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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作者刘耀寰当时系国民党广东保安团第五师副师长、暂六军第十六师师长。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原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韶关乐昌客家人，汉族。薛岳是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军事家，曾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颁授的总统自由勋章和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1909年参加同盟会。1916年考入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后至广东，任孙中山大总统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北伐时任第一师师长，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师长。1933年任第五军军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和对红军长征的追击。1937年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参加淞沪抗战、兰封会战、南浔作战。1939年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46年内战爆发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进攻苏北、安徽、山东各解放区。莱芜战役失败后，被撤职，后改任参军长。1949年调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海南防卫总司令。1950年撤往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98年5月3日逝世于台湾，享年102岁。 正文 一、辞了参军长职，原来想当主席在蒋介石集团中，薛岳原是“杂牌”军队的将领，但“围剿”红军和跟踪“追击”红军万里长征有“功劳”，历任贵州省和湖南省主席、战区司令，以至国民政府的参军长，这次怎么样能当广东省政府主席呢？经过概况略述如下。 薛岳自从参加蒋介石军队，“围剿”和“追击”红军长征，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骨干人物而毫无忏侮，不步前旧四军军长吴奇伟之后尘，能向人民低头，走民主人士的道路，反认为自己是能够和红军周旋的“健将”而目空一切，不可一世，除了他的后台老板陈诚之外，所有“高级军官”连蒋介石在内，他都看不起的，因此，他是蒋介石集团中最骄横、最反动的军阀。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协定，在东北掀起了内战火头，国民党部队三个美式装备的兵团中所谓“精锐”部队，竟被人民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正在濒濒调兵换帅的时候，独对薛岳仍闲置不动。薛岳认为难遇，就在这个时候向蒋介石发了脾气，以试探蒋介石对自己现在信任如何，如果还是信任自己，就再为他卖命；如果还是闲置的话，究不如索性离开，还免了人讥笑自己为“失败主义者”、“逃跑主义者”，这样的跑也跑得干脆漂亮！蒋介石对薛岳始终不敢重任，认为给他军权在握，在国民党军和解放军火拼到你死我活的紧张关头，恐怕他看风转舵，那时，悔之晚矣，究不如用老一套对付他说：“好，你可先返乡整顿一下，回来我另有借重你。”（薛岳的军法处长李国伦在1948年12月间对我说的）这是蒋介石一贯的羁糜手段。薛岳就把在“抗战”期间和“劫收”期间所抢来的行李装备了6个车厢，搬回原籍广东乐昌县，跟着又把其中的名贵字画古董，金银首饰及一切可搬运的东西，包了一个火车厢运到香港，交其妻舅方人钜保管，并购置洋楼，作为海外寓公的准备。