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在教育领域取得突破，逐渐实现了性别逆转。本文利用全国数据对2001—2020年间我国本硕博阶段中的女性教育突破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20年来，我国女性在本硕博阶段的扩张幅度高于总体，本硕阶段实现了性别逆转;性别平等指数分析发现我国本硕博各阶段中女性从劣势走向平等，存在一种学历攀登现象，但各层次的学历攀登存在不均衡性;最后，本文通过升学率对这种不均衡性进行了分析，发现虽然本硕博阶段女性与男性升学率的差距逐渐缩小，特别是本科阶段女性升学率还实现了反超，但硕博阶段女性升学率仍低于男性，说明硕博招生过程中将女性教育优势过滤掉了一部分。本文还对女性教育优势与整体弱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性别平等;女性教育优势;学历攀登;性别逆转;高等教育
性别平权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历次女性主义运动强调消除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家庭等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还原女性作为一个平等个体参与公私事务的天然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性别平权成为衡量国家开放程度与社会公正水平的重要指标，两性平等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赋予女性劳动权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不断推进，塑造了“妇女翻身”等话语体系[1]，女性迈出家庭、走进社会，对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建设21世纪现代中国的步伐加快，在法律与实践中促进性别平等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我国性别平权运动取得重大成就。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近十年来我国女性在健康、教育、经济、政治、社会保障、环境、法律等七个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性别不平等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2]。由此看来，尽管一种根植于社会传统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仍然妨碍着女性的平等地位[3]，但在国内法律和政策的加持下，女性的平等地位不断得到确认，显性不平等现象逐渐减少。在个别领域中，“女性弱势”这一判断应该受到怀疑，特别是教育领域中，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强劲势头引人注目。 在学业上的优异表现不仅使得女性获得了教育上的平等地位，并且实现了对男性的反超，女性的教育表现总体优于男性。以往很多研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女性教育优势”“性别逆转”等概念。这些概念有的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但女性教育突破是一个客观现象。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一，女性教育突破为传统的“男女平等”和“性别平权”带来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需要观念的更新以适应新的形势;第二，探索女性教育突破引导女性全面进步的路径，使得女性的教育投入得到恰当回报，扭转女性总体弱势地位;第三，如果女性教育优势不能转化为其他领域的优势，则要对这一矛盾的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女性教育突破现象也为现行教育制度改革等方面带来了启示。可见，这一现象中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澄清。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在本硕博高等教育范围内就这一现象本身进行研究，无法对更多问题展开探讨。但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以女性教育突破为契机，促进女性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摒弃男女对立的认识，促进男女共同发展。
相比其他领域中的女性弱势地位，通过法律和制度扭转教育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更为容易。1986年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是保障女性平等接受教育的纲领性法律，在第一章“总则”中规定全体适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情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且免除了学杂费。《义务教育法》还规定了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组织适龄儿童入学、防止辍学，推进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由于我国传统上的女性弱势地位，实际法律执行中将保障女性受教育权作为工作重点。