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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绅商是促成“东南互保”的重要力量和社会基础，但是东南绅商却非仅仅“自保”，而是时刻关心时局，对被战火蹂躏的华北地区同胞的命运格外关心。 中国从来就有行善劝善的传统、风气和各种民间慈善活动，福利保障系统以宗族福利保障为主，遇有大灾难，则以官赈为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少数国人开始对西方社会保障、福利制度有所了解和介绍。冯桂芬、洪仁玕、刘锡鸿、张德彝、薛福成等都对养贫局、教贫局、贫孩院、养老院、贫民医院、慈善医院等做了介绍，现代慈善、社会福利观念，开始进入中国。中国的慈善事业，渐渐开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换。 1877年至1878年，北方连年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相枕，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饥荒和瘟疫者至少有1000万人左右。远在上海的经元善与同仁成立“上海公济同人会”，首倡义赈募捐善款解救灾民。为了专心筹赈，不久他又毅然停歇了祖业仁元钱庄，在原地创设“上海协赈公所”，联合苏杭等地的江浙绅商举办义赈。他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以在各地设立的130余家筹振公所和赈捐代收处为外围，形成了一个从上海辐射到全国的义赈组织网络，并且辐射到海外华人较多的一些地方，如仰光、新加坡、槟榔屿、东京、横滨、神户、长崎、伦敦、华盛顿、柏林等地。 经元善长期主持上海协赈公所，接连直接办理豫、皖、苏、浙、鲁、奉、顺、直等省重大义赈，多次亲赴灾区查赈放赈，因而对民间的疾苦，尤其是对慈善救济制度有了更为直观、更为透彻、更为深刻的了解。 对于全国性或跨地区大灾荒，官赈一直是灾荒救济中的主导方式，纵然民间有心，也无财力与体制进行全国性或大规模跨地区性救济活动。但近代以来东南工商勃兴，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现代绅商，他们联合起来，某种程度上可用“富可敌国”来形容。 晚清政府财政极其困难，官赈为主的赈济方式便难以为继，官赈中中饱私囊现象严重，然而官方仍然坚持以此前的官赈为主要模式，对民间义赈多有管理、干预，民间义赈来源近半被官捐邀截。十余年后，经元善主持的义赈面临日渐寥落之局，他认识到，在中国国情中，没有官府的支持，民间大规模义赈很难持久。于是提出了官义合而为一的赈灾模式，即官赈与民间义赈并举的新模式，以官赈之名行民间义赈之实。如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民间义赈“挂靠”官方。 郑观应也长期参与、思考慈善救济事业。在“丁戊奇荒”中，他从1877年起便与经元善等人在上海办筹赈公所，竭尽全力。同时，其好友李提摩太主张以工代赈，对郑深有启发，引起他的强烈共鸣。郑观应的视野更为宽阔，认识更加现代、深刻。他推崇并详熟德、法等国的灾害保险制度，筹备农业保险，减轻农民单纯承受灾害的压力。他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官绅合力、以工代赈等多元化方式筹资，设立慈善机构，对灾民实施“教养兼施”。 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系统对传统社会功不可没，但显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福利保障之需要。郑观应对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深刻反思。他认为这种只爱族人、邻里的狭隘性是缺乏兼爱之故，所以应该学习西方的社会救济，突破地域、宗族的狭隘性：“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兼有恤贫院、工作场、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十四卷本增：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而其思虑之周密，规制之严明，有远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 突破畛域观念，不再局限于宗族保障，强调慈善、保障制度与法律的关系，法律、法治，确是现代慈善与传统的重要区别。 针对中国缺乏资金的观点，郑观应反驳说：“夫中国各镇、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茕独乎？”因此，郑观应呼吁最重要的还是官方要大力提倡实政，绅商好善之德任劳任怨办理慈善事业，这样就可以形成“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人之好善，谁不如我？风行草偃，谊美恩明，不二十年而善堂栉比于寰区，穷民绝迹于道路矣”的社会。 