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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地质学会成立100周年】 通才型地质大师谢家荣 陈跃康 题记： 近现代中国地质史上，有三位公认的开创者：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他们创建了三大地质矿产研究开发机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及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其主要负责人分别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被誉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三大泰斗。在地质管理、地质研究、矿产开发方面，堪称三足鼎立。 谢家荣先生还是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倡议者与筹建人之一，担任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1922年）、第二届理事会秘书长（1923年），并当选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长（1934年）、第二十三届理事会会长（1946-1947年）。 本文系《贵州科学家传记》特约专稿，该书已于2021年9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纪念中国地质学会一百周年之际，特发此稿，以示对老一辈地质科学家的景仰与怀念。 2022年12月10日于观山湖绿野诗棚  谢家荣先生 主人公简介： 谢家荣（1897.8.19-1966.8.14），字季骅，上海人，地质学家、矿床学家、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1942至1944年曾在贵州开展地质工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地质部总工程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是发现大庆油田的最大功臣之一。“文革”初期（1966年8月13日夜），自杀身亡。谢家荣先生在现代中国地质与矿业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引 子 恩格斯曾指出：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 地质学是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地质学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并列为自然科学五大基础学科之一，也是探讨地球如何演化的自然哲学，它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矿产资源的需求。 早期的地质学以研究地壳表层某个地区的岩石为基础，现代地质学把地球作为一次整体来研究。地质学与物理学、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是地球科学的重要支柱，也是推动地质学向现代科学水平发展的重要方面。地质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如下： 矿物学：是研究矿物的化学成分、内部结构、形态、性质、成因、产状，共生组合、变化条件、用途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科。 岩石学：是研究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构造、形成条件、分布规律、成因、成矿关系以及岩石的演变历史和演变规律的学科。 矿床地质学：是研究矿床的特征、成固、分布及其工业意义的学科。 地球化学：是研究地球各圈层和各种地质体的化学组成、化学作用和化学演化，探讨化学元素及其同位素的分布、存在形式、共生组合、集中分散及迁移循环的规律的学科。 动力地质学：是研究各种地质作用，包括引起这些作用的动力在地球各圈层活动的规律的学科。火山地质学、地震地质学、冰川地质学等均属这个学科中有特殊内容的分支。 构造地质学：是研究地球岩石圈的构造变形，包括断裂、褶皱等各种构造形迹及不同类型构造单元的分布、形成、演化和发展，是从总体上研究地质体的构造在时间上及空间上的发展规律及成固和动力来源的学科。大地构造学也属于构造地质学范畴。 地貌学：是研究地表形态特征及其发生、发展和分布的规律的学科。又称地形学，是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地球物理学：是研究各种地球物理场和地球的物理性质、结构、形态及其中发生的各种物理过程的学科，是地质学与物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地球物理学在狭义上只研究地球的固体部分，又称固体地球物理学；广义的地球物理学还包括对水圈、大气圈的研究。 古生物学：是研究地球历史上的生物界及其进化过程的学科。主要是对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的研究。 地层学：是研究成层岩石的时空分布规律，包括地层的层序和时代及其地理分布、地层的分类、对比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学科。 