除此之外，《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也反复确认女性的平等教育地位[4]。在法律、政策和政治压力下，全国各地开展了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女性接受义务教育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我国近20年来的适龄女童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与适龄男童入学率相仿，女性在基础教育中取得了法律与事实中的平等地位。 中国义务教育的推行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存在时间上的重合，因此一些学者还探讨了中国的人口政策与女性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叶华和吴晓刚研究发现，性别间的教育获得不仅受国家性别政策、教育政策的影响，还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随着生育率的下降，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降低了[5]。预算约束理论认为，在家庭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家长往往更愿意将资源投入到男孩身上，女孩往往不得不放弃学业[6]。因此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后，子女数量减少，每个子女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女性的教育获得机会，对于独生子女来说更是如此。 无论是义务教育的推行，还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抑或是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变化，其作用在于赋予女性平等的教育机会，因而其效果应该是“补短板”。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些因素确实起到了实际作用，保证了女童的平等入学机会。但是度过义务教育阶段之后，从中考开始，教育中的“性别逆转”现象越来越突出，以至于目前本科阶段“男少女多”现象尤为明显[7]。 事实上，女性的教育突破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关联，世界上最早出现女性教育优势现象的是发达国家，例如北美、西欧、北欧、俄罗斯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随后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出现此种趋势[8]。随着经济中国不断发展，女性在教育领域迅速取得了优势，这种突破性表现引人注目，以至于孙云晓等人提出“男孩危机”概念[9]。至于女性的教育优势是否反衬出了“男孩危机”，一些研究者表示赞同[10]，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反对意见[11]。但无论在价值层面作怎样的探讨，在事实层面女性的教育优势正在逐步显现。 女性教育突破现象在中国早有迹象，刘精明研究发现，1999年的大学扩招使得女性高等教育获得机会明显改善，虽然与男性相比还有差距，但男性的相对优势已经下降[12]。21世纪以来，此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女性在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各阶段逐渐取得优势地位[13]。就高等教育来看，李春玲认为女性取得大学教育优势的时间是2009年[14]，而刘江和万江红则将本科与大专分开研究，其中本科出现女性教育优势的时间是2006年[15];硕士阶段目前也出现了性别逆转，2010年女硕士的数量就已超过男硕士[16];不过博士阶段依然保持“男多女少”的局面，“性别逆转”还未到来[17]。不仅在绝对数量上看，女性获得了优势地位，即使从学业成绩上来看，女性在各等级教育中也普遍获得了更好的成绩[18][19]。 上文实际提到了两种现象，一是女性获得了教育中的平等地位，二是女性教育优势。第一种现象通过法律、政策、文化和家庭决策等因素可以得到解释，但这些因素并不足以说明第二种现象发生的原因。针对第二种现象的原因，一些学者提出了猜测。张松玲认为应该归因于女孩的先发优势，原因是男童的智商发育滞后于女童，使得女性在早年就更容易获得学业优势，这种优势随着年龄增长保持下来[20]。而李文道和孙云晓则认为应试教育更适合女孩的思维方式[21]。具体原因如何，学界并无定论，且缺少证据支持。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女性教育突破不仅表现为教育领域内女性取得平等地位，还表现为教育中的性别逆转。就本文来说，主要关注高等教育中本硕博各阶段女性教育突破现象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现有研究分别对本、硕、博中的某一阶段进行过分析[22][23]，但缺少对三阶段的整体研究。实际上，由于本硕博属于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其中的女性教育突破有着不同进度，在时间上有着前后相继、依次攀登的特点，由此本文提出了“学历攀登”概念。这一概念使得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对现有问题产生新的认识，例如现有研究均注意到了博士阶段中女性所占比重仍较低的问题，但从“学历攀登”角度来看，这种状态只会是暂时的。除此之外，本研究还有以下意义:第一，女性教育突破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应该及时跟进，本文在数据等方面对这一现象有更新的把握;第二，本研究在指标层面对女性教育突破有更准确、全面的衡量;第三，以往研究将女性教育与职业获得联系起来，但很少考虑到女性在教育体系内部的流动，本研究将对此做出补充。
