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古代教育观念中，“文武双全”一直是古代士子们孜孜以求的成才目标；追求“文治武功”，继而“扬名天下”，在青史汗青之中传下能为后世仰望的“功业”一直是古代士大夫们重要的评判标准。 故而从古至今，对一名文人和一员武将而言，最高的荣誉不只是“封侯拜相”，而是得以进入“配享庙宇”为后世所景仰、供奉。 唐宋之前，文武不分家。卿相牧守要求既能马上征战，又能辅政安民。但是从唐朝开始，由于兵制发生变革，官员职能也开始向专业化发生转变。从这时起，唐朝开始兴起由官方主祀的“文庙”和“武庙”。  （“文庙”前的孔子雕像） “文庙”又称“孔子庙”，最早仅在孔子故里曲阜，由汉桓帝时期设官吏专门管理。北魏时期将孔庙第一次建立在了朝廷的官学当中。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第一次确立了“陪祀制度”。 开元年间，唐玄宗李隆基追求边功，一心向太爷爷李世民看齐。于是，又在“文庙”之外另设“武庙”制度，将张良作为姜子牙的陪祀。 唐宋之前，士大夫们最多追求配享皇帝“太庙”，如汉明帝就曾经祭祀过配享高皇帝庙宇的萧何，以及武皇帝庙宇的霍光。而自唐代之后，历代文臣武将的最高成就则不仅仅限于“配享太庙”，还有“从祀文、武庙”。  （唐代“武庙”主要供奉的是姜子牙） 但是，自唐至清千余年间，得以达成“文治武功”的双重成就，拿到文、武庙的两张入场券的，也不过仅仅两人而已。 而在这两人中，其中一人名满华夏，却在清朝中叶才拿到文、武两庙的入场券；而另一人似乎名声略有不显，却成了自唐至明同列文武庙配享的唯一一人。 一、名成八阵一诸葛唐肃宗时期确立了武庙“十哲”的陪祀地位。被唐太宗和李靖称赞的蜀汉丞相武侯诸葛亮，正式被确立为“十哲”之一，从祀姜子牙，配享“武庙”。 到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由雍正帝下诏，将诸葛亮作为先贤名儒之一，从祀孔子，配享文庙。乾隆年间，正式被确立为“先儒”之一。  （94版《三国演义》诸葛亮：唐国强饰） 与现代观念不同的是，诸葛亮早期最为人称道的远不止“治国”之能，而是兵法战阵之道。这一点，不止被李世民和李靖所确认，更得到了蜀汉的老对手——西晋司马氏的认同。 诸葛亮统兵北征，以西蜀不满十万步卒，硬撼曹魏雍凉地区十余万边军，迫使曹魏洛阳中军频频西举。不过两次大规模北征，打得雍凉地区的魏军不敢解甲屯田，补充军力，连中原地区也因为需要频频西顾，无法全力恢复国力。  （94版《三国演义》：三顾茅庐） 在战术上，在结合早期“八阵图”的基础上改良出了“武侯八阵”，用战车弓箭配合步卒，以对抗骑兵的战术。这一战术不但让曹魏“五子良将”之一的张郃，在追击蜀军中中箭阵亡，更打的司马懿自守不出。 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期，还命蜀人陈寿收集诸葛亮的相关事迹文稿，编成《诸葛亮集》，司马炎阅览后发出了和他爷爷司马懿一样的感叹。而诸葛亮的“武侯八阵”也在不断被推演增强。李靖的舅舅韩擒虎将其演变为“九军阵”，到了李靖由删繁就简，变为“六花阵”。 诸葛亮的用兵之法与推崇正兵军争的李靖等唐代武将不谋而合，初唐至盛唐，唐军以优势后勤和装备屡屡击败塞外各族，版图东至辽水西达波斯。到了唐肃宗时期，诸葛亮自然而然就成了“武庙十哲”之一，反倒是到了明末清初，才出现将诸葛亮陪祀“文庙”的呼声。  （相传为诸葛亮改良后的“八阵图”）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就力主将诸葛亮陪祀“文庙”。黄宗羲认为诸葛亮践行了儒家以天下为重，至公至诚的道德理念，虽然一没有弟子经义传世，二没有为儒学开宗立派，仍然达到了配享“文庙”的标准。 诸葛亮受托刘备“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将疲敝的蜀汉治理得鼎立一方，甚至能够大举北伐，将防线推到了凉州，为蜀汉创下了四十余年的安稳格局。为人至诚至公，身故之后，政敌李严为之流泪，甚至到了两晋时期，蜀人仍然发出“葛公之后，不见其比”的感叹。 二、势如破竹“杜武库”而另一位，也是活跃于魏晋时期的一大名人，曹魏的丰乐亭侯、西晋的镇南大将军、司隶校尉，出身京兆杜氏的杜预。  （杜预的“画像”） 京兆杜氏是自西汉年间一直兴盛到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汉宣帝时“麒麟阁功臣”、三公之一的杜延年就是出自京兆杜氏，到了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杜如晦也出自京兆杜氏。 