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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禄在家排行老二，一直打光棍儿，是他妈一块心病。这次去北京买媳妇，一去好几个月不回来，古老太太非常惦念。听说老二终于领媳妇回来了，老太太早就放话，“老二到家，放倒猪就杀！”果然，母亲随着古德禄到家，古家杀猪摆席，着实热闹了一番。这场热闹还没过去，母亲就开始感受到周围的一片敌意和寒气。母亲当时正值十五年华，虽然不算特别美丽，但穿当时北京流行的花旗袍，也是亭亭玉立的青春靓女。但在刚开荒拓土的东北，人们多穿粗布夹袄和大裤裆裤子，母亲这一身打扮就很扎眼。家里人和村里人都笑话母亲，说“花钱买了个小妖精”“娶了个'花老抱子’”（东北人管抱窝的母鸡叫“老抱子”）。母亲很快就不再穿旗袍，从此这件旗袍一直压在箱底。我曾经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穿旗袍的照片，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母亲天天刷牙，也让村里人笑话，有人说:“你怎么不把老肠老肚也掏出来刷一刷！”有人说:;“只有门子里的人才刷那玩儿艺儿！”（“门子里”在东北指妓院）。母亲从此也不再刷牙。母亲一口京片子，更是大家的笑柄。她一说话就是京味十足的北京官话，周围人一听就笑成一团，然后怪声怪气的学她。用的词儿也不一样，她说“追”，人家说那叫“撵”；她说“到什么地方”，人家说“到哪疙瘩”。吃的东西也不习惯，在北京赵家大院吃惯了大米白面炒菜，到老古家很吃不惯小米干饭大锅炖菜。生活上这些不习惯还可以逐步适应，最难的是在大家庭中的日子。老古家是两个老人带着几个儿子孙子孙女三世同堂，十几口人在一起生活，难免磕磕碰碰。老爷子带着男人主外，种地干活；老太太带领女人主内，承包家务，儿媳妇们“排饭班”（轮流做饭）。妯娌们除了她都是有娘家的人，有的娘家还挺有势力的，所以腰杆也硬，挨打受气了可以往娘家跑，有退路。俗话说“不欺负老实人有罪”。母亲是处处让她们看不顺眼的没“根”的“外来人”，打了骂了没人管没人疼没处跑，初来乍到又不会做东北农村的家务活儿，所以很快沦为全家人见人欺的受气包。妯娌们有时故意把很多活儿压给母亲，有时故意找茬滋事。一旦母亲还嘴，那边火力全开，跳脚开骂——“欺负老×家闺女（指她自己），错翻眼皮！老×家闺女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来的（暗讽母亲是卖来的）！谁敢动一根汗毛让她用眼皮夹起来！敢动动我，要她肉瓤棺材！（什么叫“肉瓤棺材”我至今也不确切明白，这是母亲复述过多遍的原话）”家里的男人也不好伺候，老爷子脾气很大，到饭点做不好饭、咸了淡了都要开骂，有时还摔盘摔碗。只要老爷子开骂或母亲与妯娌们吵架，古德禄就要显示“大孝子”“大男人”魄力，直接拉过母亲就打。打的过程中还有家人喊号“打死她！打死她！花几百块大洋再买一个来！”我后来看肖红的《呼兰河传》，很为那东北农村“忙着生忙着死”的“生死场”所震憾。由此，我也能想象和理解母亲当年的社会环境下，家人的“专捡软柿子捏”行为。当时人们都在为生存而挣扎，每个人都想在生存的空间上站得更靠上一点，于是巴结上一层面的人，踩住下一层面的人。男人都打女人，女人中强者踩踏弱者，大家都这么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无处可逃。她在打骂和侮辱中忍气吞声，一点点适应艰难的新生活。她习惯了穿粗布大裤裆裤子，慢慢学着说东北土话（但母亲的东北土话一直带着京腔，怎么也说不到真正的东北人那么“粘乎”），慢慢学会了喂猪牵马捡鸡蛋煮大碴粥淹酸菜蒸粘豆包炖大锅菜……母亲其实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尽管一个大字不识，但学习和适应环境能力很强。她的丈夫古德禄其实很心疼她，但那个时代东北农村打老婆是“标配”，人们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打出的老婆揉出的面”。他白天当着家人的面打老婆很多是出于无奈，晚上才敢偷偷表达一下对老婆的体贴。有时在外面吃了什么好东西，晚上偷偷带给母亲吃。丈夫的一点点真心和温存，让母亲那极度缺少爱的心灵，多少得到一点抚慰。