本科—硕士—博士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三个阶段，也是教育的三个终点。本科毕业的学生既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硕士毕业的学生同样可以选择就业或攻读博士学位;而博士毕业的学生一般只能选择工作。因此，一个人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经历体现了个人的学历攀登过程;同样，对于女性这一群体来说，如果出现了本硕博三阶段中女性比重在时间上依次提高的现象，也可以认为在群体水平上出现了学历攀登现象。以往研究已经证明了在中专—大专—本科这三个层次上，本科中的女性教育优势晚于大专，大专晚于中专[24]。但完全在高等教育(本硕博)这一范围内对该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本硕博阶段中女性学历攀登的基本情况、演变过程和发生机制，研究过程如下: 首先，研究女性在本硕博三阶段中的数量和比重，选择毕业生数量、招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等指标衡量，以期对女性教育突破现象有一个总体认识。 其次，计算本硕博阶段中的女性教育优势，用性别平等指数(Gender Parity Index，GPI)来衡量。GPI=女性指标数值/男性指标数值;男性(或女性)指标数值=招生中男性(或女性)比例/该年龄段人口中男性(或女性)的比例。由于本硕博新生的年龄不同，因此本科新生参照15~19岁性别比数据、硕士新生参照20~24岁性别比数据、博士新生参照25~29岁性别比数据。GPI是一个相对值，可以反映女性所占优势的大小。GPI越接近1，说明男女教育获得越平均;GPI越大，则女性所占优势越大，反之则越小。本研究将本硕博某一阶段中GPI大于1的年份定为性别逆转的时间，三阶段进行对比，体现了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的时间线。 最后，计算本硕博三阶段中的升学率，以此进一步揭示女性学历攀登的机制。女性升学率=当年后一教育阶段女性招生数/当年前一教育阶段女性毕业生数，例如2010年本科女性升学率=2010年硕士女性招生数/2010年本科女性毕业生数。将女性升学率与男性升学率进行对照，可以进一步分析我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和学历攀登的非均衡现象。 以往研究女性教育优势或“性别逆转”现象所选择的指标存在缺陷:第一，以往研究主要以在校生数量来衡量男女的教育地位，但在校生数量是多个年级累加，计算其历史变化时存在重复计算问题;第二，以往研究很少考虑到性别比的影响，忽视了女性人口在青年时期占比低于男性;第三，以往研究忽视了高等教育阶段中女性升学情况。本研究所采用的上述指标更为全面准确，且克服了以上不足之处。下文将对我国本硕博阶段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现象展开研究，教育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研究时间段为2001年至2020年。
1.本硕博教育中女性的总体表现 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直接反映了中国各阶段教育的发展水平。表1表明2001—2020年间，中国本硕博教育快速发展，无论是从招生数量，还是毕业生数量，抑或是从在校生数量来看，本硕博都保持扩张态势。其中，硕士扩张速度最快，三项指标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环比增长;博士扩张速度次之;本科扩张速度最慢。实际上，由于本科招生基数大，近年来扩张速度逐渐趋缓。与此同时，硕士招生规模增长迅速，“学历贬值”现象逐渐显现。但是博士扩招速度适中，这也与国家要保证博士教育质量、防止学历水分有关。 表1同时计算了女性在本硕博教育中的扩张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还是在校生数量，女性的扩张幅度均高于总体水平。例如，就招生情况来说，2001—2020年间，女性本硕博招生数量分别增长3.63倍、9.28倍和4.37倍，均高于总体水平。女性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女性在高等教育各阶段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女性教育突破现象得以发生。
表2计算了2001—2020年间女性在本硕博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中所占的比重，反映了女性教育优势在本硕博各阶段中的演变趋势。一个总体变化趋势是，本硕博各阶段中女性教育突破现象已经或正在发生:(1)女性在本硕博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中的占比迅速提高，各项指标在20年间均上涨了10%以上;(2)目前女性在本硕阶段的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中的占比均超过50%，表明女性在这两个阶段的教育中实现了性别逆转，特别是2020年本科招生中女性比例达到60%以上，意味着其领先男性20个百分点;(3)20年间博士阶段的女性教育突破现象逐渐发生，2001年博士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中女性占比均不超过30%，但到了2020年这三项指标均超过40%，尽管博士阶段“男多女少”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性别不平等程度正在逐步降低。