从此，他在乐昌乡间和农民来往，倡议组织地方自卫队，并游山玩水，自命清高以掩人耳目，实际上，薛岳和他的弟弟薛仲述、薛叔达，以及欧震等第四军一些旧部，正在鬼鬼崇崇暗中活动，作为他日蒋介石“借重”的准备。 果然不久，在解放军由华北向南进展势如破竹的情况下，又在美军再三压力，假装和平要蒋介石立即退休的情势下，蒋介石才以“因故不能亲事”，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想安于位而不可得，难道蒋介石的妻舅宋子文还可以在广东安于位吗？而且那时广东人民游击队开始活跃，反蒋空气也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连宋子文一向倚靠为保驾守土的保安队也有整个团起义了，宋子文对此更惊惶失色。于是宋子文认为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乃突然请辞广州绥署主任兼广东省府主席职。蒋介石为了控制李、白（李宗仁、白崇禧）在政局混乱时在两广活动的阴谋，也为了“一山藏两虎”，使余汉谋和薛岳不能合流，便于控制，乃派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府主席。这是薛岳10多年来求之而不可得的机会，当然高兴，但薛岳在任命发表后，故作冷淡，宋子文曾派省府秘书长及省府委员韩汉英到乐昌劝驾2次，薛岳仍推辞不就。随后宋子文加派秘书陆文澜随同前往作第3次劝驾，这次携有蒋介石复电批准了，除以小部分保安队拨归余汉谋补充外，其余大部由薛岳整编为6个师，并先以库存的日军投降的重兵器和追击炮野炮等全部装备提高补充外，另由美援中拨交其他美式新兵器补充（如火箭炮、卡宾枪、冲锋枪等），此外，还有省府积余几百万元港币存据亲交薛岳。薛岳至此，看到一手拿到钱，一手又拿到刀，才答应接任。当时广东人民有讥笑薛岳“撒娇”，“要兵不要钱，最后恐怕还要命，又逃跑吧！”事实上，广东地盘，薛岳垂涎久矣，这次在政局情势转变中，突然不求自得，正是“冷手拾煎堆”（广东煎饼）还不高兴吗？高兴还不止此，薛岳还想在广东可以造成偏安局面，自己坐上“南粤王”的宝座。  薛岳在1949年2月初旬接受了广东省府主席后，他的政治野心并不小于宋子文，因为他自己有了军队的班底，又有了当过主席的行政经验，他就有以广东为地盘来作“南面称王”的妄想，所以在军事和行政两方面都是有阴谋有计划地进行的。 二、拼命抓实力，南面以称王广东保安队，除了以全副日式装备和一部美式装备成立了5个新保安团外，还有其他装备较差的保安队约13个总队人数共计约4万人。在薛岳接任省政府主席后，就与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分赃改编，除了以新保安队第十一团和第十二团（即刘耀寰部和魏大杰部）拨归余汉谋改编外，其余新保安队第十三团曾天节部、第十四团黎冥阶部、第十五团陆文深部和其他旧保安队，由薛岳改编为5个师，每师辖3个团，另每师成立1个补充团，继续“一保一兵”办法，继续征壮丁补充兵额。保安第一师以梁汉明为师长，辖梁传楷、陈鹏等三团和一补充团，分驻钦州廉州一带；保安第二师以方日英为师长，辖黎冥阶等三个团和一补充团，扼守西江高要德庆一带；保安第三师以黄保德为师长，辖徐东来、何全标等三个团和一补充团，防守东江惠州、海陆丰一带；保安第四师以邓志材为师长，辖关宗岳、朱始营、刘应佳3个团和另1补充团，镇守韶关南雄一带；保安第五师以薛叔达为师长，刘耀寰、陆文深为副师长，辖曾天节、王亮于、张英3个团和1补充团，负责广九铁路沿线警卫任务。此外还有省保安司令部直属的保安总队、特务营、小炮连等单位，所有这些师长都是薛岳的亲信旧部，但副师长、团长、营长和连长仍多是原有保安队留下来的干部，在1949年上半年整训期间，一边训练，一边人事更动，团长、营长跟着有一部更换，从此，这5个保安师变成了薛岳的部队，也是薛岳南面称王的政治资本之 薛岳毕竟是个军阀，有机会时拼命抓着实力，作为政治活动的本钱，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薛岳又罗致由前线失败归来的兵团司令欧震为帮首，当了省保安副司令，又以他的三弟薛仲述当第四军军长，在广州挂起了第四军的招牌，利用保安队补充团在各界强征壮丁补充兵额，作为恢复第四军建制的准备。 