。保安队员便大叫：“周高选跑了！周高选跑了！”并开枪。其时我母亲正在不远处放牛。她听到枪声，吓得赶快回家，哭着对她妈（我外婆）说：“爹爹被打死了。”我外婆却镇定地叱咤她：“瞎说什么！”原来我外婆心中有数，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捆绑我外公的绳子打了活扣，到山坳里（旁边有片大林子）就跑，保安队员只是对天开枪。 这一次是躲过去了，但是乡长给朱大户的条件是，10担谷子只保这一次。下不为例！朱大户便对我外婆说，不要“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言外之意就是平时要多进贡。我外婆没有办法，只能通过娘家人，与乡长搞好关系，以便每次保安队员下乡抓壮丁时能提前得到消息，预先躲起来。 但是进贡是需要实打实的银元，或者物资，于是卖粮、卖地。外公曾经对我说：“如果再晚一两年解放，房子也会卖掉了，我就要成为贫农了。”又庆幸地说：“如果不是为了躲避抓壮丁，把地卖掉了，我就会被打成地主。那就惨了！”解放后，我外公的成份是：中农。 每次想到这里，我就会发出感慨：我爷爷解放前是锦江镇街上的富人阶层，如果不是大伯败家（见看图说史1），解放后我父亲的家庭成份就是资本家。我外公勤劳致富，如果不是遇到频繁的抓壮丁，解放后他的家庭成份就是地主。这都是命中注定！ 实际上，我命中还有一次差点成为地主崽子。那也是临近解放的时候，因为生活越来越难过，我外婆就作主，把我母亲许配给了她娘家一个大户人家——地主，因为年龄还小，所以没有过门。我母亲告诉我，这家地主有60亩水田。但是当家人已经去世，只剩下孤儿寡母靠这60亩水田生活。晚年我母亲讲起这家人家还是蛮同情的，她说：“这家人孤儿寡母也蛮可怜的，老是受长工欺负，吃饭不做事。” 我外婆的如意算盘是，我母亲如果嫁到这家，等到年纪大了，就是当家人，有60亩水田，日子不要过得太好哦！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我母亲快要出嫁的时候，解放了！我母亲接受了形势教育，斩钉截铁地与这家断绝了关系，因为那是地主，剥削阶级，是新社会的专政对象！ 然后就给了我父亲插足的机会。那时候我父亲是土改工作队队长，并且快到三十岁还没有成家，他在交往中看到了我母亲的模样，在工作中了解到我母亲的情况，于是买了几盒糕点，上门送给我外婆（知道这家的事情是我外婆说了算），正式求亲。 起初我母亲是不同意的，因为嫌他年纪大，又知道进入新政权的人，都是穷苦人，也就是没有钱。女孩子嘛！虽然不能说都是嫌贫爱富，但起码不愿意跟着去吃苦。但是我外婆高瞻远瞩，认定我父亲已经是“官家人”，虽然目前穷，但是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于是便拍板，许可了我父母亲的婚事。 果然如我外婆所愿，我母亲嫁给我父亲以后，也接着成为了有革命工作的人，先在大桥镇上的国营商店当营业员，后在公社的电话总机房当接线员。那年代，双职工家庭，生活确实不会差。以至于我母亲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我说：“我这一辈子也就是跟着你父亲享过几年福。” 但是人的一生，终究还是斗不过命。一九六二年，由于三年自然大灾害，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便开始压缩政府工作人员，官方文件简称“六二压”。规定凡是双职工家庭必须退职一个，于是我母亲成为无工作的家庭妇女。 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我父亲遇难，我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走到了人生的绝境。不过这时我外婆已经过世，我外婆的朱家堂弟对我说：“如果你外婆还在的话，还不知道有多难过呢！”又说：“宁死做官的爹，不要死讨饭的娘。”他的这句话诠释了我们三兄妹接下来的人生。 @原文刊载于第364期《游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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