水文地质学：是研究地下水的形成、分布和运动的规律，以合理开发地下水、防治地下水的危害，以及利用地下水的化学、物理特征找矿、预报地震和防治地方病、保护环境。 工程地质学：是以调查研究和解决各类工程建设中的地质问题为任务，包括评价地基的地质条件，预测工程建设对地质环境的影响，选择最佳场所、路线，为工程设计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 其他还有金属矿产地质学、非金属地质矿产学、石油地质学、煤地质学、找矿勘探地质学、矿山地质学等实用性学科。 可见地质学是一门探索性很强的自然科学，能在其中的一个门类有所成就已属不易，谢家荣却在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初期，在几乎所有地质领域都做了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且均有重要建树，因而被誉为通才型地质大师、华夏地学拓荒人。 谢家荣先生在近、现代中国地质学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贡献有目共睹： 中国矿床学主要奠基人； 中国矿相学鼻祖； 中国煤地质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国煤岩学奠基人；、中国石油地质学先驱； 中国陆相生油理论倡导者； 中国土壤学开拓者和奠基人； 中国现代陨石学先驱； 中国水文地质学与工程地质学开创者； 中国地貌学与的文学开创者之一； 中国矿产勘测事业开拓者与奠基人； 经济地质学先驱； 中国铀矿地质与勘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中国地质钻探事业先驱和倡导者； ... ... 这样通才式、全才式的地质学家，在中国地质学界独一无二，在世界地质学界也是罕见的。 1966年8月13日晚，谢家荣先生因社会政治原因，在他正值人生的盛年之时，就过早地离开了他所深深热爱、并为之奉献了无数心血与智慧的人世间，为那个社会时代和谢家荣的亲人们，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与难以言表的痛苦。 岁月如烟。如今知道谢家荣、了解谢家荣的人已寥寥无几。 2017年，是谢家荣先生诞生120周年，贵州人民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这位在20世纪四十年代，冒着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为贵州地质找矿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老一辈地质科学家。 《贵州科学家传记》 编辑委员会将谢家荣先生列入了重要的写作条目，并指定由我负责谢家荣先生传记的撰写工作。 凝望着任务书上“谢家荣”既熟悉又陌生名字，仿佛在我眼前耸立着一座令人仰望、却又迷雾缭绕的高山，我的内心交织着荣幸与惶恐的复杂感情。 说荣幸，是因为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能有机会为中国现代地质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地质大师树碑立传，体现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表现了贵州人民的感恩情怀，同时也是我这位地质晚辈与地质先师的一种缘分。 说惶恐，是担心自己资料掌握不够全面、采访工作不够深入、写作笔力不够雄健、思想意识不够深邃，难以书写出主人公少年艰苦、青年艰辛、中年坚忍、老年艰难，却又成就辉煌、彪炳后世的复杂人生传奇故事。 于是，在《贵州科学家传记》编辑部的周到安排下，我通过联系贵州省地质学会、贵州省地质资料馆、中国地质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尤其得到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创始会长陈安泽老师、《贵州地质》编辑部陈履安老师及朋友姚志的具体帮助，并通过采访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组负责人张立生先生等，我终于得以从远去的岁月风尘之中，梳理出、感受到谢家荣这位通才式、全才式地质学家不同凡响的人生轨迹与生命光彩。 一、贫寒之子，展露地质风华 黄浦江畔的辍学少年 1897年8月19日（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上海里弄一个贫寒的家庭传出了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哭声既大，又响亮，让这家人又喜又愁。喜的是添了口男丁，愁的是这家里又多了张嘴，这已是这家人的第七个孩子了。父亲谢简庭是个乡试时未能中举的穷秀才，只谋得一个职员的差事，勉强养家糊口。母亲孙太夫人，虽然勤俭能干，可僧多粥少，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接生婆将新生儿抱给谢简庭看时，嘴里连连称赞：看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一脸福相，将来一定有出息！秀才谢简庭就寻思，这是第七子，希望长大后能为这个家带来兴旺和繁荣。于是，便为这最小的儿子取了个最代表他心思的名字：谢家荣。 中国家庭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传统。谢家荣自幼聪明伶俐，少年老成，上有父母的溺爱，下有哥姐的喜爱，虽然家庭清贫，谢家荣的少儿时代还是充满了欢乐与幸福。 1904年，七岁的谢家荣到了上学的年龄，望子成龙的父亲送他进了上海西城小学。