表2同样表明在大多数年份，本硕博各阶段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中，本科阶段的女性占比高于硕士阶段，硕士阶段高于博士阶段，即女性教育突破现象最早在本科阶段发生，之后在硕士阶段显现，最终也要在博士阶段出现。这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表明一种“学历攀登”现象出现在本硕博教育中。不过这里没有考虑性别比因素，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如果考虑到女性在青少年阶段人口数量少于男性，则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现象的发生时间与发展趋势还需要进一步修正。 2.本硕博教育中女性的学历攀登 表3以招生数量计算了本硕博各阶段在2001—2020年的性别平等指数(GPI)变化情况。数据显示:(1)我国本科阶段在20年间性别平等指数增加了1.0254，平均每年增长0.0540;硕士阶段则增加了0.6261，平均每年增长0.0330;博士阶段增加了0.3983，平均每年增加0.0210。由此可见本硕博性别平等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表明我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向性别平等，甚至在本硕阶段出现了性别逆转现象。(2)本硕博阶段性别平等指数的增长速度不同，表现在本科快于硕士、硕士快于博士，说明学历层次越高，女性向上攀登越困难，特别是博士阶段中，女性性别平等指数仍低于1，说明女性在博士教育获得中仍处于劣势。(3)本科中的性别平等指数在2006年及之后大于1，硕士的这一时间则是2009年，表明硕士中的女性教育突破滞后于本科，存在着学历攀登现象。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本科教育中，女性获得了很大的教育优势，女性教育突破现象表现明显;硕士教育中，女性获得了一定的教育优势，女性教育突破现象仍在继续发展;博士教育中，女性虽未获得教育优势，但女性教育获得机会在稳步提高，教育性别逆转现象在未来会逐步显现。
博士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仍低于1，表明女性教育优势仍未到来，但是根据其上升趋势，预计到2031年博士招生的性别平等指数就会超过1，即实现性别逆转。 根据以往研究，大专阶段出现性别逆转的时间是2003年[25]。加上上文对本硕博阶段的计算或预测，本科出现性别逆转的时间是2006年、硕士是2009年、博士是2031年，将其在坐标轴上标示出来，绘制了图1，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各阶段出现性别逆转的先后顺序。图1表明，我国女性早在2003年就在大专教育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到了2006年，这一优势扩展到本科教育中，而在硕士教育中取得优势则在2009年。从大专到硕士，这三个层级中性别逆转现象出现的时间比较均匀，平均3年上升一个台阶。但是到了博士阶段，性别逆转现象的出现则显得迟缓很多，预计直到硕士阶段性别逆转的22年后，博士阶段的性别逆转现象才能出现。不管具体每一层级的变化如何，从总体上看，大专到博士阶段确实存在一个学历攀登的过程，这一点在图1中得到了形象呈现。
实际上，如果将本研究的教育层次从高等教育扩展到中专、普通高中、初中等中等教育，以及小学等基础教育阶段，或许这种学历攀登现象能够得到更全面的描绘，时间线也会拉得更长，但这显然超出了本研究的分析范围。不管怎样，上述研究已经揭示了女性学历攀登的总体趋势，一定程度上使得本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自然情况下，女性具有教育优势，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制约，女性教育优势不能得以显现;随着教育环境的改善，女性所受到的制约逐渐被解除，其在教育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示出来;但这种制约的解除在各层级教育中是不均衡的，越是高层级的教育，这种制约解除得越缓慢，因此导致了学历攀登现象。例如，就家庭经济条件来看，以往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这些资源倾向于给男性，使得男性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经济条件改善，可以同时供应多个子女接受教育，加上生育政策导致的子女数量减少，女性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其通往更高水平教育的经济限制被解除，女性在高等教育中逐渐崭露头角。因此可以说这种学历攀登现象是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经济条件改善以及文化变迁等因素激活了女性潜在教育优势的结果。 3.本硕博中的女性升学率与女性教育突破的非均衡性 前文通过计算女性在本硕博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性别平等指数(GPI)来衡量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的发展情况。