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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重建的北京东堂，与王府井相得益彰，成就繁华大道的历史韵味  一，追溯北京东堂源头：从四川带回两个洋俘虏 追溯北京的王府井教堂（东堂）的源头，必须从清朝初期肃亲王豪格从四川带回的两个洋俘虏说起。  1647年张献忠率军扎营于四川凤凰山。豪格率大军在叛军引导下对张献忠部队发起了突然袭击，张献忠一时大意亲带轻骑兵侦查敌情时候中箭身死。  这两位神父其实大有来头，利类思本出生于西西里岛一个贵族家庭，1638年进入中国内陆来到四川。而安文思也不简单，他本是麦哲伦的后裔，1640年来到中国四川。   但因为他们曾服务于大西政权，所以被清军俘虏后成为八旗的奴隶，靖远大将军豪格班师回京时候把他们两个带回北京。 二，顺治皇帝特批建立了东堂 虽说是俘虏,但豪格经过询问得知他们是汤若望神父的同门兄弟，所以对他们非常友善，途中露宿风雪时还给两位神父送来御寒的衣服。  皇太极长子豪格 豪格本来打算释放两位神父，但这更加深了多尔衮的疑虑，多尔衮把身为皇太极长子的豪格视为政敌，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豪格本应是皇帝的合法继承人。  已经在佟家待了几年的两位神父品行端正，府中人对这两个人很尊敬，也恢复了自由身得到了释放，利类思与安文思于是在北京安顿下来。 三，北京城内第二座教堂——东堂是一座爱奥尼式教堂 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神父决定在顺治所赐宅院和空地修建一堂，创建东堂过程中得到了肃亲王府特别是侧福晋的支持。还有清宗室佟家不仅捐资还帮助人力物力。  民国时期的王府井大街，明朝时期，这条街上就建有10个王府，当时叫王府街。1915年，才更名为王府井大街
 安、利二神父之后也曾遭遇过牢狱之灾，教会遭到权臣鳌拜等人的逼迫，在京的宣教士都被捕下狱，但他们后来受到康熙礼遇，在朝廷供职时为康熙制作了很多精致的自鸣钟。 据安文思书信记载，康熙帝在利类思住所中当着众位神父的面，写下“敬天”二字。这两字作为匾额被悬挂在北京耶稣会教堂的最显著位置。
次年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重修。这次重要的重修由奥地利传教士费隐主持。 费隐字存诚，生于蒂罗尔省，1688年入耶稣会，清康熙年间(1662—1722)来中国。先到江苏镇江传教，后奉召入京,参加测绘皇朝舆图，曾任圣若瑟住院院长、北京葡萄牙神父住院院长。  清朝时王府井大街就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家住东城的官员们上朝的必经之路，久而久之发展成了一个繁华的东安市场。 东安市场人口聚集生意兴隆，吸引了官场人物的投资，官府进行规划从北到南建起一条长街，逐渐名扬北京周边。
五，嘉庆年间发生火灾东堂被废 到了清嘉庆年间，此时的嘉庆不知道少了哪根筋，感觉已经不需要传教士了，颁布命令严禁天主教，除极少数天主教传教士在政府供职者外，一概不许居住京城，更不许从事传教活动。 嘉庆皇帝 当时还在钦天监的福文高和高守谦居东堂，看到西直门天主堂的四位神父被驱逐出境，并被限令变卖所有限时离京，不由感觉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时二位神父还在钦天监任职，在自请处分之余，请求皇帝按乾隆年间旧例赐银重建，想凭老面子做保住教堂的最后努力。 五，田类思主教募款第二次重建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870年，当时在罗马参加梵蒂冈会议的田类思主教接到教廷调他至北京宗座代牧区的命令，随后同年11月1日到达北京，此前他已经担任浙江主教多年。 1884年经田类思主教向国外募捐重建大堂 六，东堂三次重建，与王府井相得益彰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等11所教堂。 现在的东堂建于1904年，是由法国和爱尔兰两国设计师共同设计。 1904年又重建，即今之天主堂。 虽然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的灰砖清水墙，但在三层罗马式建筑风格中融入了不少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所以看起来韵味十足、美观大方。 曾经繁华的北京王府大街，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和车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是北京最有名的商业街。 莫理循在王府井家中 王府井大街名扬海外还与一个外国名人莫理循 有关，他曾被袁世凯聘为总统政治顾问，在西方知名度很高，他一直住在王府井，一些外国人搞不懂“王府井”这个中文名字意思，就在地图上标为“莫理循大街”。 莫理循在北京的图书馆。当时它就坐落在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的家里 如今矗立在王府井大街东侧这一座古老而庄严的王府井教堂闹中取静，已经与北京城标签之一的王府井大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成为王府井大街历史故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的东堂（王府井教堂） 这里不仅吸引着无数路人驻足，吸引青年男女在王府井教堂门口拍婚纱照，而且也是外地游客们的重要的旅游打卡地，人们留恋于此，既可见悠久的历史韵味，又不乏小人物的生活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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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两位神父分别于康熙十六年和二十一年去世，康熙帝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