他是七兄妹中唯一的一个读书人。谢家荣的大哥、二哥小小年纪就去当了学徒；二哥、六哥在贫病中相继死去。五哥过继，唯一的姐姐尚未完全成年就出嫁了。 好在谢家荣是个喜欢读书学习的孩子，成绩一直很好，父母感到十分欣慰。 六年后，谢家荣以优异成绩从上海西城小学毕业，考入了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附设兵工学堂，在上初中的日子里，谢家荣愈发爱学习，懂得的事也多起来。 就在谢家荣初中毕业，准备进一步读高中时，穷秀才出身的小职员谢简庭就像一个马力不足而又在上坡的火车头，再也拖不起多子女的长长车厢了，父母无力供养品学兼优的儿子读高中，谢家荣无奈地辍学了。 不能继续读高中，这对渴望读书的谢家荣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父亲与母亲心里也十分难过。这时刚满十五岁的谢家荣已经很懂事了，他安慰着父母，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寻找读书的机会。 地质界的十八罗汉 1913这一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在我国现代地质事业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的主持下，积极招生办学，培养地质人才。读地质研究所条件很优惠：学生不交学费，宿舍由所里提供，只有伙食费自理。 这对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的谢家荣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谢家荣抓住了地质研究所来沪招生的机会，他与他的同学朱庭祜成为了被正式录取的27名学生之一。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先生为教员，谢家荣的人生命运便从此改变。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谢家荣重新读书后，不愿再为家里增加负担，便利用课余时间，以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方式，甚至用写稿的方式为自己挣生活费。同时，他还要以初中生的文化底子与高中生的同学们一起完成地质班的学业。谢家荣在生活上、学习上所承受的压力与难度可想而知；他勤奋、刻苦及隐忍的能力与性格，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展现。 1916年7月14日，谢家荣从地质研究所毕业了。入学时，全班共30个学生，因病因故中途退学者8人，毕业时只剩下22人，只有18人成绩合格，拿到了的毕业文凭。因此，在中国地质史上，被称为十八罗汉。即：叶良辅、王竹泉、谢家荣、赵志新、周赞衡、刘季辰、徐渊摩、徐韦曼、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卢祖荫、李 捷、仝步瀛、陈树屏、马秉铎、刘世才、赵汝钧。 谢家荣的毕业成绩在地质研究所名列前茅。因此，他和叶良辅等5名优秀毕业生于这年11月1日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的调查员。 从地质研究所学习毕业后，谢家荣犹如展开翅膀的鸟儿，开始在地质科学的天空自由飞翔了。这年谢家荣还不满十九岁。 年轻的谢家荣满怀对地质事业的憧憬，一头扎进了野外地质工作的实践之中。仅仅一年时间，他先后在北京、河北、湖南等地开展了地质工作，完成了《京西千军台煤窝百花山等处地质报告书》、《湖南半垅水库地质复查总结》、《湖南省资兴县瑶岗仙钨矿报告》等多份地质成果。 谢家荣吃苦的工作精神，出色的工作成绩引起了地质研究所的关注和赞赏。1917年，谢家荣第一个被选送公费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深造。1919年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的亲自安排下，谢家荣转入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学习，并于次年在该校毕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赴美留学时的谢家荣（1918年）（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 数年之间，从辍学的初中生，到公费的留美硕士，谢家荣的求学路，可谓一波三折，华丽转身。 1920年，谢家荣根据工作实践及所学理论知识，撰写了系列学术论文《矿床学大意》，在《科学》杂志上连载，引起学术界对这位年轻地质学者的关注。 谢家荣从美国学成归来，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丘比特之箭射中了他，他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美女学生吴镜侬产生了爱的火花。 吴镜侬原名吴醒民，江苏人，家境殷实，她的一位舅爷当过北洋政府的内阁部长。她的名字与她当时处的时代有关，也与她的抱负有关，醒民，意在唤醒平民大众。 年轻的吴镜侬长得很漂亮，她的美丽与风度、质朴与大方曾引起一些留洋归来的年轻学者的纷纷追求。据说，那时每到北女师大放学时分，那些追慕者便西装革履地坐着黄包车朝北女师大赶去，开始人们还互相询问：你去哪里？回答说：去女师大。去干什么？去看看吴醒民小姐！后来，他们就不再互相询问了，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追逐”与“竞争”。 最后，在众多的追慕者中，只有谢家荣经受住了吴镜侬和她父母共同的“筛选”。