母亲就像一棵荒原上的小草，在经历了无数马蹄的践踏后，仍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古家的生活也很不易。一家人靠种地难以过活，农闲时还套车拉脚。跑的线路主要是从拜泉往安达拉粮。当时有“拉不净的拜泉县，填不满的安达站”之说。每当拉白面时途中就拉到家里，地上拉上床单，把白面一袋袋放到上面，用木棍敲打，可以打出一点白面，同时又不拆面口袋，不被货主发现。拉脚不仅辛苦，途中也是险象环生，有时是路险车祸，有时会遇到歹人截道。有一次拉脚途中遇到了抢劫的，车马货物全被抢了，古德禄还被打残了一条腿，捡条命回来。这样的苦日子一天天的熬着，在有了大姐和二姐（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后，母亲看到了生活的一点亮色。不管生活多苦多累多少委屈，一看到两个孩子，就感觉日子有盼头了。1939年，母亲二十六岁时，古家搬到了拜泉县农村（后来的建国公社）。正当母亲全心全意守着丈夫孩子往前奔的时候，噩运又一次降临到她头上。她的靠山、丈夫古德禄在1941年突然病死，撇下母亲和孩子走了。这一年，母亲二十八岁。人一死，公公和叔伯们想的不是怎样照顾孤儿寡母，而是开始算计“卖寡妇”（东北农村的旧习俗，把家族死了男人的寡妇再卖给人家得到一笔“聘金”）“卖孩子”（两个女孩儿不受家族重视）。母亲自己就是被卖掉的孩子，深知孩儿没娘的苦，决心护住两个孩子，不让两个孩子与自己分离。但那时东北农村家族对寡妇有处置权，寡妇自己很难抗争。在家族硬逼她改嫁时，她为了保住自己的两个孩子，最后以死相争。由于过度的愤怒和亢奋，母亲“魔怔”了（急性发作的精神病），疯癫狂燥胡言乱语，几个男人都控制不了。家人把她绑在马槽里三天三夜，用铁棍撬开她紧咬的牙关给她灌药，牙都撬掉了。经过这场风波，母亲慢慢好起来后，家族人知道古老二媳妇不好惹，卖不成寡妇了。此后，母亲就带两个孩子开始独立谋生。从小就被卖的人生经历，使母亲习惯了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但为了两个孩子，母亲逐渐变得强悍泼辣。她真的像一个翼下护着两个鸡雏的老母鸡，即使面对凶恶的老鹰，她明知难以对抗也要搏命与其战斗，护住自己的孩子。为了生存，她也千方百计想办法挣钱养家。她种地养鸡，还做些小买卖，到赌场去卖香烟。为了生活，她什么人都敢见，什么话都敢说。当时伪满洲国在农村推行“粮谷出荷”（一种低价强行征购粮食的税制），母亲所在村的保长征用了她家的一挂大车（以实物抵粮），她去乡里领钱。到乡里后，伪保长只陪着乡里头头吃喝玩牌，全没有把母亲这个小寡妇放在眼里，让母亲从早上一直等到天黑。母亲又饿又气。原本她也知道保长要从征大车款中克扣一些油水，这是当时的惯例，保长早点帮她把钱领出来她也认了。但保长这德性，也激发了母亲的逆反心理，母亲最后越过保长直接从乡里领了钱，保长被架空了，啥也没捞着（当时的伪政权也有一点装潢门面的“公正”）。黑更半夜领到钱后，母亲一路急往家奔，保长一路紧跟，并威胁母亲把钱吐出来，母亲坚决不给。保长看母亲这不要命的架式，也没敢硬来。保长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没想到在一个小寡妇身上灭了威风。由此，母亲在乡里也名声大震，都说“古老二媳妇厉害！谁也敢跟干！”经过汗水泪水血水的浸泡，一个曾经低眉顺眼的小丫环，一个曾经人见人欺的受气包小媳妇，在面临丧夫后家族要主宰她第三次命运时，为了两个女儿，她选择了抗争。她的眼神变得执着坚定，柔软的心包上坚硬的外壳，甚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她需要“厉害”的名声，保护她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期间，母亲也有很不错的改嫁机会，曾经有一个大地主相中了她。但母亲是从大人家出来的，知道大人家的门坎有多高，怕两个孩子到大人家受屈，没有答应。有心栽花不成，无心插柳成荫。在母亲没有察觉的时候，又一次人生际遇向她招手——母亲与我的父亲在人生路上相遇，终于开始过上“人”的日子。（待续） 作者简介：李德辉，69岁，东营党史（史志）研究院退休编审，首部《东营市志》主编，山东省修志业务专家咨询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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