这样，以第四军为基础，把保安5个师和其他保安总队编成2个军（即暂第五军，暂第六军)凑成1个兵团，仍以欧震当兵团司令，但是第四军军长是薛仲述(薛岳的三弟），暂第五军军长黄保德（薛岳旧部），暂六军军长薛叔达(薛岳的四弟），这样，又变成“薛家”军了。 薛岳除了军事方面要找回一支可靠部队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本钱外，还要在行政方面培养所谓新干部来充当各级行政职务，企图通过自己培养出来的人而巩固广东地盘，作为“南面称王”的基础。所以负责这一方面训练还要最可信可靠的人，结果，由他的三弟薛仲述兼充广东省府行政人员训练所教育长。我曾在1949年5月期间到过该所一次，据该所秘书某（姓名忘了）称，有学员两大队约有2000余人，都是由各界招考青年学生和各方面介绍，以及由行政机关抽调受训人员编成的，地址是在广州市东山的中山大学旧农科住所，课程内容不详。 所有以上在军事和政治上一切措施，都是薛岳为了“南面称王”作好准备。 三、民主人士惨被杀，还想“杀鸡以警猴”薛岳是个死硬顽固的军阀，在解放军向南推进势如破竹的时候，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和人民游击队已经会合，到处活动，薛岳无法镇压下去，一方面以毒辣手段镇压民主运动，一方面拼命拉集实力，作为逃亡海南岛的准备，在最后阶段，才作孤注一掷。惠州行政专员廖鸣欧原是薛岳的亲信旧部，薛岳在湖南当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时的副参谋长，同时也是民主人士吴奇伟的旧部（吴当过旧四军军长等职）。吴奇伟不满蒋介石掀起内战为人民带来战争的灾难，避居香港作民主运动工作，廖鸣欧曾到香港访问吴奇伟多次，这是朋友中互相往来的常情，而薛岳只根据这些来往事情和一些推测的“莫须有”的情报，竟硬指廖和吴串通一气，就把廖鸣欧速捕，廖曾要求在电话和薛岳谈一句话也不可得，逮捕后不及5小时，就被国民党军队邓春华部和保安第三师黄保德部会同，先把廖鸣欧所组织的专员公署（也即惠州保安司令部)的特务队即行缴械后，跟着就把廖鸣欧在惠州西湖旁的草丛里枪杀了，这是薛岳杀害民主人士惨案之一。 另一个就是杀害民主人士陈侃的惨案，陈侃也是在旧四军当过师长，是薛岳的部下。约在同年7月间，薛岳派陈侃当潮安县县长，在赴任时，为了装装样子，曾向吴奇伟（也是陈侃的老长官)借有轻重械枪、步枪、手枪数十支，也曾到过香港和吴奇伟见过面、吃过饭。这些情况被薛岳侦悉，认为陈侃串同吴奇伟来倒薛岳的政治阴谋,薛岳乃电令驻汕头市的喻英奇（解放后被镇压），在陈侃乘船到达汕头去见喻英奇（兼行政专员）时，即被扣留，喻英奇只根据薛岳一个电报，竟把陈侃以串同吴奇伟民主运动有关系的“莫须有”的罪名枪杀了。 以上杀害民主人士两惨案都是薛岳的四弟薛叔达（那时当保安第五师师长)对我说的(那时我当他的副师长)。他对我说这些话的作用，就是用来吓我，不得有异己的行动。随后不久，薛叔达又说，“现在军事紧张时期（暗指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劝我不要到香港去，也暂不要返广州去”，这更是变相的软禁我监视我，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薛岳和薛叔达不讲道义、不顾事实、在穷途末路众叛亲离之际，还不自觉放下屠刀，向人民请罪，投靠人民，不效法湖南程潜和陈明仁起义解放湖南的好榜样，反而一意孤行，抵抗到底，为广东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且还把自己亲信旧部当作牺牲品，妄想以此“杀鸡以警猴”维系国民党军队官兵的团结，作为盘曙海南称王的最后挣扎。 四、曾天节起义苦肉计，薛岳悬红重赏无奈何广东保安团保安第五师的建制是以保安第十三团曾天节部保安第十四团王亮干部、保安第十五团张英部和另一补充团共4个团编成的，师长是薛岳的四弟薛叔达，副师长是刘耀寰和陆文深。在改并为保安师时，各团应即归还建制，除了保安第十五团原驻广九铁路沿线警卫，已在师防区内之外，保安第十四团也由别地调来石龙市师部所在地归还建制，只有保安第十三团驻防东江、河源县一带，借口军务吃紧，无队接防为理由，迟迟未归还建制。所以在1949年5月间（？)召开广东全省保安会议，师长和曾天节都参加，于是在会议席上曾催促曾天节赶快归还编制，进行补充，集中训练，当时曾天节口头上也答应了。 