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和同学在电影《反击》中跑龙套

我们班同学在上大二的下半学期时，竟然破天荒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故事影片《反击》的拍摄，在影片里跑了几圈龙套，空前绝后的演绎了一段冒充电影“演员”的北大故事。

我们在电影中虽然没有说一句台词，拍摄中也没有挪动位置，只是挥着拳头愤怒呼喊了几句口号，甚至观众看电影时不注意的话，即使平时与我们熟识的人也很难和电影中的艺术形象对上号。但这次拍摄，却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以及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参加拍电影是1976年的事，这是一个有悲哀、有喜庆、有欢乐、有震惊的多事之年，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许多大事件，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如1月8日、7月6日，9月9日，我们国家三位开国领袖人物相继去世；清明节时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的四五事件；7月28日发生了死亡20多万人的唐山大地震；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总之，这一年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中间掺杂着我们参加拍电影的故事。

我们班同学参演的这部故事片之所以叫《反击》，是因为这个片名乃当时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的缩写，实际内容应该再加上五个字，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电影反映了当时大形势下社会生活的一个小侧面。电影起了这么个片名，主持者是想描写他们针对此前邓小平同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一系列“整顿”措施进行反击。事实上，这种违背民意的“反击”活动搞得表面热热闹闹，甚至还有点乌烟瘴气，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我们拍电影是在这一年夏天，社会上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大学校园内专门开辟了一片大字报区域。在当时化学楼西部、数学楼南部、由四栋宿舍楼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不规范长方口字型。四人帮的爪牙又让人在这个区域里用木板钉了几面长长的围墙，用于贴大字报。师生们在里面看、或者贴大字报好似走进一条条大字报胡同。置身其中，粉红白绿各种颜色的大字报，迎面扑来，铺天盖地。

有些大字报还把被批判人物的名字斜着写、倒着写，或者再用红笔打上个大叉子，明目张胆地表达着张牙舞爪的愤怒之情。这个时期专业课教学也受到影响，系里工宣队的负责人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以大批判带动写作课……也不知道这个歪理邪说的理论根据是从哪里来的。

大字报区域里的大字报几乎每天都有更新，隔些天就有人悄悄撕下来卷成捆，当做废纸卖去了。由于大字报更新太快，该区域之外也开始有一些大字报，例如中文系所在的32号楼前面出版社北侧的红砖墙上，也贴上了大字报。这大字报写的有没有理论高度或水平不知道，因为很少有人认真看。但写不写大字报，在当时是表达自己立场和政治态度的大问题。没有写大字报的人可能有，但一定是寥寥无几，或者说是凤毛麟角。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脑子里顿时蹦出一句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每片雪花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雪崩的罪魁祸首，但其实每片雪花都对雪崩负有责任。”

我们看到过文革初期大街小巷糊满大字报的场面，对此时学校里这些大字报的语言和形式，一点也不陌生。人们似乎也看透了这种现象存在的某些端倪，好像都知道，眼前不这么做是政治上不积极的表现，与学校领导提出的要求格格不入，是要倒霉的。

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中就已经开始诞生两面人了。当然，两面人最早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更久远。

带着我们同学去拍电影的是当时中文系里一位职工模样的人，是不是工人宣传队的已经记不清了，总之他不负责教学。他人长得黑黝黝的，身体挺结实，在系里还有点权力，那时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都比老师教授有权力。这个人只要出现在学生们面前，不是招呼着学生们去挖防空洞，就是去干其它劳动。同学们没有不认识他的，但都敢怒不敢言。到现在我已经想不起他姓什么了，记住他是对我们记忆空间的一种浪费，因此早就把他从我的大脑里删除了。其他同学看到这段文字，应该知道我写的是谁，但未必还记得他的名字。

记得我们在大兴北京大学分校上学时，新平房盖好前，我们专业和文学专业男生共住在校区最北面的一个大房间里，睡的床是用铁管加木板搭的双层铺。有一天下午，那位以能够领着学生们干活而乐此不疲的黑黝黝老职工招呼大家尽快起床出门去劳动，与我挨着铺睡觉的曹文轩（现在已经是著名儿童作家了）悄悄地问我：“你知道他叫什么吗？怎么总是这么烦人？”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他就知道干活，可能不是教课的老师吧。”这位黑黝黝的老职工可能也知道学生们不喜欢他，有一次他在系里学生大会上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知道有学生不喜欢我，还说我这个人怎么也不得病呢，以为我得了病就没人叫你们去干活啦……”

没想到他还是个有一点点自知之明的人。这有点如同郭德刚相声里一句台词“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只要有他在，我们就有挖不完的防空洞，他是从来不过问学生学习的。

就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班接到了参加电影《反击》的拍摄任务，大家跟着这位黑黝黝的老职工出发拍电影，还挺兴奋。因为毕竟是他第一次带着我们去做有点意思的事情，憧憬着拍电影这种从未有过的新体验。

我们第一次拍电影是在北京友谊宾馆的会议厅，连续拍了两天。午饭不知道是哪里送来了几大笸箩肉包子，当然不是免费的，我们要交学校食堂用的中午餐券。学校早中晚的餐券价格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每个月用不完的餐券到月底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遗失不补。

