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为什么不能发电？

儒学新说（六）

作者 | 罗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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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六零后，在我那个年代，好老师的标准，就是随时拿着一个塑料尺，时刻准备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学生。

上课交头接耳，要打手板心，没完成作业，要打手板心，考试不及格，还是要打手板心。

这样的老师，就是所有家长心目中的大神，都争着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的班上去。

相反那些对学生温文尔雅，从来不搞体罚的老师，则被认为是误人子弟。

但是如果要放在今天，有哪个老师敢这么做，恐怕会引起一场轰动全国的大新闻，先不说家长们会集体到学校去抗议，恐怕公安机关立刻就会介入。

这个有趣的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了，但现在的教育理论普遍认为，打骂会影响孩子们的人格培养，不利于他们日后的成长。

所以现在不仅仅老师不能打学生，就是家长打孩子，那也是让人侧目的恐怖行为。

我原来住的一个小区里，就有一个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每天都在强迫孩子弹琴，谈不好就拳脚相加，闹得孩子鬼哭狼嚎，让整个小区的人，都对这个家长指指点点。

更有刻薄的人说，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却强迫孩子去做，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的行为吗？

小区里竟然有这样的人，实在是整个小区的耻辱。

那万一孩子不听话，又不能打骂，该如何去教育呢？

现在所有的教育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用爱去感化孩子们，因为爱是万能的。

你别说这个观点，竟然和孔子孟子，治理一个国家的思路，高度吻合。

在他们看来，既然周公告诉我们，治理一个社会最好的模式，就是要像管理一个家那样，去管理所有的人，那就要用爱去对待每一个人。

所以台湾的环保分子们，坚持要废除核电，可是又提不出替代的方案，只好喊出了“用爱发电”的口号，虽然被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嘲笑，但是在孔孟看来，这才是政治正确。

那么爱真的是万能的吗？

《韩非子》里记载了一个故事，宋国的贵族司城子罕，就对宋桓公说，治理一个国家，无非就是唱白脸和唱红脸。

唱白脸就是追究别人的过错，自然会遭到所有的人厌恶，而唱红脸则是给大家发糖吃，肯定会得到所有人的爱戴。

因此司城子罕提议，为了让宋桓公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以后给大家发红包这种事，就全部由宋桓公来做，而所有的克扣员工薪水，对员工进行管卡压，甚至让他们卷铺盖走人这种事，就全部由自己来做。

让自己来替宋桓公当这个恶人。

宋桓公一听，顿时觉得司城子罕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太爱寡人了，于是立刻批准执行。

宋桓公

那么执行了一年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说句老实话，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很多人听，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这个主意太棒了，简直是管理学上的高招啊。

可是结果呢？

结果让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司城子罕就变成了宋国真正的老大，一脚把宋桓公踢出了管理层。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要理解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那就是打手板心的老师，更容易赢得学生的尊重呢？还是那个天天给学生讲大道理的老师呢？

当然是前者，毕竟打在手板心上的痛，那才是真正的刻骨铭心，至于那些将来会怎么怎么样的大道理，又有几个小朋友能真正理解呢？

所以虽然孔子和孟子，都非常赞成“用爱发电”，可是他的有一部分学生却认为，这纯属是扯淡。

回到战国初年，礼崩越坏，周公的制度不灵了，那为什么不灵了呢？

有一部分儒家知识分子认为，周公最大的问题，就是真把国家当成了一个家来管，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是非不分。

因为在一个家庭里，一旦发生了纠纷，最重要的不是分清对错，而是要化解矛盾。

这就像老公和老婆吵架一样，千万别死抠谁对谁错，否则就只有离婚一条路。

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双方互相道歉，你让一步我让一步，这样才能在晚上重新睡在一张床上。

因此一家之内，打骂和暴力是绝不可以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刑不上大夫”。

同时也不能有成文法，因为这样很容易形成对立，不利于和稀泥。

如果一家人，事事都要搞清楚对错，没人肯让步的话，那一家人就只有天天打架吵架，还怎么过日子呢？

所以按照《孔子家语》卷九里的记载，当他听说了晋国的范宣子，把刑法刻在了赵简子所铸的鼎上，对所有的人公布的时候，他觉得这简直是乱搞，是要亡国的。

不过这事还真让他说着了，没多久就发生了三家分晋，但至于是不是这个原因，孔子后来的弟子们，就和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战国时期第一个强国魏国，从国君魏文侯，相国李悝，到名将吴起，都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学生。

他们就完全不赞同孔子这套主张，他们觉得一个好的家庭，绝不能对错不分，事事和稀泥，要是人人都躺平的话，那这个家就没法过了。

所以大家都得起来挣钱，不听话的就得打手板心，好吃懒做的必须滚蛋。

战国时的第一次变法，就是从魏国开始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不准吃大锅饭，要搞按劳分配。