可是正在会议期间，忽然在报纸上登载曾天节与妻子离婚案，曾的妻子曾向师长哭诉求援，于是师长薛叔达和曾的一些亲友为他们离婚案进行调解，经过劝解无效，且曾天节表示，以其妻对他到这样恶化的程度，继续下去，就会有自杀惨剧发生的可能，宁可忍痛一时，两相离婚，各自相安，可免无事。结果师长薛叔达和曾的一些亲友同情离婚，跟着曾天节的军需主任师部领去港币10000元（当时是我批准的）作为赡养费来解决这个问题，谁知离婚案里另有“闷葫芦”呢？事实上，曾天节起义，早有准备，不过在薛岳的“杀人魔王”的威胁下，稍有可疑的异动，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果杀不到自己，就会连累到妻子亲属，弄到家散人亡的惨剧，为了减少了这方面的顾虑，曾天节就索性以此“苦肉计”来掩饰！ 果然，在会议后，曾天节返回河源防区，作准备调防的部署，并连发急电向师部要汇款，购粮开拔，要小轮船拖驳，电催附近保安队刘应佳团早日接防等等来装成很忙的样子准备开拔，借此而暗中调动有计划的起义。一切部署妥当后，除电催刘应佳早日接防外，并派员携带亲笔信去欢迎他来接防，刘应佳和曾天节平日本有来往，当然信以为真，答应先行自己去接头，而后部队随往。到后，曾天节欢迎刘住在团部，并用电话电报传达命令，要他的营长率领部队到各地接防，而曾天节事先早在各个防区准备了伏击部队，一遇到刘应佳部队到达，即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各个包围缴械，而后揭竿起义。刘应佳那时发觉，已当了俘虏，一切调动，完全听从曾天节指挥，因而火拼损害程度很少，起义任务也顺利地告成了，这是广东保安队在陈一林团起义后，跟着又有曾天节一团起义，薛岳闻讯，心惊胆寒！ 薛岳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一方面电令各保安师认真查察，有无同样的异动，一方面勒令保安第五师师长薛叔达和驻防惠州保安第三师黄保德部协商“追剿”，可是军心摇动，士气低落，怎能有力“追剿”呢？因此，薛黄两人借口东江上游解放军先遣部队已经到达，而且地势险要，开进困难而推却任务作了。薛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派几部飞机飞往河源防区上空，散发荒谬传单，劝人民不要与起义部队合作，更凶恶的，以30万元港币，悬红重赏，收买曾天节的头颅。弃暗投明的起义部队，和支持起义的广大人民,当然拥戴起义部队的首领，还有谁敢动起义首领的毫发呢？这样，只有暴露了薛岳内部日益分离瓦解，至不可收拾地步而已。 果然不久，在曾天节率领保安第十三团起义约1个月后，驻在东莞平湖车站的保安第十五团文挺秀连，又在一个晚上起义了，当天晚上，师长薛叔达到广州去了，不在师部，我就命令该团团长张英即率他们部一个营跟踪追击，事实上，连起义连队的影子都不见，谈什么追击呢？事后，该团长还报告追及，在山上激战两小时，被当地人民游击队侧背截击，乃收队回来。事实上，农村人民看到国民党军队开来，跑到山上逃避，他们乱开枪一顿，当时打死了下乡访友的男学生朱某一名（女学生黄某供称），并拿女学生黄某两名解师部讯称来塞责（我这个罪行已坦白过了）。而黄某两姐妹供称是广州绥署魏处长的亲属，经师部通知魏处长后，由女学生黄某的母亲携带魏处长的信件来保释，师部乃转解绥署魏处长释放了，男学生朱某被枪杀了。由于追击起义部队不及，我在第五师纪念周席上说，“文连长得了1万元港币就把全连官兵当作猪仔出卖了”，这样来诬蔑文连长来泄愤。官兵听了我这些含血喷人的话，不但不相信，且起了相反的影响，即以为第五师一团官兵起义了，跟着又有一连，恐怕继续还有，总以为大难将至，各自打算，不起义就要先跑为着，于是第五师官兵逃亡风气，无法制止，第五师官兵演变到众叛亲离，士无斗志的境地了。 五、阻击东江纵队失败了，送了枪械抱头回1949年9月上旬，人民游击队东江纵队开始向南移动，策应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东，已在东江上游博罗县属泰尾以上8里许的地点，渡过了东江，向博罗县水华寨一带集结，有绕过博罗县城，向西南推进，夺取广九铁路，截断广州和香港交通，包围广州的模样。