《反击》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文化担任导演。李文化长得敦敦实实，给演员说戏时，非常有耐心。他此前作为摄影师，拍摄过《早春二月》《红色娘子军》等观众非常熟悉的电影，也导演过《侦察兵》。他当时年富力强，个子不高，嗓门挺大，小有名气。这部电影的主演是于洋等演员，于洋演一位大学生。我们此前看过他演的一些电影，如《大浪淘沙》《青春之歌》等等。

我们在《反击》中只是饰演普通大学生，表现一场学生考试的情形。参演的有五六十人，连银幕上字幕的甲乙丙丁都算不上。这场戏选择在友谊宾馆会议厅拍摄，大概是觉得这里空间大，在里面看是阶梯型的圆形建筑风格，有点像缩小版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厅。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曾经到这座会议厅里开过新闻发布会。

这场戏开拍前，李文化导演给坐在第一排的于洋说戏，然后又拍了几下巴掌招呼大家说：“正式拍摄时，大家要听统一调动……”

电影正式开拍了，一位教授模样的老先生走到会议厅中央大声说：“现在开始考试，先宣布考场纪律……”会议厅里鸦雀无声，只能听见摄影机转动的拍摄声音，先对着于洋拍他在考卷上答题的情形，然后开始转圈拍前后几排考生闷头考试的认真样子，我只感觉强烈的灯光在我们身上一扫而过，便用眼睛余光偷偷瞄了一下，摄影机已经又转回到于洋身上。

这时只见于洋扮演的学生愤怒地大喊一声，突然站起来，似乎说了一句：“这哪里是考试？”他使劲将考卷摔在地上，大声地继续说下去：“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在继续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感觉这个艺术形象好像有张铁生的一点点影子，他说的话也似曾相识，好像领袖语录里有类似的话……

我们都纷纷站起来，听导演指挥，七嘴八舌地声援于洋。混在我们学生中的一位摄制组人员大喊了一声：“打到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们跟着附和、助威。会议厅里声音回荡，嘈杂刺耳，但能感觉到都是支持于洋同学立场坚定、敢于反潮流的行为……再看看刚才宣布“考场纪律”的那位老教授，此时低着头颤颤巍巍地站在于洋旁边，接受学生们的口诛笔伐，刚才的趾高气扬已经荡然无存，师道尊严顿时撒了一地鸡毛。

这么一场戏，我们又重复拍摄了几遍，感觉拍电影挺好玩。直到导演满意了为止。

过了几天，我们又被安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里的摄影棚再拍几个镜头。当时对面另一间摄影棚正在拍摄电影《山花》，由刚刚获得“解放”从牛棚里出来的著名艺术家崔嵬导演，主要演员是演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谢芳。我们觉得很新鲜，抽空就跑到对面摄影棚看看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谢芳怎么拍电影。谢芳头上裹着一条白头巾，类似于陈永贵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影片是农业学大寨题材，故事有点像当时的现代京剧《龙江颂》。

影片《反击》是写教育革命的剧本，讲述的是黄河大学工宣队负责人江某带领师生在黄河大坝上搞开门办学的故事。影片中他们承担了清除水库泥沙的工程设计施工任务，有点半农半读的味道。校党委副书记乔某某（黄河大学前校长）和教授薛某某也来到黄河大坝。他们对这种开门办学等做法不满,发牢骚，江某和乔某某双方话不投机……影片最后，以江某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反击”成功而告终。

这部片子当年9月份就拍完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也没有公映，但在1977年全国各地揭批四人帮的时候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在内部放映时，我们终于看到了这部影片，当然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

在电影中，我们这些跑龙套的“演员”形象实在无足轻重，但如果没有我们参加演出，也烘托不出这部电影中考试那场戏的气氛。我看到影片中自己的样子模模糊糊。如果不告诉别人，任何人都很难认出来。

在我们参加表演的那场戏中，我是坐在最后一排左起第三的位置，后来又和全考场的人站起来，还义愤填膺地挥了挥手，要打到谁的样子。面目是否狰狞，我是没有看出来，因为镜头太远，形象虚无缥缈。

尽管如此，也有人因此而成为受害者。我们班一位品学兼优的同学毕业回到福建后，开始干的挺不错。但在揭批四人帮时，内部放映了电影《反击》，有眼尖的人还真注意到了我们这位同学参与拍摄。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便蹦出来将小事放大，挟文革遗风，对我们这位同学打击报复。搞得这位同学几乎无栖身之地，最后只得背井离乡，靠自己本事去自谋生路……经过若干年拼搏，终于在异国他乡开启了新的灿烂人生，在事业上闯出了一番新天地。

所以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次演电影跑龙套，我们班同学在银幕上露了一小脸儿，但字幕中没有露名字，顶多算是群众演员吧。没有露名字应该是件好事情，否则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拍电影绝对是空前绝后的一次难忘经历，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娱乐活动。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专门在网上搜索了一番，居然还真找到了这部电影《反击》的片花。由此看来，历史是有记忆的。尽管这种记忆已经支离破碎，就如同一个人因伤而留下了疤。这个疤就是一种记忆，一种提醒，一种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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