本小节则通过比较男女生在本硕博升学过程中的升学率来对这一现象进行更进一步的阐释。 表4给出了2001—2020年本硕博各阶段中男女升学率的变化。首先来看本硕博男性升学率的差异与变化:(1)本科男性升学率在20年间呈现出先略微下降、后缓慢上升的变动趋势，总体变动较为稳定，变动区间为[33.03%，47.18%]，平均升学率为40%左右，这表明期间约40%的男高中毕业生成功进入本科。(2)硕士男性升学率在20年间总体上呈下滑的趋势，不过近年来升学率有所回升，其总体变动较大，变动区间为[16.78%，45.66%]，平均升学率约为24%，表明本科男性升硕的比例并不高。(3)博士男性升学率在20年间迅速下降，从2002年最高的65.85%暴跌至2015年的18.88%，近年来博士男性升学率有所回升，但远不能与早年相比，20年间的平均升学率约为30%，意味着平均有30%的硕士毕业生最终升博。 再来看本硕博女性升学率的变动情况:(1)本科女性升学率保持一贯的增长态势，从2002年的16.24%猛增到2020年的57.60%，极差达到了41.36%，这表明20年间女性本科升学势头迅猛，越来越多的高中女生得以进入本科。(2)硕士女性升学率总体较为稳定，呈现出先缓慢下降后逐渐回升的态势，变动区间为[16.18%，25.29%]，变动幅度小于男性，20年间的平均升学率约为20%，略低于男性。(3)博士女性升学率在20年间总体保持下降趋势，且下降明显，变动区间为[11.25%，46.64%]，极差达到35.39%，但下降幅度还是低于男性，20年间的平均升学率约为20%，低于男性。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本科升学率保持逐年上升的趋势，越来越走向大众教育，然而硕博升学率却出现了总体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但硕士与博士招生数量增长不足导致的。特别是博士男性和女性升学率均快速下降，表明博士阶段的教育扩张程度是最小的。 最后再来看本硕博各阶段中△女-男的变化趋势:(1)本科阶段△女-男从负值到正值的逆转，说明本科女性升学率从低于男性到高于男性的转变，再一次从升学率的角度体现了女性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优势，目前这种优势正在快速扩大。(2)硕士阶段△女-男保持一贯的负值，说明女性在升学率上仍处于劣势，但其绝对值总体上在下降，表明这种劣势正在逐渐消失，升学率上的性别不平等正在改善。(3)博士阶段△女-男的绝对值呈现出缩小趋势，说明博士女性升学率与男性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女-男在20年间一直都是负值，说明女性仍处于劣势，且近年来男女升学率之间的差距一直维持在8%左右，差距仍较大。 硕博阶段中△女-男一直是负值，说明女性在本升硕、硕升博阶段中的升学率不如男性，表明性别平等仍未完全实现，特别是博士阶段更为明显。然而根据前文研究，可以看到女性在硕博招生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甚至在硕士阶段出现了性别逆转的现象。那么在硕博阶段女性升学率不如男性的情况下，女性如何实现在招生中扩大比例呢?其原因在于尽管总体上硕博阶段中女性录取比例在不断上升，但由于在本硕阶段毕业生中女性所占比例上升更快，两相比较，女性录取率还是不如男性。这也说明硕博招生中存在一种过滤机制，将部分女性教育优势过滤掉了，迟滞了更高阶段中教育性别逆转的到来，这从图1中本硕之间的教育性别逆转只经过3年，而硕博之间的教育性别逆转却需要22年之久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体现出了女性教育突破和学历攀登在不同层次教育中的非均衡性。
本文对我国2001—2020年间本硕博阶段中女性教育突破与学历攀登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从总体水平上看，我国本硕博教育在20年间处于扩张时期，但是无论从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还是在校生数量来看，女性扩张幅度均高于总体水平。特别是本硕阶段中的女性招生数量、毕业生数量和在校生数量占总体比重均超过50%，博士阶段虽仍低于50%，但女性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性别逆转在未来也会发生。从时间和幅度上来看，本硕博各阶段中女性教育突破现象虽然都有显现，但水平依次降低，存在一种女性学历攀登的趋势。 进而本文用性别平等指数(GPI)对本硕博中存在的学历攀登现象进行了研究。性别平等指数分析发现我国本硕博各阶段中女性从劣势走向平等，其中本硕阶段还出现了性别逆转，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女性教育优势十分明显。随后本文又对博士阶段的性别逆转进行了预测，其出现的时间预计在2031年之后。综合考察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以及其他层级教育，我国确实出现了女性学历攀登现象，但是学历水平越高，女性向上攀登越缓慢。 最后，本文又通过本硕博各阶段的升学率对女性学历攀登的不均衡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本科阶段女性的升学率与男性相比，发生了从低于男性到高于男性的转变，助推了本科阶段性别逆转现象的发展;硕博阶段中，尽管女性升学率总体与男性越来越接近，但仍低于男性，表明硕博招生中仍存在某种程度的性别不平等。