广东省府主席薛岳闻讯后，即令保安第五师和第三师，会同进攻，阻击其南进的企图，于是保安第三师派保安第八团徐东来部会同保安第五师王亮于部2个营编成攻击部队，以徐东来为指挥，我为副指挥，于9月中旬（日期不清楚）开到泰尾集中后，会同向水华寨一带搜索前进，以击灭东江纵队主力，粉碎其南进之企图。可是该部到达泰尾时，居民早已逃避一空，粮食也已搬清，究竟集结在水华寨人民游击队东江纵队人数多少，动态如何，还未摸得清楚，贸然出击，实甚危险，但指挥徐东来急于出击，只说：“根据他和人民游击队（指几十人的队来说）过去作战经验，只有随打随摸，才弄得清楚，如果要等到摸清楚才出击的话，那怕赶不及了。”徐东来乃决心以他的团为右翼，由他亲自指挥，王亮于团2个营为左翼，由我指挥，齐头并开搜索前进，到达水华寨高地，已遭到东江纵队前哨开枪接触，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在此展开正面战斗，企图由右翼迁回包围国民党军队侧击来消灭国民党军队。于是徐东来率他的团向右前突击前进，而以王亮于团对水华寨作正面攻击，以占领水华寨为第一个目标。谁知人民游击队的部署正以少数部队据守水华寨两侧碉楼，作为据点，而在该寨外围荫蔽地区设置有力部队，依靠工事，扼守高地据点，在国民党军队王亮于团猛烈火力下，两侧碉楼多被重机枪火力破坏，据守碉楼的人民游击队自动退出寨外，于是水华寨及其后山高地都被占领，但水华寨外围高地，人民游击队仍在固守中，国民党军队想推进一步，也不可得。谁知水华寨等于钓鱼的鱼饵一样，占了水华寨又是等于鱼儿上了钩一样，想脱也脱不了，于是国民党军队就在该寨后山高地和外围的人民游击队，形成锯齿战斗。徐东来又急起来了，要王亮于以小部兵力坚守现占高地，而以有力部队向右出击，会同徐团再突击推进，谁知那是人民游击队主力集结地区，屡攻不下，人民游击队乃转移攻势，乘势反扑，先以迫击炮向徐团轰击，击毙了徐团营长1员，士兵20多名，而这次进击，又因没有携带迫击炮，无法反击，于是徐团官兵在仓皇之下突然撤退。于是人民游击队发动了全线反扑，王团也不能动弹，掩护徐团退却，徐东来乃率残余部队拼命向后逃跑，好像冲破堤坝的水一样，直流而不可遏止，成排成连的国民党军队都被人民游击队包围缴械俘虏了。更致命伤的，由于徐团溃退，人民游击队的追击部队将派一部向王团右后包围，我乃令刚刚到达的保安第十五团一个营就在到达高地，掩护王团退却，可是在人民游击猛烈反扑中，左右后方都被人民游击队包围截断了退路，国民党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顽抗，既不可能向后撤退，又不可停，乃令王团各连突围逃跑。在重重的包围之下，突围也归失败了，团长王亮于仅率一个营多官兵逃脱了，但机枪一连，步兵两连，都被包围缴械了，而我也在包围圈里的小河丛草中，在深夜，两卫士刺死了人民游击队一个哨兵后，乃得逃脱归营。是役损失计共被俘官兵六七百人（均有营长一员）被缴重机枪6挺、轻机关枪40挺，步枪手枪500多支（以上是徐东来团和王亮于团2个营合计损失的约数）。 保安司令薛岳接到国民党军队出击失败电报后，更益惊慌，一方面知道国民党军队战斗力薄弱，无法阻挡解放运动，就不如以保存实力，集结后向南路撤退，另一方面省府也作向海南岛撤退的准备。广州市人民看到省市各机关，频频地搬运东西好像“大祸之将至”，当然发生惊惶情况，有钱的资产阶级就纷纷逃往香港澳门，一般的广大人民无法搬家的，只有仓皇失措，各安天命地生活着。薛岳为了安定人心，仍无耻地在省府纪念周讲话时装作“硬汉”的样子，大骂什么机会主义者，逃跑主义者，造成广州市的恐慌实属“猪狗不如……”事实上，薛岳本人正是逃跑主义的典型分子，他的大哥、弟媳、侄儿、妻舅亲属和一切宝贵东西，老早在香港“安家”了，那时，省府所属各机关也正忙着封船封车搬东西，作总撤退的事实，这怎能瞒得过广州市民的耳目呢？所以省一些中下级人员听了薛岳大吹大擂这一段话后，就长声大叹一句：“唉，大官有钱能逃命，小官无钱安天命吧！”这就是解放前夕，广州市一段恐慌混乱情况的写照。 六、国民党军队闻风向后撤，没被歼灭就逃亡薛岳对省保安队也作有计划的逃跑，在广州市未解放前2个月，薛岳已命令各保安师，凡不需要的行李、军械服装弹药，即装好捆好用船搬运到海南岛去，分防国民党军队也逐步集结一起，拉船封车，作好撤退准备，闻风就跑。保安师和师之间经常用电报、电话互通消息，在人民解放军还未到达广东边境以前，保安第五师师长萨叔达和驻防韶关的保安第四师师长邓志材，每天下午6时左右就通电话一两次，所间所答的内容都是“解放军到达什么地方，贵部准备怎样呢？”这一套，不外是打探消息，作好闻风就跑的准备吧! 