在1900年以前，传统慈善救济体制已不适于变化了的社会，现代慈善观念已经介绍进来，现代慈善体制已经开始产生。1900年，是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关键一年。 1900年9月9日，也就是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上海部分绅商发起成立“救济善会”，在当天的《申报》刊出成立公告和宗旨：“近因京师拳匪为非，激成大变，列国师船连樯北上，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炮火环轰，生灵涂炭，兵刃交接，血肉横飞。最可怜者，中外商民寄居斯土，进无门，退无路，不死于枪林弹雨之中，即死于饥渴沟壑之内。 身家尽毁，几如釜底之鱼，玉石俱焚，枉作他乡之鬼。呜呼痛哉！能无冤乎？某等不忍坐视，先集同志筹捐举办，拟派妥实华人，并延请洋医华医赴津沽一带，遇有难民，广为救援，名曰中国救济善会。呈请上海道照会各国领事，声明此系东南各省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为救各国难民及受伤兵士起见，已蒙各国领事会议，允商领兵官发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携向军前救护。” 该会成立后，捐款者甚众，在很短时间内救济工作就卓有成效，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另外一些士绅、商人又成立了“济急善局”。“济急善局”人脉更广，获得募捐更多，规模很快超过了“救济善会”。“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意味殊深，表明他们已非常有意识地、非常自觉地成为现代慈善组织。虽然当时中国还未成立红十字组织，更未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但救济会规定，会中人等均穿红十字记号衣服，有的衣服上用外文写明“中国红十字会执事人”字样。侵略军见到有红十字标志的救济会人员，便不阻挠其行动。 “救济善会”与“济急善局”（以下简称“两会”）的款项都来自私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官员，但这些官员捐款都是以私人名义。还有一部分款项来自一些地方官府，由地方政府拨款。这些拨款都是这两个救援机构主动向其募助的，并由该机构自行支配，官方不过问。 它们的救援对象开始主要是在北方的东南难民，因此从陆路和海路救援难民南下。开始是救助逃出京津的难民，后来克服重重困难，冒危险直接派船到天津。对于运到上海的大量难民，两会事先就做了周密安排，继续给予良好的照顾。由于地处八国联军占领区，它们还配备翻译照顾难民。在救助南下难民时，它们还积极救助京津地区的当地民众，掩埋尸体，设施医、粥厂、施衣、粮米等机构。 特别是从1901年春开始，两会救护的对象由主要赈济被难的南方各省官绅商民转为赈济北方的普通灾民。对京津地区民众从战乱中恢复正常生活，起了相当作用。 两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红十字会的作用，接受南省人士的委托开展了大量的代为寻人、送钱和送信工作。聂士成的儿子也在其父战死后，专程到救济两会求助，请其寻找流落北方的家眷。 1900年东南士绅、商人发起的赈济战争难民活动，是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发动、主持的带有红十字会色彩的捐款、救护活动。这次是在全国范围展开，而此前传统民间慈善组织的活动都是地方性的。“经此一疫”，标志着中国的慈善救济观念接受了国际、现代观念，距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次活动，更是新式绅商的一次组织、能力的培养锻炼和显示。 1900年，从一个商人对皇位废立公开抗议到东南绅商策动战时对抗中央的“东南互保”，到发起全国性的赈济战争灾民活动，标志着绅商力量的崛起，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这支力量迅速改变、重塑了清末社会的势力格局。经过1900年的锻炼和考验，他们更加成熟，因此两年后，也即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宣告成立，这是近代中国首个商会。在未来的十年，其作用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注：这种民间组织其实是在社会有危难时，对政府的一个很好补充，不该被政府视为敌手，而应引为奥援，能更好展开救助，维护社会稳定。） 1900年，张謇为两江总督刘坤一起草了《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1912年，张謇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替清王朝起草了《清帝退位诏书》。或许，这就是1900年的意义。（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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