这种性别不平等起到了一定的过滤作用，将部分女性教育优势抵消了，一定程度上迟滞了硕博阶段性别逆转现象的发生，这是高等教育各阶段中女性学历攀登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本文只是在教育领域内研究两性关系，其总体趋势是性别逆转现象正在逐步发生。教育领域是为数不多的女性占优势的领域，一旦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女性在整体中的弱势地位仍是不可否认的。在学术领域中，仍是男性拥有更多权力，女科学家比例偏低，拥有高级职称的女性较少，部分学科领域中更是如此[26]。在就业市场中，女性同样处于弱势，女性就业率不如男性，且近年来家庭中女性的市场参与率反而更低，家庭主妇增多[27][28]。在婚姻结构方面同样如此，传统的“男高女低”匹配模式仍然存在，导致高学历女性婚姻匹配困难，出现了所谓的“剩女”[29]。这些现象凸显了一个重要矛盾，即女性在教育领域取得的优势没有改变其在总体中的劣势地位，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并未带来与之相称的社会经济回报。 教育在社会总系统中不仅起着社会化的作用，还是获取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吸引着许多人为之付出时间和精力，为的就是通过接受更优质的教育来取得更好的回报，因此教育所获得的优势也被称为“教育资本”。舒尔茨将教育视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终会为个人和社会带来回报[30]。按照这种理论，教育资本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等能够实现互换[31]。但在教育领域出现性别逆转现象之后，这种人力资本理论需要重新得到审视，至少在女性取得教育优势之后，与教育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回报并未及时跟上，出现了男性与女性在教育回报上的“双轨”现象。女性教育不能获得与之相称的回报，一定程度上会挫伤女性受教育的积极性，也会浪费大量优质的人力资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明确指出:“教育上的性别平等并不仅仅是性别自身的目标，而且是实现其他所有目标的核心”[32]。中国近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也寄希望于通过争取女性的平等教育权，来消除其他领域中的不利地位[33]。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中女性不仅取得了总体上的平等地位，还在许多层面取得了教育优势，如何将这种平等或优势地位转化为女性在其他领域的突破口，成为推动女性进步必须思考的问题。给予女性教育以合理的回报，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平等，也对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刘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文明: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刘亚秋.社会记忆中的性别话语—以女知青与农民婚姻的两类叙事为例[J].青年研究，2019(3):82-93+96. [2]国家统计局.《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112/t20211221_1825526.html，2021-12-21. [7][15][24][25]刘江，万江红.中国的女性教育优势被低估了吗?—基于教育部全国数据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0(9):113-119. [18]文东茅.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学业及就业的性别比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5):16-21. [20]张松玲.男孩教育危机反思与对策分析[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2):74. [21]李文道，孙云晓.我国男生“学业落后”的现状、成因与思考[J].教育研究，2012(9):38-43. [22]杨倩.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变化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证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9):14-17. [26]李代，王真.科学专业中的女生:高等教育机会与专业选择的性别差异[J].社会发展研究，2019(3):135-154+244. [27]吴要武.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剩男?[J].经济学(季刊)，2015(1):5-30. [28]蔡蔚萍.女性教育优势能否延续到劳动力市场—基于高考成绩、本科学业表现和就业情况的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6(6):52-58. [30] Schultz.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7. [31]范云霞.教育资本:定义、模型与运作分析[J].教育学报，2018(1):51-57. |
|
|
来自： 烟火神仙y > 《教学素材 时政热点 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