在广州市未解放前10天左右，薛叔达和邓志材部，在解放军到达广东边境乐昌县属时，已闻风逃跑了，以为跑到台山县属那扶沿海地区，可以找到帆船，向海面逃命。谁知那个地区是台山人民游击队陈中雁部活动的地区，沿海渔民早已同情人民游击队，更痛恨国民党军队的暴行，谁会给国民党军队以帆船出海逃命呢？解放军继续向南推进，到达开平县属管城和鹤山县境，那扶圩居民谁会供给国民党军队伙食呢？解放军追击部队卸尾直追，那还有给国民党军队以喘息机会，停顿整理，再作良图呢？国民党军队师长邓志材在这样的情况下，乃强拉一帆船出海逃命去了，留下来的副师长关宗岳（兼团长）和团长朱始营等统率下，看到这种情况，抗则同归于尽，降则侥幸生存，决无战胜逃脱的可能，乃看风转舵，佯作起义，去欢迎解放军。这是在不得已的情势下被迫的行动，并不是真情诚意，投靠人民的起义，保安第四师从此完全消灭了。 在西江肇庆、高要驻防的保安第二师方日英部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保安第四师和保安第二师无线电话中断了，保安第二师已开始撤退，沿高要到新兴经开平县到新会县属的三江崖门附近，以为该地西南接连古兜山，有险可守，东南临海，可以海面逃跑，北为新会城江门市，可资给养，而且该师团长黎冥阶，以为新会是他的家乡，人地两宜，可作立足据点。谁知古兜山地区为台山人民游击队赵彬部活动地区，三江乡人民又恨国民党军队入骨，那还会给国民党军队以喘息停留的可能，所以在一天晚上就被当地人民游击队和三江乡民四面包围把该师全部击散消灭了，师长方日英和几个团长仅以只身从海面逃跑了。 在10月10日驻惠州城的保安第三师师长黄保德还与保安第五师师长薛叔达通电话，说近几天，海陆丰方面和惠阳方面的人民游击队活跃起来，有向西移动和在惠樟公路沿线构筑工事的模样，似有截断向西南撤退后路的企图，要彼此注意，互相切实联系，互相掩护，而后安全撤退。可是黄保德不仅没有这样做，相反的，未通知保安第五师部，在10月12日已将其主力先向樟木头撤退，师部及其余部队也在晚上到达了樟木头集中，13日晚上，最后撤退的掩护队也已放弃惠州向樟木头去了，随后在宝安县乘轮船海运向合浦县逃亡了。 驻东江博罗县城的保安第五师薛叔达部，除了保安第十三团曾天节部起义外，事实上只有两个团，即保安第十四团和保安第十五团(内有文挺秀连起义了),兵力仅约 4000 人。在 10月 13日,忽然保安第三师电话中断了，据报该师部已在昨晚深夜放弃惠州向西逃跑了，因此，保安第五师师长立即下令各团队各自封船、拉夫，开始向石龙市撤退。到达石龙市附近约5里多的地方，已遭到人民游击队在山上开枪截击，为了逃命，乃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立即以迫击炮协助前卫还击，以掩护师主力安全逃脱，在东莞县属某地（忘记地名）宿营一夜。翌日早饭后，又拼命向宝安县城逃跑，到达宝安县城，县长张志英请吃饭后，又要张志英把县库县银行存款和警察队人员枪支（约50人）一并挟带逃跑，到达城南的南湾，乘省府早已派来的巨型登陆艇，从海面转向中山县唐家湾去了。15日晨在唐家湾登陆，师部住在唐少川的别墅，国民党军队分住唐家几间大祠堂和民房商店，国民党军队买菜买粮，闹得市场一时紧张，乡民只有敢怒而不敢言。次日，保安第五师沿唐家湾一前山公路前进，当日下午1时到达前山对面的南海乡，分驻该乡碉楼祠堂，据险防守，候船海运，再向海南逃跑。但是这个地方，对面就是“澳门”（葡国租界），是内陆和澳门交通孔道，也是所谓“华洋”分界线，旅客货运渡船，多经于此，因此，保安第五师借检查为名，勒索为实，粮食蔬果，固然予取予携，旅客携带金银首饰也借中央禁令出口而强行没收，稍有违抗甚至逮捕拘禁。在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军队走投无路的时候，对人民还要作威作福，欺侮人民，勒索人民；如果这样还不失败灭亡，哪有天理! 10月16日，省保安副司令欧震和随从人员率领小炮艇3只由中山县石岐开来前山，指挥保安第五师在此扼守，掩护所有退却国民党军队由此乘船向海面撤退。那时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官兵很多逃亡，在当天晚上，师长薛叔达在澳门中央饭店欢宴欧震，副师长刘耀寰、团长王亮于、谢榕础，都有参加，在席上，欧震说，“这局面是暂时的，部队先向安全地区撤退，是为保存实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打回来的”，又说“中央已批准保安师和其他地方部队合并改编，扩充为军，预定先成立两个军，补充美式装备，这样，大家都有出路，转告各团官兵，安守岗位，不可做一个逃跑主义者，失败主义者，为别人耻笑”。