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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不管是对于当年的红军长征，还是对后来的中国革命，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说的那样：“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会议当时是在战争紧急情况下召开的，留存下来的相关文献、文物等资料非常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党和人民开始寻找遵义会议的相关文献、文物等资料，比如为什么要紧急召开这次会议？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今安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都有哪些人？遵义会议会址具体在哪里？具体日期是哪月的哪几天？彻底弄清楚这些问题，前后经历了漫长的三十多年。笔者作为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员，有必要将相关文献档案资料加以整理，以怀念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党的领袖和革命先烈，及那些为寻找遵义会议而不懈努力的同志们。 一、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今安在？ 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肯定是安排了专人做记录的。周恩来回忆说是邓小平做记录，但是小平同志的记录在战乱之中丢失了。中央红军在土城战役失利之后，一渡赤水时，红军搭建的浮桥受到川军郭勋祺部炮火攻击，正在通过浮桥的驮着红军文件的骡马受到惊吓，滚落到涛涛奔涌的江水之中，骡马连同文件都被冲走了，由于战情紧急，也顾不上去打捞，邓小平的那一份遵义会议记录恰巧就在那匹骡马驮着的文件之中，永远葬身于赤水河了（薛庆超《邓小平与遵义会议》，《邓小平研究》2020年第4期）。  遵义会议会议室 除了邓小平的那一份会议的正式记录之外，博古平时开会有着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的习惯，何况遵义会议如此重要，何况他在遵义会议上受到尖锐的批判，他怀着愤激的心情完整记下了自己和别人的发言。在“文革”当中，博古受到冲击，隔离审查，博古的笔记本和其他很多重要资料交给其亲属保管，由于博古的记录涉及到很多党的高级干部，亲属担心这些笔记本会招灾惹祸，连累无辜，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全部烧毁了。  遵义会议陈列馆遵义会议参加者20人雕塑 所幸，陈云的手稿得以保存。1956年苏联部分档案解密，涉及到中共的一些档案，主要是从1922年中共“二大”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开始派代表团常驻莫斯科，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段时期，留存有大量档案资料在莫斯科。1957年中央委派中办主任杨尚昆率领一个工作小组前往莫斯科接收档案，其中一件档案《（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总共四千六百多个字，是用蓝色钢笔从右至左竖排撰写在几张牛皮纸上的，无署名无时间，这一件档案运回来后保存在中央档案馆。1982年中央档案馆为了查证该件档案的作者，将其复制若干份，分别送给亲历过遵义会议的老首长们辨认。聂荣臻、杨尚昆、邓小平在审阅了之后都说没有见过、不认识，只有陈云同志在审阅了之后说这份档案是他写的。这份手稿是他在1935年二三月份在扎西到鸭溪之间的行军途中完成的，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当时陈云兼着中央纵队的政委，这个手稿是为了在中央纵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而写的一个“传达提纲”。红军在四川攻占泸定桥之后，陈云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接着又于1935年9月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向“共产国际”解释因为没有大功率电台和密码本的丢失，遵义会议召开前和召开后的情况没有及时汇报，等等。 二、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是怎么样考证出来的？ 陈云的手稿中提到，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者首先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扩大到军团首长和军事首长，军团首长有一、三军团的首长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首长李卓然，军事首长有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12名政治局委员，其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分别担任中央代表团的正副团长，项英留在赣南闽西打游击，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国焘在鄂豫皖，担任鄂豫皖中央局书记，任弼时在湘西和贺龙在一起，担任红二、红六军团的政委，顾作霖已于1934年5月在赣南闽西去世，以上6个人肯定没有参加。政治局委员当中另外6个人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参加了长征，到了遵义，参加了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关向应在湘西，担任红二、红六军团副政委，肯定没有参加了，另外4个人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参加了长征，到了遵义，肯定参加会议了。扩大到军团首长和军事首长，军团首长有红一、红三军团的首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红五军团的首长李卓然，军事首长有代主任李富春及参谋长刘伯承。  伍修权题字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陈云手稿中还提及：李德在会上听到大家特别是张闻天、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时，脸涨得通红，发言的声音很大，很激动，刚说完就迫不及待地让伍修权翻译，“你们都不懂马列主义、不懂军事，不接受、不同意大家对他的批评”（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证明李德出席了会议，由于李德完全听不懂和不会说中文，伍修权作为翻译人员也出席了会议。 在这19人之外，还有一位出席者，即会议的记录者邓小平。亲历了遵义会议的周恩来肯定地说过，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担任记录。1984年10月，杨尚昆宴请索尔兹伯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研究员阎景堂在侧作陪，席间杨尚昆谈到了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情况。阎景堂谈道：大约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杨尚昆到遵义视察工作，那个时候，遵义会议纪念馆刚建成，遵义地委的同志为了搞清楚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便于进行陈列展览，席间向杨尚昆请教邓小平同志参加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由于年代久远，杨尚昆回答说记不清楚了。回到北京以后，杨尚昆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谈到遵义地委由于陈列展览的需要问到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他当时记不清楚，周总理非常肯定地说，邓小平参加了，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担任会议记录（《陆友山、阎景堂同志在遵义会议问题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遵义会议期间毛主席住室 1973年2月，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从江西南昌返回北京等待中央安排工作。一天，有一位原来二野的开国将军的女儿去看望他，谈话之中提及遵义会议，邓小平光明磊落、坦然自若地作出了肯定的答复：“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薛庆超《邓小平与遵义会议》，《邓小平研究》2020年第4期） 三、遵义会议的会址和时间是怎么确定的？ 