吴镜侬的父母那时也住北京。谢家荣一出现在这个家庭，吴镜侬的父亲便一眼认定；就是他了！认为谢家荣是个靠得住的人，一个极为本分的人。 两年后，吴镜侬嫁给了谢家荣，一生的缘分就这样定了。 学成归来，野外勘查 1920年12月，甘肃发生了8.5级的强烈地震，人员伤亡惨重。作为地质工作者，谢家荣奉派与翁文灏、王烈等人赶往灾害现场进行考察，评估灾情，编写了《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考察完地震后，谢家荣只身从青海越过祁连山来到玉门，对玉门石油地质作了开创性的考察，发表了由中国地质工作者编写的第一篇石油地质考察报告《肃玉门石油报告》。  谢家荣日记片段（张立生提供） 在此，让我们欣赏一下谢家荣1921年考察西北时，写下的一篇日记。 八月廿二日 自虎头岩至窑街 六时起。七时出发。 西北行，越一黄土之高山，上坡约有二十里，及顶乃下，盘旋曲折，约十五里（乃为十里）许，始至窑街。时已午刻。觅店，苦无洁净者。窑街称大镇，而无一可意之店，亦可怪也。 午餐毕，弃驴，雇一引路者及脚夫一人，复上炭山。先至炭东沟，后至炭山，在永兴洞采煤样。下山经烧窑处，往观一窑，正在装料。摄一影。返寓已七时半，天黑矣。晚饭毕，因疲甚，未绘图。 找店主探询，谓此间煤磁各业，明时已开，迄今甚久云。又云北去四十里，名连城者，土司也，为各木商荟萃之处，盖其附近之山，盛产松、柏、杨等木，斫下后，先送至连城，然后由小筏顺大通河而下，至下窑街，即弃木河中，听其顺流漂下，至享堂桥头，然后再装大筏，闻每年出产甚巨云。 气压612，温度廿五度。 谢家荣先生97年前写下的这篇日记，其风格与近年出版的《温家宝地质日记》何其相似，如出一辙。可见，地质人野外工作写日记的习惯由来已久，似乎也传承有序。 1924年，谢家荣编著的《地质学》(上编）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丁文江亲自为书作序。序中称：“谢家荣先生是中国地质学界最肯努力的青年，他又好读书，能文章，所以他做的这一部教科书，不能不算是教科书中的创著了”。谢家荣的这本《地质学》，是中国第一部普通地质学教科书，曾经再版多次。 为加强国内陆质工作者的联系，并便于与国外同行交流往来，1921年年底，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谢家荣与地质调查所技正袁复礼向翁文灏建议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他们的建议获得了丁文江和翁文灏的支持，并受其委托负责相关筹备工作和起草《中国地质学会章程》，因此，谢家荣与丁文江、翁文灏、袁复礼等，成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发起人和创办者。 谢家荣25岁时，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他按谢氏字辈，为自己的长子取名谢学锦，希望他前途似锦。谢学锦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经历半生坎坷之后，谢学锦成了中国地球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国际著名地学化学专家，中科院院士，为中国地球化学勘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家文乐然以谢家荣、谢学锦父子俩为主人公，采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在1994年第五期《当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 当了父亲的谢家荣，这一时期在地质事业研究上，似乎更加成熟、更加得心应手了。 从1923至1937年的十五年间，谢家荣用双脚丈量大地，踏遍青山，一行行探寻地球奥秘的足迹，留在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基础地质、煤矿勘查、煤岩学、地下水、矿相学、铁矿、膏盐矿、土壤学、铅锌矿、石油地质、钻探工程、陨石研究、矿业经济、地质教育等多方面，为中国做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 1923年，谢家荣分别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与《科学》上，发表了《有关中国地质调查所收到的第一块陨石成份和构造的初步研究》、《中国陨石之研究》两篇论文，开中国近代陨石研究之先河。同年，谢家荣完成了中国第一本煤地质学的专著《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4年，谢家荣的主要精力放在湖北进行地质调查，发表了《湖北宜昌兴山秭归巴东等县地质矿产》、《湖北地质矿产概说》、《鄂东南的地层系统》及《振兴湖北矿业意见书》等重要成果，尤其是《振兴湖北矿业意见书》一文，在中国近代矿业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地质教学与研究 1925年，风尘仆仆的谢家荣从野外走进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讲堂，为二、三年级的大学生们分别讲授《经济地质学（金属）》与《经济地质学（非金属）》。 1926年，谢家荣在北京大学地质系的讲课一发不可收拾了，他又给大四的学生上课了，讲的是《中国矿产专论》。这一年他还编著、出版了《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 1927年谢家荣应邀前往广州参与筹建两广地质调查所，并于10至11月与冯景兰等人一起进行了中国人在两广境内的第一次地质调查。 