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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一条狗，叫了100年，也没能把国人叫醒！”据传，说这话的是一个叫马相伯的人。 估计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一些民国时期的大名人如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很多人都听说；而这些人，是马相伯的学生。 马相伯（1840-1939），经历过满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他是复旦大学创始人，毕生致力于教育。满清光绪年间曾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先后游历日、美、欧多国。 因其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遂于光绪25年辞官回沪，变卖千亩田产兴办学堂，于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即现在的复旦大学）。 据传，除了“叫不醒”，马先生还说过另外两句名言： 1906年，他对留日学生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1916年，他痛斥袁世凯称帝，“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 这两句话中，第一句表明了他的心迹和志向；第二句则表现了他的风骨和见解。马先生实非一般读书人也。 而他那句“叫不醒”，是在他将死时的喟叹，说毕一月后溘然长逝。 前些年，网上曾有人发了两个短文，用以形容民初“昏睡的国人”（有删改）： 1.民国初年一个飘雪的冬日，两位洋人来到天津卫一家豪华饭店时，被门口几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拦下乞讨，洋人二话不说给了他们一些零钱，然后走进餐馆用餐。 不一会，邻桌几位达官显贵酒足饭饱，扔下吃剩的满桌子大菜向门口走去。 有一流浪汉凑过来谦卑地伸出了手，边走边剔牙的一位“老爷”抬脚将其踹翻：“滚！” 洋人看到这一幕，便忍不住上前去“理论”。几位“老爷”大骂洋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双方扭扯在一处。 正当洋人凭借身高马大，将占上风时，斜刺里冲过来几人，一边合力摔倒洋人，一边还破口大骂：“瞎了眼的洋人，敢打俺们官爷！” 两位“多事”的洋大人抬眼望去，正是刚才施舍过的那几位乞讨，顿时愣住。 2.一天，从一个大宅院走出来一个家奴，估计刚被主子欺负，心里委屈，就向路边一个傻子诉苦道：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秽气呛人，四面又没有一个窗子……” “你不会让你的主人开一个窗户吗？”奴才一惊：“这怎么行？” 傻子本不懂什么是主、什么是奴，他尾随着来到奴才住的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奴才见此大惊失色：“先生！你干什么？”“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奴才急了：“这不行！主人要骂的！”傻子仍然砸，“管他呢！”。 奴才先是边哭边嚷，后又在地上团团打滚，大叫：“快来人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 一群奴才应声赶到，撵走了傻子。 听到响动，主人晃着肥硕的身子也出来了。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起来，大伙一起把他撵走了。”打滚的奴才恭敬而得意地邀功。 “嗯，你不错。”主人点点头。 这事儿以后，连着来了许多“慰问”打滚奴才的人，包括一些聪明人和读书人。
这两段网文，既佐证了民初国人的蒙昧，也说明仅靠说教、或简单“资助”，是不起作用的。 道理不复杂，衣衫褴褛的乞讨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解决“就业自救”的（路子）方案；你给他几个铜板，只能救一时之急，无法让他“脱胎换骨”。 对于奴才，你得先把他的“奴才身份”给废除了，再给他们营造一个平等做人的环境；而不是在他们寄居主人的房子上随便打洞开窗——你傻不拉几的砸坏房子走人，主人能饶过奴才们吗？奴才不让干也是有道理的。 这两段短文，看似跟马相伯没啥联系，但从其所隐含的意义上说，与马相伯有关——都没有提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 马相伯说他跟狗一样，叫了一百年，没有什么用。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他的“叫”是失败的，叫也白叫；方法不对路，能有用吗？ 以马相伯的意思，可能是指民初大多数国人还处在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还对皇权一味崇拜和依赖，与新兴的岷主自由理念对接不上，此即所谓愚昧无知者。 如何消除人的愚昧与无知，远不是让其多认识几个字就能大功告成了的。 有人替马相伯感到委屈，一个耄耋老者，白费功夫办了学校，还“叫”了百年，却“叫不醒人”。 其实想一想，马先生一点不委屈。做事不找对方法和路径，岂有能够收获预期效果的道理。 马先生是投资办了大学，但从以往历史资料看，该校没有培育出对社会变革有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或战略家，只是“复制”了几个跟马先生一样的教育家或官员而已。 退一步说，人家睡得好好的，犯不上被你叫来叫去的；他睡着不醒，那是他没有遇到真正能让他醒来的外因或契机。还有，或许人家本就没睡着，而是装睡呢。 马相伯是与孙中山同时代的人。问一下马相伯们，孙中山醒了吗？如果没醒，那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是你组建的？黄埔军校是你创立的？《建国方略》是你写出来的？ 显然不是，这都是孙中山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悟而得的。 还有很多孙中山的追随者们，他们舍得身家性命，把爱新觉罗氏从至高无上的皇权宝座上拉下来，改变了两千年一以贯之的社会形态，他们没醒、能干成这事？ 同是教育家的福泽谕吉，对日本的贡献有口皆碑。然而，他不是对日本人“叫”，而是寻找和介绍方法；他的方法就是“药到病除”的“脱亚入欧”论。 虽说他的“药方”须与明治维新“配伍”才会起到理想效果，但他的确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提供了社会舆论和理念的准备。 马相伯们是很辛苦，为国人教育不辞劳苦，但与福泽谕吉相比，他们的遗憾就在于没有找准“药方”。 如果立足社会现实需要，找准社会“痛点”“对症下药”，办教育的确可以救国救民，甚至直接影响历史进程，改变社会形态。 福泽谕吉办的义塾大学，以及小站“行营武备学堂”和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三个教育机构就做到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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