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配图 吹哨人 作者：盛胜利 但凡知青这一茬人，现今年龄都是七十上下了。在他们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中，很多人都担任过各种各样的领导，然而不管担任过什么样的角色，一定被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领导过，什么角色？他们生命中遇到的第一个领导——“吹哨人”。 何谓“吹哨人”？即：插队时天天一大早吹哨喊他们出工的生产队长。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问：生产队长是个什么角色？他是“官”吗？他有什么权力？回答是：他不是体制内的官员，但他是一队之“长”，管着一个生产队里数十户人家百来号人的生产生活，当然也包括插队其中的知青男女。 根据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底层设计”，生产队是最底层的生产与社会管理单位，从中央国务院高层往下数，连下七个台阶才数到生产队这一级。再往下就是只被人管却无人可管的草民了。按照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来说，乡村的管理大多采取自治方式，以血缘宗族管理为主。 1949年之后，这一管理方式被打破，为适应公有制顶层设计模式，乡村管理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上有大队、公社三级管理的集体所有制集中管理模式。生产队处于社会管理的最基层单位，几亿以农为生的国民都被纳入这一管理系统中，因此生产队长就成为几亿国民的最直接领导，他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都与数亿国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息息相关，所以“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家雀儿不当鸟”，一个生产队有个好队长是他属下村民的幸事，自然也是插队知青的一大福音。 要当个好队长不容易。由上到下七个层级的管理者中，唯有生产队长是民选的，但也最不好干。他既是体制中最底层最低级的“牧羊人”，但又没有沾到体制中的半分油水。碗里的米不比别人多一粒，身上的补丁不比别人少一块。没有一分钱公家补贴，完全自食其力赚工分吃饭。不比村民多赚一个工分，但天天早上要吹哨喊大家出工，劳动出工要走在头里，傍晚收工要落在后头。既要组织队里生产，又要调解村民纠纷，关心村民生活，处事要公道，一举一动都受到全村几百双眼睛的监督，上百只嘴的拷问，就连每年到公社或县里开几天三级扩干会，也会被人讥讽为“赚软工”“吃包子” 去了。概括起来生产队长有三个“最”，即：最苦、最累、最低报酬。 这样的有百苦而无一甜的“村官”有谁愿意干呢？可是总要有人干。所以村民民主选择的标准就三条：一、能干；二、公道；三厚道。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自然就很容易被选为生产队长。有幸的是我插队时的生产队长王仁义就是这样一个人。  网络配图 王仁义祖籍江西，解放前随父辈流落到闽北山区造纸为生。后上门为婿，落户溪南。插队时他大约四十来岁，身材矮壮，面目粗犷。一脸络腮胡，满口黄龅牙。看是莽撞人，却宅心仁厚，待人宽容。尤其对知青更是照顾有加。知青初来乍到不习惯下水田，他尽量安排一点轻松的活计。女知青不会煮饭，他把她们领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粮食不够吃，他特地让队里仓库借粮给知青。 有时知青临时买盐巴酱油之类的囊中羞涩没钱，他特批小队出纳借两三块钱给知青救急。这些事虽小，但在当时都已是“超村民”待遇了。人如其名，真是“仁义”啊。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字《山之仁》，以表达我对生命中遇到的这第一位“吹哨人”的敬意。其后工作中也遇到几位好领导，但都没有那第一位“吹哨人”给人印象深刻，令人难以忘怀。 知青一生中可能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但真正能干生产队长的人不多。我有两位知青好友都担任过生产队长。其中一位叫费晓峰。1969年3月到我们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小伙中等以上身材，眉清目秀，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妥妥一个帅哥。插队6年后担任生产队长，从一个“听哨人”变为“吹哨人”，没有数年的艰苦磨炼，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队知青原有十来个，72年以前基本调走，仅剩下他孤身一人在村里磨砺。好在他比较乐观，心里虽然落寞，但嘴上从不表现出来。经常到我处聚会聊天。也算是凅辙之鱼相濡以沫吧。当个队长自然考虑问题多些，曾经听到他的一些改造农村设想，如改造山垄田，推行机械化等等，但限于条件限制，都没有办法实现。虽然如此，但至少说明他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他当了一年多队长，76年底招工回城了。后来因故去世。如活到现在，以他的性格，不知会捣鼓出什么动静来。 眼下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双抢”日子又快到了，当年每逢此时生产队长们都格外辛苦。除了以身作则带头下田劳动之外，在凌晨天色未明之时要比别人早起一步，吹哨催促村民出工。此时我们还在梦中，猛然间听到尖利的哨音在夜空中划过，不由得头皮发麻，极不情愿地从床上翻身爬起，又开始了从“鸡叫干到鬼叫”、“两头黑”的一天……至今回想，犹有余悸，试问“吹哨人 ”难道您不想多睡会儿觉吗？“半夜鸡叫”的故事您听说过吗？然而墨写的谎言还是遮盖不了流汗又流泪的现实，这个“周扒皮”的恶人还得您来当啊。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治理一个生产队尤其是治理一个穷队比治理一个国家更不容易。上有各级“婆婆”在管着，凡事要看“婆婆”脸色行事，不听话不行，稍有不妥动辄成咎。下有数百个“姑嫂”在盯着，多吃一口，多取一分都不行。这个做小媳妇的滋味着实不好受，能当好生产队长何官不可为。老实说，改革开放前共和国这座大厦就是靠几十万个生产队长在底层苦苦支撑着，没有他们这批守夜“吹哨人”，大厦安能安稳？！ 如今“生产队长”这一阶层的管理者已成“过去式”。代之而起的同层级管理者叫村民小组“组长”，这个组长比生产队长要轻松无数倍。因为他不需吹哨喊出工，更无需起早贪黑地带头去田间劳动，也无需考虑村民们的吃喝拉撒，只是挂名行使一些上级布置的公众事务而已。原先集中管理的底层设计模式正在被一种自由松散的乡村自治模式所替代，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社会变化之一。虽说如此，生产队长这一当年最底层的劳心劳力者仍然值得追忆。正是他们的宽厚包容，使知青得以在异乡感受几许家的温暖，给予他们在困苦中生活的勇气。 作者：盛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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