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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声明 今日推送文章，为文章作者授权本公众号首发原创文章，转载请在公众号醒目位置注明作者及出处。我们将不断创新文章内容，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司法实务干货。转载请直接联系责任编辑。 最高法院:因对赌协议产生的金钱补偿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作者：唐青林 李舒 王盼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阅读提示：2019年九民纪要发布后，对赌协议本身效力已无太大争议。但对赌协议的履行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其他问题，如因对赌协议产生的金钱补偿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也即投资人股东能否请求原始股东的配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文在此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则经典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因对赌协议产生的金钱补偿之债虽然是以一方股东名义所背负且远超出夫妻日常生活所需，但如该债务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配偶对此知情亦将该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股东配偶应对该金钱补偿之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配偶一方以前述债务为纯负担债务、并未获利进行抗辩的，由于任何商业经营行为均存在风险，因此不能作为其免责的理由。 (一)2014年10月16日，李廷义与信达公司就安尼公司签署增资意向协议。同日，李廷义之妻蒋秀向信达公司出具《确认和承诺》，确认其知悉并同意前述协议的签署； (二)2015年1月30日，李廷义、信达公司与安尼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李廷义将其持有的安尼公司41%的股权转让给信达公司，并约定如果安尼公司在承诺期间未实现承诺利润的，李廷义应按协议约定向信达公司支付补偿。 (三)后查明，2015-2017年间安尼公司业绩未达承诺金共计25444.75万元。信达公司因此诉至法院，要求李廷义支付业绩补偿25444.75万元时，就蒋秀应否对李廷义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发生争议； (四)另查明，蒋秀和李廷义于1997年11月3日登记结婚，于2017年登记离婚； (五)福建高院一审认为，蒋秀对于《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内容是明知的，其参与了公司的共同经营。案涉债务属于李廷义、蒋秀夫妻共同经营所负债务； (六)蒋秀不服提起上诉，认为案涉业绩补偿之债系纯负担债务，属于配偶个人从事高风险的商事交易所负债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决李廷义与蒋秀对25444.75万元业绩补偿之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因对赌协议产生的金钱补偿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第一、在案涉《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签订时，李廷义和蒋秀同为安尼公司关键员工，蒋秀为海外部总经理，并于2017年7月底从安尼公司辞职。案涉金钱补偿之债基于《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产生，也即在蒋秀辞职之前，安尼公司业绩一直未达约定导致金钱补偿条款成就。基于此，法院认定蒋秀参与了安尼公司的共同经营； 第二、蒋秀于2014年10月16日签署《确认和承诺》，表明其知悉并同意案涉增资协议的签订，足以表明蒋秀对《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知情； 第三、案涉《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签订后，信达公司已经对安尼公司进行实际投资，而蒋秀、李廷义均属于该投资的受益人，因此案涉金钱补偿之债对蒋秀而言并非纯负担债务。 综上，案涉25444.75万元业绩补偿之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蒋秀、李廷义应当对信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在类似纠纷中处于不利地位，笔者结合《民法典》、《公司法》及相关司法判例总结实务中的要点如下： 1、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通常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能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债权人即是证明了蒋秀参与了共同经营且对增资协议中金钱补偿条款知情，使得法院支持了其主张，最终认定案涉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2、对赌协议本身效力无太大争议，围绕对赌协议产生的争议主要在其履行上。除本文涉及的配偶是否应对一方股东负有的金钱补偿之债承担连带责任外，相关纠纷还集中在该笔债务的清偿往往涉及到公司法上规定。尤其投资人与目标公司进行的对赌协议，其履行不仅要达成约定的条件，还要符合《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 3、在实务判例中，对因对赌协议产生的金钱补偿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法院会有不同的判决。因此为了避免处于不利地位，对于投资人股东而言，其可以明确要求创始股东的配偶出具承诺函，声明对对赌协议所生之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创始股东的配偶而言，则可以尽量避免承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避免参与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促使对赌协议所生之债被认定为个人债务。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实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已废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
