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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有其独到的优势，至少对组织发展本身而言如此，但制度管理也有其弊端，这对领导个人而言确实如此，并不是各位嘴边通常所讲的制度是死的这么简单。如果领导在管理组织以及各职员，一切以组织制度为准则，但凡有人触犯就得依制度处理，即便是小问题、或无伤大雅，或触犯的问题，并不影响组织发展的失误，都全盘处理的话，只能说这位领导没有管理能力，不仅不会使下属们全力效命，更不会使下属为领导卖命。 在职场，制度可以管理人，但要征服人心，领导必须要施恩，而施恩的前提则是很大可能要违背制度，施恩，领导会成为下属的中心，用制度，则制度会成为职员的中心，所以，施恩，其实是将原本的组织权力，移植到领导自身所有，某些单位，某些领导的管理水平总在制度上打转，总在例会上以各项制度的长篇大论宣讲，但是，很多领导并没有深入研究到精髓，即你会发现，但凡有组织的地方，其制度基本讲的都是规矩、限制、处罚，很少看到有奖赏的制度，所以，多数单位的制度都是负面激励制度，而正面制度激励基本缺失或非常有限，其实，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单位本身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单位的制度都是照抄照搬别人的，没有学到别人的精髓所在，也可能是单位故意留给各级管理者自由发挥的空间，毕竟得罪人的事交给组织背锅，组织是死的，无情又冷血，可以原谅，职员也无处发泄，而给人施恩的事，则是聚集人心的事，得交给具体的各级管理者去办，但这一点似乎，很多管理者并没有研究到这个深度，甚至某些管理者只一味替组织、替领导着想，而完全忽视了下级人员的利益与感受。 人在接受他人的施恩后，定会有亏欠之心，所以，内心是不平衡的，一定会在后续工作当中找到某些平衡，一是会想着如何将来有机会回报对方；二是如果对方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则两不相欠，不存在回报的问题；三是你会因为亏欠，在工作当中更加卖力，但不是永久的，会以具体事和人的评价而异，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自认为已经回报完成，也就没有亏欠的问题。在施恩方面，同一件事，不同层级人员所做的目的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做法，其目的也不同。 1、稳固团队、凝聚人心 三国中，官渡之战后，曹操在搜索到袁绍阵营中，有很多曹魏底下官员的私通信件，并没有深究，而是一把火烧了，但此权术的源头，则首创于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在与王莽新朝的战争中，刘秀与王朗对决，彼时刘秀实力相对较弱，很多官员便私通王朗，大量书信往来，刘秀胜利后，便将书信全部销毁，战时私通敌营，无论是何缘故，处罚都是免不了的，但刘秀并没有依制度进行处理，而是以销毁作为免罚的手段，实质就是对所有有私通行为官员的施恩，毕竟是战时阶段，团对的稳固，人才的归附才是组织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事，否则，打击面盛广的话，不仅不会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可能招致人心的反叛，震慑的前提是以点制面，而彼时有书信往来的人员数量极大，所以，在打击没有任何正面效果的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就此施恩，刘秀烧信，烧出了东汉的开国之君。 2、避嫌免祸、施恩于外 雍正王朝戏说中，也一定程度盗用了领导烧信的权术，刘秀烧信，这其实是个外部问题可能引发的内部问题，而雍正烧百官录，其实是内部问题，这完全是内部利益联盟的东西，对皇权来讲，就是底下官员的结党，不论是何种形式，帝王都是不允许的，这被认为是威胁或挑战皇权的势力存在，所以，这看似争夺或控制权力的宝物，实则是个烫手的山芋，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帝迟早会知晓，谁要占为己有，谁就有抢班夺权的嫌疑，就会被排除在继承人的候选名单之外，因此，雍正查获这些证据，并且没有拆封，且当着所有有分量、有势力冲击皇帝宝座的亲王火烧销毁，既有避免抢班夺权的嫌疑，可以避祸，另一方面实则也给了朝廷内外百官松了绑，解除了利益联盟关系，雍正实则是在为皇权的稳固保驾护航，清理障碍，更能赢得康熙的赏识与信赖，同时也对不是雍正的人员算是施恩了一把，至少可以使一部分人员不再有激烈的反对他的声浪。 3、上交把柄、造福身后（宋仁总曹皇后） 中国历史上，除了男性政治家之外，还有女性政治家，北宋仁宗时期的曹皇后算是比较有政治手腕的女性，其与仁宗没有子嗣，而是收养仁宗兄弟之子作为皇权的继承人，也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但英宗上位之初，是遭到很多大臣反对，这些反对的奏章都一一被曹皇后收藏，而曹皇后却没有销毁，留下这些所谓的把柄，岂不是给了宋英宗、宋神宗父子追究反对者责任，秋后算账的证据，甚至因为而失去一批人才，至于这一点想必已经不重要了，毕竟宋英宗已故，曹皇后将此给予宋神宗，而宋神宗毕竟不是直接当事方，想必报复打击的心理需求并不存在，因此，曹皇后将这些反对的奏章给宋神宗，且嘱托在她死后在看，想必是想将其对宋神宗父子的恩情，希望宋神宗回报于曹氏家族，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人走茶凉，有了这份恩情所在，曹氏家族当不会就此没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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