贵族不能再抱着铁饭碗，干不好就下课，让有能力的人上位。

同时为了让国君能真正的有个“爹”样，有能力打别人的手板心，就必须限制贵族们的力量，不能谁都有实力和“爹”叫板，那样谁打谁的手板心，就说不清楚了。

那既然治理一个家的逻辑，从用爱发电，变成了打手板心，那就要把规矩写清楚，所以李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善的成文法，叫做《法经》。

儒家从这个时候开始，分裂出了两条路线，继续相信能“用爱发电”的那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正统儒家，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那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法家。

两者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如何在具体管理一个家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那么他们之间谁对谁错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看一看，两种思想的成因。

周公之所以相信可以“用爱发电”，是因为周朝早期，全国只有五百万人，分布在从陕西到山东，山西到湖北的整个大中原地区。

这就相当于，把如今一个县的人口，分散到今天十多个省的范围里，你可以想象，见个人影有多难。

既然诸侯和诸侯之间，存在着大片的空地，彼此之间串个门都要跋山涉水，那要想制造点纠纷，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在这种情况下，996也好，躺平也罢，其实没啥区别，混日子很容易，只要一家人之间，不要无事生非就好。

既然有的是生存空间，大家都吃的饱饭，没啥根本的利益纠纷，那一家内部最可能发生的问题，无非就是叔嫂冲突，婆媳矛盾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化解矛盾，比搞清楚事实，显然重要得多。

所以“用爱发电”才是正道。

可是等到了春秋末年，战国初期，中国的人口翻了好几倍，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用的土地都被开发完了，此时要想发财，就只能打邻居的主意了。

这时候一家人，还想稀里糊涂地过日子，说不定哪天就被邻居踹门而入，抢个精光，所以生存的核心，就变成了强家。

而要想强家的话，那就必须管理有序，人人出力，这时候“爹”就不能是个和事佬了，必须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

而强大的领导力只能来自于强大的实力，所以必须把所有的资源，都向“爹”的手里聚拢，由他率领着全家去抢别人，而不被别人抢，这才是天大的事，关系着一个家的生死存亡。

这就是儒家的另一个分支，法家的思路，初期的核心就是强“爹”，只有“爹”强，全家才有可能强。

李悝是第一个意识到强“爹”的重要性的，但他做的还很不彻底，他只是让大家不要躺平，要和“爹”一起奋斗，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如何把资源向“爹”的手里聚集的问题。

不拉开差距，“爹”要想真正地打儿子们的手板心，那是要掂量掂量的，这就像你家的小子，如果到了十六七岁，个比你高，力量比你大，他要是不听你的话，你真的想揍他的时候，下手之前，恐怕必须要考虑考虑，他万一还手的后果。

所以吴起又把李悝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

说起吴起这个人，按照今天的看法，实在是有点没底线，属于极致的功利主义者。

虽然他也是子夏的门徒，曾申的弟子，可是在他的身上，实在是看不到半点儒家的影子。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说，这家伙祖上，大概上过胡润财富排行榜，在卫国是出了名的有钱人，可他却是个官迷，一天到晚挥金如土，到处通关系，走门路，就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

结果没想到海量的财富，全被他打了水漂，竟然连个七品芝麻官都没混上，结果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可是大家谁都没想到，吴起是个真正的狠人，一怒之下，竟然把背后说他坏话的30多个人全都杀了，对着他母亲的面发誓，说不当总理，绝不回国。

吴起逃到了鲁国，拜在了曾申门下，开始学习儒学，很快就声名鹊起。

既然有了才气，机会自然会向他招手。

很快鲁国和齐国之间发生了战争，鲁元公听说吴起是个将才，就很想用他。

可能今天的人会不理解，吴起明明是个儒生，怎么又会被人称作将才呢？

要知道早期的儒家，和后来的儒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早期的儒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都是上马能打仗，下马能写诗，抓着话筒就可以喊麦的全才。

不过鲁元公有个担心，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万一吴起是齐国的间谍怎么办？

没想到吴起二话不说，回家就把老婆杀了，带着老婆的人头回来见鲁元公，把鲁元公惊得下巴都合不上，直接就任命他为领军大将。

而吴起天生就是一个战神胚子，一战就把齐国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有人给他下了点烂药，对鲁元公说：“这人为了当官，眼都不眨，就把老婆杀了，将来要是有利可图，那取大王的脑袋，恐怕连想也不用想吧？”

鲁元公一想，是这个道理呀，这样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啊。

结果吴起用力太猛，不仅仅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搞得自己声名狼藉，只能离开了鲁国，去投据说能礼贤下士的魏文侯。

不过吴起的名声实在太烂了，魏文侯最初也有点犹豫，就问宰相李悝说：“你觉得吴起这个人怎么样？”

李悝回答说：“坏人，但是是坏人里的牛鞭汤，牛逼得不得了，当今第一军事奇才。”