全国解放之初，贵州省委和遵义地委为了纪念遵义会议，开始查证相关的时间地点。经访问老城一带年长的居民，谈到红军在天主教堂吃过饭、开过群众大会，根据群众的回忆误以为那里就是会址。1954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博物馆发现了一个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献，其中准确说到遵义会议是在黔军一○二师师长柏辉章位于遵义老城靠河边的新建住宅里面召开。中央革命军事博物馆把这个文献寄给了贵州省委，贵州省委当即把位于遵义老城靠河边的柏辉章住宅绘制详图，上报中央进一步核实查证。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贵州省委打来电话，告知经过核实查证，遵义会议是在黔军一○二师师长柏辉章位于遵义老城靠河边的新建住宅里面召开的。这样，现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才最终确认为开会的会址。 1954年9月，贵州省委上报国家文化部申请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1955年七八月份，国家文化部批复成立遵义会议纪念馆，完成了初步陈列展览后正式开放。1964年，遵义会议纪念馆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维护整修，贵州省委上报中央办公厅，并专门派了几个人到北京，请求毛主席为重新维护整修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题词，毛主席欣然应允，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遵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住室 亲历者邓小平和杨尚昆实地参观了会址，亲口告诉大家：没错，这里就是遵义会议开会的地方。1958年11月13日的《贵州日报》，刊载了新华社记者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萧明在这篇通讯中说道：十一月三日，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央领导莅临遵义会址，邓小平和杨尚昆对陪同参观的贵州省委和遵义地委的领导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长孔宪权说，没错，找对了，这里就是当年遵义会议的会址。邓小平、杨尚昆看看这里，摸摸那里，感到非常亲切。 那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又是怎么考证出来的呢？最早发现的是一份当年周恩来起草的军事电文：“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十三日二十四时。”（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但是会议开了几天，什么时候结束的，无从得知。幸好陈云手稿中提及：“会议开了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这两个文献相互印证，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是1月15日，结束时间是1月17日。 四、为什么要如此紧急地召开这次会议呢？ 纪念遵义会议必须要搞清楚遵义会议的来龙去脉，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之所以如此紧急地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讨论和决定两个一刻也不能延误的重大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从中央苏区到遵义这段时期的军事指挥以及战略战术的问题。不处理好这两个重大问题，就要流血，就要死人，乃至于全军覆没。  遵义纪念馆中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这个决定放弃了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定计划，决定要去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在黎平会议时，中央红军由于刚进入贵州，对贵州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经济物产等等情况了解很少，但湘西是不能去的，因为有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二十万大军张网以待，去了就是以卵击石。但是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如何呢？所以提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主张。1935年1月初，红军攻占了遵义之后，在遵义停留了十多天，通过实地考察，真正了解遵义地势险峻，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等特征。特别是遵义处于长江水系和乌江水系的两江相夹地带，这种地形地貌容易导致腹背受敌，清朝末年在黄河和运河的夹江地带也曾经发生过40万捻军被李鸿章的淮军歼灭的先例。国民党军可以守住长江和乌江，再堵住其余的两头，把红军围困住，而红军缺乏战略回旋空间，要在遵义建立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这样，便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对原来的决定作出改变，放弃了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构想，决定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江入川。为什么要去四川呢？渡江入川的主张由刘伯承、聂荣臻提出，他们都是四川人，对四川的情况非常熟悉。主要是因为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加之四周都是崇山峻岭，而内部则是一马平川，这种地形地貌对红军而言，一双草鞋加一双脚板，什么样的崇山峻岭都可以走进去，而对国民党军的机械化、半机械化部队而言，他的卡车、重炮、重装备就进不去（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从中央苏区到遵义这段时期中央红军连遭重创，元气大伤，红军高层早就想总结经验教训和寻找解决问题之道，遵义会议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和寻找出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血淋淋的残酷战争，红军指战员认识到前四次反“围剿”的时候，运用毛主席运动战、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等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从赣南、闽西到遵义，完全是像留声机一样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那一套洋教条，那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更不要说了解中国的国情、了解红军的军情、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敌情，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乞丐，还要去和龙王爷比宝，岂能不失败，岂能不输个底朝天。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上指挥的错误，充分肯定、高度赞赏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等军事路线，认为这是红军过去打胜仗的重要法宝，也是红军今后对敌作战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因为这一条路线过去在中央苏区经过了残酷战争的检验，是行之有效的，是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的军事路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2016）。 遵义会议的召开已经过去了近90周年，解放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遵义会议，不断地寻找遵义会议的文献、档案等资料，寻找遵义会议的真实历史面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崇高品质，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博大胸怀。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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