由此可见，年轻的谢家荣，当时在地质界的影响，已不仅限于北方了。 在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后，谢家荣先后发表了《中国之黄铁矿及炼硫事业》、《两广矿业一斑》等论文，对这一时期的地质工作成果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1928年，谢家荣任教中央大学，对南京地下水资源进行了考察，发表了《南京钟山地质与首都之井水关系》、《钟山地质与南京市供水供给之关系》等论文，这是中国人研究城市水文地质的开端。 1928年至1930年，谢家荣在德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将矿相学和煤岩学引进中国，发表了《中国几种铜矿之地质及显微镜的研究》、《四川石炭显微镜的研究》等，为矿相学在中国落地奠定了基础。谢家荣不仅是中国煤岩学的先驱、开拓者和奠基人，在煤岩学领域成就卓著，更是世界煤岩学的先驱之一。他的煤岩学论文受到世界各国煤岩学家的广泛赞誉。 1929年，谢家荣意义最深远的著作《石油》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陆相生油理论的探讨。这是继1922年谢家荣在《湖南实业杂志》发表《甘肃玉门油矿报告》时隔八年后，谢家荣又一次发表了关于中国石油的研究成果，他明确指出：在中国缺油之地，将来必然成为重要之富源！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谢家荣当年的预见与判断，是科学而准确的。 1930年，谢家荣的研究是多元化的：先是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地质学，又深入煤矿区，勘探煤矿。在《燃料研究专刊》创刊之际，发表了《北票煤之煤岩学初步研究》、《煤岩学研究之新方法》等新学科论文。紧接着，谢家荣又开始了对土壤的研究，发表了《土壤分类与土壤调查》等论文，发近代农业地质先声。 1932年，谢家荣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学系主任、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和清华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继续带领学生徜徉在地质知识的海洋里。这一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届年会上，年仅三十五岁谢家荣第一次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长。 1934年，谢家荣与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王庸、向达、张其昀、胡焕庸、叶良辅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谢家荣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后，谢家荣成为北京分所所长。 1935年，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谢家荣发表了题为《中国铁矿的矿床分类》的理事长演说，这是中国地质学家最早在学术年会上提出中国金属矿床分类的文章。《地理学报》发表了谢家荣重要论文《中国之石油》。 1936年，谢家荣正式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经他提议，中国地质学会创办了中文版期刊《地质论评》，谢家荣被推举为编辑部主任，为近代中国地质学术交流搭建了一个重要平台。谢家荣在新生的《地质论评》上发表了《中国之矿产时代即矿产区域》、《近年来中国经济地质之进步》等重要论文。 投身矿业开发 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谢家荣开始投身矿业开发，先后两次指导、参与了华东煤矿公司的勘探工作。在煤矿勘探过程中，他布孔准确，见矿率高，深受煤老板崇敬，是中国近代从基础地质研究转向地质找矿实践的先驱。与此同时，谢家荣还敏感地意识到外资开发矿业的重要性，与人合著了《外人在华矿业投资》一书。 难怪20世纪中叶，著名记者顾执中在《西行记》一书中感叹地说：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代表谢家荣君，系现代在中国极有地位之地质学家。谢君经验既富，著述亦多... ... 1937年，是谢家荣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为抗战所需，在资料很不完整的情况下，谢家荣写出了《中国石油之储量》一文，估算出中国西部石油储量约为1 .82亿吨。这年七月，谢家荣向莫斯科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大会提交了论文《中国之石油富源》，这是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为中国石油发声。 抗战爆发后，为保护和处理北京大学地质系实验设备与财产，谢家荣奉命留在北京，拒任伪职，深居简出，潜心教子。 这时的谢家荣，刚好四十岁，正步入不惑之年。在成家、立业两个方面谢家荣都做得十分优秀，恰如他父母期盼的那样：儿女满堂，家庭荣耀。 立业方面，自不必说。 在成家方面，夫人吴镜侬相夫教子，温婉贤惠，她与谢家荣爱情的结晶，个个聪明伶俐，健康成长，尤为令人羡慕。