魏文侯虽然师出儒家，也是子夏的学生，但却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一想，牛鞭干不干净，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大补啊，于是就重用了吴起。

而吴起也是在魏国，达到了军事生涯的巅峰，训练出了著名的“魏武卒”，也就是魏国的海豹突击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成为了后来的军神。

虽然吴起的道德水平堪忧，个人修养也一无是处，但吴起的政治思想，却是典型的儒家套路。

宋太祖赵匡胤，曾经觉得宋朝的都城开封无险可守，在军事上太过危险，所以想把首都迁到陕西的长安，但是遭到了他弟弟，宋太宗赵光义的坚决反对。

至于赵光义为什么反对迁都，历史上有很多猜测，但他说出了一个绝对政治正确的理由，国家安危的关键，是“在德不在险”。

但这句话的原创，其实是吴起，吴起攻克了秦国西部的土地之后，魏文侯跑来参观，一看这块地方，左有高山峻岭，右有黄河，绝对是易守难攻，忍不住感叹道，秦国的这块地方实在是太险要了。

没想到吴起立刻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他这种世界观，是绝对错误的，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国家，单单靠地形的险要，就能生存下去，而成功的关键，在于民心的向背。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德不在险”。

这句话也变成了后来儒家的正统价值观。

不过真正让吴起名垂青史的，是他在楚国进行的政治改革。

吴起虽然在魏国变成了军神，但魏国人死活就是不让他做总理，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为了名利，实在是太猴急了，猴急到了这个程度，肯定是没什么底线了，天知道用他会出什么幺蛾子。

因此吴起又一怒之下，离开了魏国，来到了楚国。

而楚国人在当时，属于蛮夷，吴起的道德水平，在中原算个异类，但是在楚国人这里，就是个常态。

对楚悼王来说，只要能补，什么鞭都可以，更何况吴起早就证明了，自己是十全大补丸，那还犹豫什么呢？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核心就是一点，强“爹”。

要知道楚国的贵族力量原本很强大，楚悼王他爸楚声王，就是被楚国的贵族们，假借“盗贼”之手干掉的，所以楚王名为楚国的“爹”，其实也过得非常寒碜。

那要想让楚王真正成为楚国的“爹”，吴起该怎么办呢？

他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楚国的贵族们，迁往鸟不生蛋的偏远的地方，让他们想躺平都不可以，必须在那里搞开发。

这样原本贵族们手里把持的，楚国那些富得流油的地方，自然就全都收归了楚王管理。

这一招迅速改变了楚国的力量对比，用最快的速度，把本来身高和体型，压不了贵族多大一头的楚王，催肥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无霸，从此想打谁的手板心，就打谁的手板心。

此举一度让楚国，变成了战国第一强国。

当然吴起这么搞，虽然让楚国强大了，楚王开心了，可是却得罪了所有的贵族，人人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也就埋下了他悲剧的命运。

所以楚悼王一死，楚国的贵族集体发难，目标只有一个，干掉吴起。

吴起在临死之前，再次表现出他的狠人本色，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就奔向楚悼王的尸体，让那些射他的人，也把箭射在了楚王身上。

这就把本来对他的报复，变成了叛乱，一下子性质就变了。

所以楚悼王的儿子楚肃王上台之后，立刻对这些贵族进行了大清洗，七十多家贵族被灭族，吴起就算是要死，也要把大家拉着一起下地狱，真不愧是当时第一狠人。

早期的法家，我们之所以认为，它并没有脱离儒家，本质上是因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什么样的家是完美的，有着不同的定义。

在战国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一个家能否生存，远比一个家是否和谐更重要，法家只是儒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解决一个家的生存问题，而产生的一个特殊流派。

而后世之所以觉得法家很怪异，和儒家格格不入，本质上是因为，自从秦统一中国之后，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东亚第一，外敌的威胁是有限的，因此内部的和谐问题才是最重要。

所以提倡“用爱发电”的周公主义，自然就比动不动就打要手板心的法家思想，更符合这种大一统社会的需要。

不论是提倡周公思想的孔孟之道，还是提倡变法图强的法家思想，都没有放弃，用管理一个家的方式，来管理整个社会，而这才是儒家思想最本质的核心。

事实上，这两种思想，最后都被荀子有机的统一了起来，所以晚清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尖锐地指出：“两千年来，皆荀学也！”

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篇中详细的阐述。

不过无论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还是吴起在楚国的变法，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效率太低。

从战国开始，兼并战争越演越烈，多吃一口还是少吃一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胖瘦问题，因为一旦力量对比的天平彻底失衡，那落后的一方，就再也没有机会翻身了，最终等待他们的命运，就只能是家破人亡。

所以光靠李悝和吴起变法，这种强“爹”之路是不够的，必须要把一个家的所有潜力，全部动员出来，以最快的速度超越对手，变成一台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才能在这场只有一个生存者的竞争中获胜。

那么如何把一个家，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战争机器呢？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是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原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