以下为最高人民法院就案涉债务是否属于李廷义与蒋秀的夫妻共同债务的详细论述： 首先，蒋秀与李廷义于1997年11月3日登记结婚，2017年7月17日协议离婚。安尼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8日，该公司股权结构多次变更，李廷义、蒋秀及蒋秀100%持股的香港安普威视科技有限公司多次持有90%以上乃至100%股权。《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签订于2015年1月30日，此时李廷义持有安尼公司88.57%股权。《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附件表明，李廷义和蒋秀同为安尼公司关键员工，李廷义为总裁，分管研发部（技术部）、市场部、海外部及国内销售部；蒋秀为海外部总经理，全面负责海外市场推广及拓展规划，带领海外销售团队完成销售目标任务。蒋秀于2017年7月底从安尼公司辞职，其自认香港安普威视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尼公司有过代收海外款项业务往来。案涉债务是基于《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产生，在蒋秀从安尼公司辞职前，公司业绩一直未达到《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约定的承诺利润，补偿条件已经成就。据此，一审判决认定蒋秀参与了安尼公司的共同经营，案涉债务属于李廷义、蒋秀夫妻共同经营所负债务，并无不当。 其次，蒋秀于2014年10月16日出具的《确认和承诺》表明，其对李廷义与信达公司于同日签署《关于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及增资意向协议》知情，且同意李廷义签署、遵守和履行意向协议。该意向协议约定信达公司拟通过对安尼公司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收购安尼公司51%股权。《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基于该意向协议签订，此后安尼公司股权、决策机构、法定代表人乃至盈亏状况等均发生重大变化，结合前述蒋秀参与安尼公司经营且系公司关键员工等情形，一审判决认定蒋秀对《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应当知情，亦无不当。蒋秀辩称其不知道《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内容，不符合常理。 最后，《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合法有效，信达公司依据该协议对安尼公司进行投资，并如约向李廷义转账500万元、实缴货币出资3061万元、向监管账户转账共计5650万元。李廷义、蒋秀均属于该投资的受益人，而案涉债务的产生在于李廷义未能按约实现承诺利润。蒋秀关于案涉债务为纯负担债务、不存在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前提条件的主张，缺乏依据。任何商业经营行为均存在风险，李廷义最终是否获利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投资性质及各方权利义务，亦不能成为蒋秀的免责理由。 蒋秀、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民终959号】 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笔者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 目标公司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共同经营的，无论商业经营行为是否获利，后果均及于夫妻双方。 案例1：郑少爱、广州霍利投资管理企业股权转让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4323号】 综上，案涉债务用于许明旗、郑少爱二人共同生产经营，且有证据证明具有二人共同意思表示，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夜光达公司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夜光达公司亦系许明旗、郑少爱共同经营，无论商业经营行为的最终结果系盈利或亏损，后果均应及于郑少爱。原审认定郑少爱长期与许明旗共同经营夜光达公司，案涉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无不当。 (二)夫妻一方仅以个人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但另一方在相关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该股权转让行为的，应认定为对股权转让知情并同意，夫妻双方对因前述股权交易产生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案例2：安永（天津）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钱仁高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1182号】 本案中，程建芳与钱仁高系夫妻。程建芳始终是九川集团的股东，至安永公司退出后，九川集团的股东为其夫妻二人，其中钱仁高持股85%，程建芳持股15%。虽然程建芳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但其在2016年8月12日的九川集团《股东会决议》上进行了签字，该决议涵盖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主体、标的和转让价格，足以证明程建芳充分知晓钱仁高与安永公司之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具体内容，其对股权转让知情并同意。案涉股权转让发生于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钱仁高取得的案涉股权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安永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本案钱仁高获得股权并支付相应股权转让对价，系基于钱仁高、程建芳夫妻二人共同意思表示的经营行为，故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程建芳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对赌协议的效力认定与能否实际履行属于两个范畴的问题，对赌协议符合《民法典》中合同有效要件时即发生法律效力，但其履行还需符合《公司法》上不得抽逃出资以及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 案例3：深圳市广华创新投资企业、大连财神岛集团有限公司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2020）最高法民再350号】 案涉该两份《协议书》应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为合法有效的约定，对财神岛公司、李滨、于秀兰关于案涉该两份《协议书》无效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尽管2012年3月30日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协议中关于财神岛公司回购股份的约定不属于公司法第七十四条和财神岛公司章程所列举的情形，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资本维持的基本原则，广华投资企业请求财神岛公司收购其股权的条件并不具备。原审判决未支持广华投资企业要求财神岛公司按约定价格收购其20%股份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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