杜预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家大族之中。杜预从小通熟儒家经义，又钻研律令，研修兵法，博闻强识一时被人称作“杜武库”，其向司马炎所陈的伐吴奏表中，甚至还流传下了“势如破竹”这样的典故。  （杜预的“画像”） 杜预在唐太宗时以“先儒”配享孔子，进入了“文庙”；唐德宗建中年间武庙增加“六十四将”陪祀，杜预又在其中。可以说自唐代开始设立“文、武庙”，杜预就拿到了“文庙、武庙”的双重入场券，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同时在“文、武庙”享受供奉的名臣。 杜预得以配享文庙的一大原因，在于杜预对《春秋》和《左传》经义注解上的贡献，杜预的注解将《春秋》和《左传》联系了起来，后世清代修订《十三经注疏》时将杜预的注解与唐时大儒孔颖达的《春秋正义》并列。  （摘自《永乐大典》的“杜注春秋左传”） 杜预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对“律、令”的阐释。在西晋之前，“律、令”不分，杜预和贾充、张斐等人对《晋律》进行重修和注释时将“律”与“令”分开，这是“律学”的一大进步，这部《泰始律》一直沿用到了南北朝，在东晋灭亡后还对南朝的律法产生了影响。 而杜预能够成为“武庙六十四将”，则是在军事上的耀眼成就。杜预在南征之前，作为钟会的长史参与灭蜀之战，但是杜预机智的发现这一战的不简单，从而巧妙地躲过了“成都之乱”。 随后，监军卫瓘计杀邓艾、钟会，平定“成都之乱”的过程流传出来，杜预慨叹，卫瓘做事如此自利，将来恐怕难有好下场。果然，“八王之乱”爆发后，卫瓘被贾南风和司马玮联手诛杀。  （贾南风） 西晋泰始七年，“秦州之乱”爆发，杜预深感自东汉以来凉州边塞地区的战乱屡屡爆发，于是上奏司马炎边塞军事相关的方案，得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批准。 咸宁五年，司马炎下定决心发兵灭吴。杜预作为中路大军的统帅，指挥晋军直面东吴最强防线——西陵。为益州的王濬军打开通道，顺江而下，直取建业。  （晋灭吴之战：杜预部） 在晋灭吴战争中，杜预负责攻打东吴的荆州战区，该地一直是东吴的重要战区，西陵、江陵两地更是遏制蜀君和魏（晋）军的战略要地。杜预率领的中路晋军连破西陵、江陵，一路从荆州打到交州，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奠定了杜预在“武庙”的地位。 三、文、武庙的“钉子户”标准诸葛亮和杜预历史上唯二同时配享“文庙”和“武庙”的英杰，所达成的成就还不止这些。诸葛亮和杜预还是“文庙”和“武庙”的“钉子户”。 从唐朝的清朝，“文庙”和“武庙”中陪祀的人不断变动，相比于“文庙”而言，“武庙”陪祀人员的变动也更大。  （“武庙”陪祀人员雕像） 唐朝中叶以后又在“陪祀制度”上再度扩充——唐太宗时，“文庙”除陪祀孔子的弟子外，还有“先儒”二十二人；唐玄宗时期，“文庙”确立了“十哲”“七十二贤”等陪祀。 在唐肃宗时代，在“武庙”确立了“十哲”等从祀配享，到了唐德宗年间，“武庙”又增加了“六十四将”陪祀。自唐宋至明清，“文、武庙”陪祀的人数不断扩充。 到了宋代，“文庙”和“武庙”被正式发扬光大，而陪祀人员也一再变动。比如名将白起，就被赵匡胤一度“踢”出了“武庙十哲”，后来又改在东西庑陪祀。到了元代，“武庙十哲”更是直接被削减成了“五人”。 （《淳化阁贴》收藏杜预的书法拓本） 然而虽然一变再变，诸葛亮始终在“武庙”陪祀。而只要排历代名将，也少不了杜预一席。究其原因，除了两人在军事上的贡献外，杜预和诸葛亮所立的功业中也找不出什么瑕疵，而相同的是，两人又都是允文允武的宰相之才。 （四川成都“武侯祠”） 杜预制《泰始律》，诸葛亮订《蜀科》；杜预担任“度支尚书”，帮助司马炎稳定了西晋的财政，让西晋一度出现了新兴王朝该有的气象；诸葛亮七载治蜀，让疲敝的益州拥有了鼎足三分的实力。 杜预被中原百姓成为“杜父”，南抚交州，北防塞虏，力陈安边军事五十余条；诸葛亮被蜀中百姓成为“葛公”，南定滇池，北服羌胡，诸葛亮安抚南中的“夷汉相安”之策一直到了唐代，还在沿用。 故而随着“文庙”和“武庙”越来越成为皇帝宣扬儒家道统的工具，里面的陪祀也是一换再换，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代表的诸葛亮和杜预却能成为历久弥新的“钉子户”，也可以看出二人领先于历代高士的才器、品德与风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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