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谢家荣与吴镜侬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吧： 长子，谢学锦，1923年生，国际知名地学化学专家，中科院院士； 女儿：谢学锳，后改名谢恒，1926年生，年轻时参加革命，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次子，谢学铨，1927年生，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工程师； 三子，谢学钫，1932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空军指挥学院教授； 四子，谢学铮，1934年生，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高级工程师。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就不难看出，谢家荣为自己的儿女所取的名字，都带有金属旁，这也许就是谢家荣地质情结与金属矿物元素的某种寄托与期待吧！ 有意思的是，谢家荣的长子——谢学锦，后来果然成为国际著名的地学化学大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中国现代地球化学之父。 谢家荣虽出身贫寒，却自强不息。从辍学的中学生，到地质研究所的高材生，再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的留学生，他的学生生涯有如过山车一般跌宕起伏，几令人眩晕。 走出校门的谢家荣，更加朝气蓬勃，志在远方，活力四射。他在荒芜的野外、艰苦的矿山，吸纳地质科学的灵气；在大学的课堂，展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春才华：一项项具有奠基性的地质成果，一篇篇富有开创性的地质论文，为年轻的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奠基培根，开垦耕耘。 诚可谓：贫寒之子四十年，一代风华耀地质！ 二、默默无闻，功勋赫赫的抗战英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焦土抗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与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在中国境内全面展开，谢家荣是一位积极、勇敢的抗日战士。只是他的战斗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在为抗战提供战略资源保障的地质找矿战线。 抗战中的“实业尖兵” 这年春天，时任民国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也是谢家荣的恩师翁文灏带信给滞留北京的谢家荣，让他来陪都重庆。谢家荣接信后喜出望外，告别妻儿，化妆潜行：由北京，经天津、绕香港、过广州，最后与恩师见面。 本来，谢家荣还想重操旧业——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翁文灏从抗战大局着眼，对他的学生说：抗战期间有许多实事要做，建议谢家荣改行从事实业。作最当时中国的顶级地质学家，翁文灏深知他的学生对矿业经济有兴趣、有研究，便安排谢家荣出任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 1938年6月，谢家荣奉命筹备江华矿务局，次年5月谢家荣正式就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 湖南江华矿务局的主要业务是钻采锡矿，出口换汇，购买军用物资，直接服务于抗日战争。谢家荣出任总经理之职，改变了他前半生从事地质教育和地质科学研究的人生轨迹，从而转型为与应用地质和经济地质相关联的矿产勘查与开发工作，这为他后来长期担任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奠定了基础。 在江华矿务局任职期间，谢家荣作风务实，用两个月时间走遍了富贺钟江的矿厂与矿区，研究和掌握了砂锡矿矿源、沉积、坯变及袭夺的规律，大大提高了生产砂锡矿的产量与质量，做到了收支相抵还有盈余，积极支持了抗战事业，对抗战初期中国的矿业开发与矿业经济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两年后的1940年5月，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落在了谢家荣肩上。为保障抗战大后方的物资供应，民国政府拟建四川经贵州，到云南的叙昆铁路，谢家荣被任命为叙昆铁路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现在的人们早已陌生的“叙昆铁路”进行一番历史的回溯。这不仅仅是为了写谢家荣传记的需要，也是我们了解贵州近代最早的“铁路梦”的需要。 所谓“叙昆铁路”是指从四川宜宾，经贵州毕节、威宁而到达云南宣威、昆明的铁路线。 英人戴维斯(H·R·Davis)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踏勘了四川泸州经毕节、威宁、宣威至昆明，昆明经牛栏江、昭通至宜宾两条铁路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法国军官格里莱(G·Rillers)也踏勘了昆明经牛栏江、昭通至宜宾铁路。 英国人与法国人的这些踏勘活动，就是“叙昆铁路”最早的规划，也是贵州最早的铁路踏勘。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前，贵州人所期盼的叙昆铁路梦，最终成为了贵州人的未竟之梦。 