这些话都是欧震带来的钓饵，吸引鱼儿，跟他一起跑的伎俩，而这班以升官发财冲昏头脑的虾将鱼儿就自然不自觉地上了钩。 10月25日保安第五师官兵3000余人，中山县师管区薛季良部千余人，统由副师长刘耀寰率领，在澳门海面乘巨型登陆艇开往广东南路合浦县北海市登陆，与保安第三师分驻合浦县城附近，原来驻防该县的保安第一师梁汉明部两个团（梁传楷、陈鹏两团）则推进到钦县县城附近，这3个师即在指定地区集结候命。 保安师扩军计划果然实现了，10月30日接到薛岳的电令成立2个军：以保安第三师为基本部队，扩编为暂第五军，以师长黄保德当军长；又以保安第五师为基本部队，扩编为暂第十六师，以该师副师长刘耀寰晋升为该师的中将师长。11月1日暂五军和暂六军各在防区宣告成立，暂六军在北海市宣告成立，军长为薛叔达（薛岳的四弟），副军长薛季良兼(薛岳的五弟），第十六师中将师长刘耀寰，第十七师中将师长薛季良，第十八师少将师长徐东来，均在该日宣誓就职了。 暂第六军扩编后，在北海市2个军长和6个师长都喜气洋洋,互相应酬，大吃大喝，忙个不了，并且大跳大舞，那个省府所谓派往越南交涉专员黄某（名字忘了），当了“扯皮婆”，利诱威胁在北海餐馆舞女到北海招待所来伴舞伴宿，满足军官的兽欲而后已。一般舞女迫于无奈，敢怒而不敢言，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舞女叫白姑娘，是一个比较率直的女性，她曾对我说过诉苦的话，她说：“你们一来到这里，首先禁舞，原来要我们来招待所作这样的招待，这么好的黄专员！”这一句话揭破了我们欺凌侮辱女性的罪行了。同时，为了供养军官的挥霍生活，副军长薛季良还串通行政专员谭朗星（被俘后，逃跑了)和合浦县县长冯哲夫(闻被镇压了)共同公开收规开赌，每月收规计安南币数万元（确数不清楚）共同分赃，于是北海市合浦城赌馆烟馆林立，附近乡村，大开“字花”，吸引城乡人民狂吹狂赌，因而破家荡产者不知凡几，受害最深的还是贫苦劳动大众。此外，暂第六军还强征夫役，修补北海市合浦城以至总江口这一段公路，和构筑近郊工事，又强封小轮船，联络北海和总江口（暂六军部所在地）的水上交通，更乘人民解放军未到达合浦以前，对合浦县境内西北地区人民游击队进行所谓“扫荡”任务，军行所至，庐里为墟，所有这些都是暂第六军在合浦县解放前夕的罪行，而我就是其中始作俑者之一。 同年12月1日部队还在整编中，省保安副司令欧震率巨型登陆舰开往北海，准备把暂五军暂六军2个军，分乘运输舰开往海南岛，放弃钦廉地区，好让给桂主力张淦兵团等在此活动以牵制人民解放军向海南的进攻。谁知张淦部已在粤桂边境博白廉江等县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人民解放军正乘势向合浦钦县推进中。在11月31日晚上暂第六军飞机终夜飞翔上空协助地面陆军抗击推进中的人民解放军，暂第六军驻合浦县城的第十八师徐东来部已在合浦城东二三十公里地区，据险防守，但是在12月1日六十三军刘栋材部已在廉江和合浦交界的公馆附近，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消灭了，刘栋材率便衣卫士10余人，满身泥泞，惊惶失色，跑到暂六军军部，吃了一顿早饭，就随军长薛叔达到北海去了。原来六十三军余汉谋的部队和薛岳的广东保安师是不协调的，余、薛两人，各有阴谋，还想在这个局势混乱中，争夺地盘，争夺改编溃下来的部队。所以在11月25、26日薛岳还有电报给军长薛叔达，说据报六十三军在廉江一带，到处征粮征税，奸淫劫掠，军纪荡然，着在有利情况下，即会同暂五军共同设法消灭它，以维地方治安等语。但不到5天，消灭六十三军的是人民解放军，12月3日人民解放军消灭暂六军派出去的第十八师，跟着在总江口该军第十六师刘耀寰部，沿着合浦和钦县的公路撤退途中，于同月5日在合浦和钦县交界的平银渡的地方，也被人民解放军跟踪追及包围歼灭了，第十六师师长、副师长、1个团长以及全部官兵2000余人都被俘了，第十八师师长徐东来忽然逃跑了，但闻逃到香港去约有1个多月又被旧部枪杀了。 