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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有许多独特的时代特征。尤其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郦道元就是生活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郦道元所在的郦氏家族，据说是汉大将军郦商的后代，世居华北。在北方游牧民族大量内迁的时候，郦氏家族没有迁往他乡，继续留居华北，并且参与了少数族政权机构。郦道元的曾祖父郦绍在鲜卑慕容氏的后燕政权中任郡太守。拓跋珪南征时，他便举郡迎降了，北魏继续给予任用，这与北魏政权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官僚士大夫的政策是相一致的。郦道元的祖父郦嵩也官至天水太守。
从郦道元的父亲郦范起，郦家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郦范在明元帝时被任命为给事东宫。东宫是太子所居之处，这是一个侍候和教育太子的重要职位。这位太子就是拓跋焘。把这个官职交给一个汉族知识分子来担任，表明了北魏统治者“变夷为夏”的既定政策，也说明郦氏家族受到北魏王室的高度信任。拓跋焘即位后立刻晋封郦范为男爵。拓跋焘死后，又被晋封为子爵。在平定山东地区的战事中，郦范立有战功，又封侯爵。到了孝文帝在位期间，郦范已经获得了外姓功臣的最高爵位——公。他在北魏政权中为官达 50年，经历了5位君主，从一个没有爵位的给事东宫，成为北魏王朝的宠臣之一。他平步青云的历官道路反映了汉族知识分子在北魏朝廷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真实体现。
在郦范一生中曾两次出任青州刺吏。在第二次出任青州刺吏时，他已有了北魏王朝的最高封爵，有重要政治意义。孝文帝志在统一天下，而青州是进兵江南的重要后方基地，具有战略意义。
郦道元在这时已经步入仕途。他在《水经注》上讲自己在太和十八年时（公元 494时）曾随孝文帝巡视北方，当时他任尚书郎。当时正当孝文帝迁都之际，这个英明的决策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郦道元自然也是其中之一。尚书郎虽然职位不高，但能随皇帝北巡却可见对他的重视。这给郦道元的仕途开了一个好头。
郦道元，字善长，是范阳涿州人（今河北省涿县）。他家乡称为郦亭。在《水经注》的《巨马水注》中，他较详细地介绍了家乡的情况。郦亭旁边的郦沟水是巨马水（今拒马河）的一条支流，郦道元的祖上就生活在这里。
关于郦道元出生的具体年代，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说明，许多学者根据《水经注》的一句话作出多种推测，尚无一致结论，大约郦道元出生于孝文帝即位初年。太和十八年时他曾随拓跋宏出巡，当时还是个小官。由于父亲是朝廷重臣，他的升迁还是较顺利的。郦范死后，继续了父亲的爵位，被封为永宁伯。
道元的仕途虽不如其父那样坦荡，但凭着自己的能力也有多次升迁。从太尉掾开始，他历任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颖川，鲁阳等郡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后几项官职如河南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卫戌司令）、御史中尉（管监察）等都是三品官，已经属于高级官吏了。在孝昌 3年（公元527年）任关右大使时遇害，朝廷追赠他吏部尚书、冀州刺吏。
郦道元为政，史书上称是“威猛为治”，“威猛为政”，有的史书还把他的传记列入“酷吏传”，这就有失公允了。郦道元所生活的时期正当北魏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道元可能认为这时应当“乱世用重典”。在任地方官时他一方面威猛为政，同时还在地方上兴办学校，恢复发展文化事业。完全不是人们意象中的“酷吏”。道元还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尤其表现在他同皇宫中恶势力的斗争上。王室中的败类元微曾诬陷自己的叔父元渊，由于官员宋游道能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元渊才得以昭雪，而郦道元是支持宋游道的作法的，并且认为是气节可嘉，委以官职。道元的行为触动了元微的利益，于是元微迁怒于他，史书称为“素忌道元”。另一个王室纨袴子弟元悦则有心理变态的症状，他纵容小人丘念无恶不作。干扰正常的行政官员的选用制度。当时郦道元正任御史中尉，他果断地将丘念逮捕。元悦又请太后为丘念说情，郦道元坚决依法办事处死了丘念，并以此弹劾元悦。以上这两件事都表明道元为官刚正，疾恶如仇，而且不惧权贵，甚至皇亲，敢于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元悦从此怀恨在心。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寅正准备叛乱，元悦就怂恿太后任道元为关右大使去监视萧宝寅，结果道元被叛军在驿站截杀。这种行为是多么可耻啊！可见，所谓“酷吏”的恶名是不能强加在道元名下的，至于有的史书将道元列入“酷吏传”，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这是受到了权贵们的排挤，于是 24史之一—《魏书》的作者就依附了恶势力的权势，故意把道元列入“酷吏传”。24史中的另一部——《把史》的作者在给道元作传时，已经有了改变，经过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郦道元不仅不是所谓“酷吏”，而且称得上是位可与包公、海瑞相比的“好官”。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权贵和恶势力可以用阴谋手段在当时打倒一个人，确是易如反掌。但是最公正的还是历史。人们常说“历史是无情的”，即一切是非功过，后世自有公论，谁也不能一手遮天，欺骗历史，否则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正义的人民所唾弃。
在当时的朝廷中，道元还是较受重用的，因为他的勇敢和果断，还曾多次临危受命。见于正史的就有三次。第一次安抚北疆，第二次镇压与南梁接壤地区的叛乱，第三次就是到关中监视有叛乱嫌疑的萧宝寅。最终道元在最后一次出行中蒙难，这就可以说明他具有赴汤蹈火的果断和勇敢的品质。
郦道元的清正虽已为我们了解，但是他不仅是一位“好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出色的古代地理学家。当然，他的地理学识主要是通过《水经注》为人所知的，他在为《水经》作注时明确指名引用的文献达 480种，其中属于地理类的有109种。这109种中，属于魏晋南北朝这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就有89种。一方面反映了郦道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也可看出这一“地理大交流”时期地理著作对他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道元在《水经注》的序言中对前代的著名地理著作进行了批评点评。秦朝以前我国已经有了许多地理类书籍，但当时由于国家不统一，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人们对地理的概念还比较模糊，这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虚构。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禹贡》等。我们认为这种虚构是受当时社会条件限制的，不必过分苛求。在这种虚构中我们仍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情况直到秦汉时期仍有一定市场，与人们相求真正了解地理知识的需要发生矛盾。郦道元是坚决反对这种“虚构地理学”的。他提倡严谨的学风，改变这种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他在《水经注》序中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和工作方法。其主要原则就是重视野外考察的重要性。前代地理学者中已有人开始考察研究工作，但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常说科学的基础是真实，地理学当然更需要真实，郦道元可以说开创了我国古代“写实地理学”的历史。
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当时的欧洲历史正是所谓“黑暗时代”，全欧洲在地理学界都找不出一个杰出的学者。郦道元在世界地理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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