总之，薛岳所统率的广东保安队原有5个师，除了在撤退途中，被人民解放军追及消灭的计有保安第二师方日英部和保安第四师邓志材部以外，能及时撤退到广东南路合浦县一带的，仅有保安第三师和保安第五师以及原驻该区的保安第一师，又在沿途收容一部溃逃散军和地方团队约2000余人，合计共约14000余人。于是在11月1日在合浦把这些残余部队扩编为2个军，即暂五军和暂六军，每军辖3个师，每师实力不过2000余人，除在12月1日，由合浦城向西沿钦县合浦公路线撤退途中，被人民解放军追赶及歼灭的计有暂六军2个师，即暂第十六师刘耀寰部和第十八师徐东来部，计约有6000余人以外，由合浦北海等处脱逃到海南去的计有暂五军3个师和暂六军1个师，计约有8000余人。这是薛岳仅剩有的本钱，实在毫无战斗能力，而薛岳仍集结在海南，用之作“瓮中鳖”的挣扎，这是注定失败的。 七、失败原因举两个，人心向背决定多蒋介石所谓“王牌”军队在淮海战役基本上被消灭了，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蒋介石以为依恃天堑的长江，可以保持江南半壁河山的梦想，也被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只好希望解放军不再南进，西南一隅之地能够偏安一时，再作尔后之企图。因此，薛岳大部军队南撤，广东部队余汉谋部马上恢复了3个军建制（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三个军番号）；薛岳立即改编保安队为5个师，同时以他的弟弟薛仲述为第四军军长，就地招募征集成军，所有这些.集中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力量，总在20万人左右，偏安局面既不可得，而结果还不免全军覆灭。以我来看，不外以下原因： 第一，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中央军和广东部队在命令上算是统一，在战斗指挥上，实在“各自为政”，而各兵团间，各军间，各师间，也各顾本身安全，逃命第一，所以彼此协同一致，势难做到，这就给予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最好的时机。就广东部队来说，余汉谋部和薛岳部，也以一向系统之不同，各有门户之见，在解放前夕，犹在争地盘，争军队，即在解放军迫近目前，既不能统一指挥，只有各自逃亡，而且各怀鬼胎，还想乘混乱之际争夺改编散军，以致演变到两相火拼，尔要我亡，我要尔亡。例如薛岳对余汉谋的第六十三军刘栋材部，就曾有密令暂六军会同暂五军，就近相机围剿消灭它的企图，如果人民解放军迟一两天到达廉江合浦，薛、余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以致互相抵消而后已，试问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怎能抗拒人民解放军呢？这是薛岳失败原因之一。 第二，大势已去，军心向共反蒋，已从思想上转变为行动了，所以国民党军队不相机起义，就是消极对抗，枪声一响，举手投降，在前线是如此，在后方撤退中也是如此，在这样军心动摇之下，试问何以作战？这是薛岳失败原因之二。 最后，补述我和薛岳的关系：我和薛岳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只在1949年2月以后，薛岳当了广东省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时，我曾当过他的保安第五师少将副师长，又在保安师扩军建制时，我又当了他的暂六军第十六师中将师长，而保安第五师师长和暂六军军长都是他的弟弟薛叔达当的，因此，在日常共事闲谈中由薛叔达口里得知薛岳内幕一些资料，总之这些都是我所闻、所见、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薛岳在广东最后挣扎中之一部分资料。 （1962年9月15日） 资料来源：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5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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