1940年10月，“以叙昆铁路借款，因欧局关系，受其影响，不免限于停顿”，叙昆铁路探矿工程处，改组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谢家荣任处长。 1941年，谢家荣在抗战烽火最浓烈的日子里，完成了西南矿产测勘处临时报告第一号《叙昆铁路沿线昆明威宁间地质矿产》、《云南矿产概论》，与知名地质学家王曰伦合作，为叙昆铁路压矿评估与沿路矿产资源开发列出了《云南三大铁路沿线矿产图表》，为叙昆铁路探矿工程处的使命作了全面总结。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需要，1942年10月，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升格为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成为全国性矿产资源勘查机构，谢家荣仍任处长。 谢家荣出任全国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之后，就将地质找矿的目光投向了贵州这片神奇的高原，在抗战中、后期的短短几年时间，谢家荣与他的同事们克服千难万险，跋涉了西南地区的千山万水，尤其对贵州西部的铁矿、中部的铝土矿及南部的煤矿等矿产作了开拓性的勘查。 通过对贵州水城、赫章、威宁等地的勘查，谢家荣编写了《贵州水城观音山赫章铁矿山铁矿报告》，并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2卷发表了论文《贵州西部水城威宁赫章之铁矿》对贵州铁矿资源作了初步的研究与总结。 全国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是从原叙昆铁路探矿工程处演变过来的，原来的住址在云南昭通，地处偏僻，交通、通讯不便，不利于指导全国性的矿产测勘工作。 1943年6月，谢家荣将矿产测勘处从云南昭通李家祠堂迁至贵州贵阳醒狮路7号，即现在的贵州省科技厅附近，使贵州成为这一时期全国矿产测勘工作的中心。 这一年，谢家荣提交了《贵州中部铝土矿采样报告》，在贵州云雾山发现了高质量的一氧化铝矿，并在《地质论评》第八卷发表了《滇东黔西之成矿时代》（节要）这一重要著作。  谢家荣等绘制的《贵州中部铝土矿地质图》（1943年）复制件 1944年，日寇侵华的战火已经烧到了湖南、广西，贵州的黔南也受到威胁。可以说这一年是日寇垂死挣扎的一年。战争是需要各种战略物资，包括矿产资源来支撑的，因而这一年也是谢家荣领导的矿产测勘处工作最为繁忙、紧张的一年。谢家荣派人着重对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水城赫章煤矿；四川攀枝花铁矿、会理力马河铜镍矿、云南东川铜矿、昆明铝土矿等重要矿产地进行了重点勘查，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资源保障。 这一年年底，因桂北、黔南抗日战火吃紧，测勘处不得已再次从贵阳迁到了重庆小龙坎。矿产测勘处在贵阳的短短一年半时间内，谢家荣为贵州地质勘查找矿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仅在1944年，谢家荣就编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贵州矿产勘查与研究的报告： 1、在《地质论评》第九卷，发表《研究中国铝土矿的几个问题》； 2、在《经济地质丛刊》（英文）第一期，发表《滇黔康三省金属矿产述要并特论其分布与地质时代》； 3、在《经济地质丛刊》第二期，发表《中国之煤田及煤矿业概况》； 4、在《矿冶研究所炼铝专刊》第一号，发表《中国铝土矿之成因》； 5、在重庆3月9日《大公报》，发表《泛论中国铝土矿》； 6、在贵阳中央日报经建月刊六月号，发表《贵州矿之展望》； 7、与他人合作，编写了《地质矿产陈列室说明》，重点介绍了贵州的矿产。 8、与燕树檀等合作，编写了《贵阳西部煤田简报》。 9、发表《贵州矿产的新认识》等。 从以上工作成果可以看出，谢家荣在贵州工作期间，既开展了矿产勘查、开发的具体工作，又进行了深入的成矿理论研究，同时，还在百忙之中，为新闻报刊撰写有关矿产资源的科普文章、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谈话，以坚定抗战的信心，鼓舞抗战的士气。 在此，为展现谢家荣及其矿产测勘处地质工作者在贵州开展野外地质找矿的生动情形，笔者特摘录一段谢家荣先生亲自撰写的工作报告： 谢家荣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编写《贵州水城观音山赫章铁矿山报告》绪言摘录：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本处奉令与黔西铁矿筹备处合作探勘威水赫一带煤铁矿产。在实施探矿之前，应先详测地形地质。爰于五月二十二日，偕边兆祥、颜轸、柴登榜三君乘本处旅行车赴威宁，与黔西铁矿筹备处程主任商定办法。二十八日乘滑竿赴水城，筹备处派工程师李雄东同行。六月一日至五日，视察盐井坝、法起等地质。六日抵观音山矿地，开始测量，二十四日完成。计测成二千五百分之一地形地质图一幅，剖面图六幅，又五万分之一附近地质路线图一幅。三十日移驻大河边，测量煤田，此项工作由边兆祥、颜轸及温钦荣三君担任。七月六日温钦荣返水城，会同本处所派燕树檀、陈庆宣二君视察水城附近地质，十日温钦荣自水城返威。 十五日赴妈姑铁矿山，会同燕、陈二君考察该处煤铁矿产，二十四日返威。观音山槽探于六月十日开工，先开第一槽，十六日续开第三槽。十九日起，第二槽、第九槽、第十一槽，三槽相继开工，迄今尚在进行中。探矿队办事处设在银炉沟田家，除槽探结果，待工程结束，再另报告外。兹将调查观音山及铁矿山矿床情形简报如次... ...  谢家荣所写《贵州水城观音山赫章铁矿山报告》绪言影印件 这一段不足五百字的报告绪言，写得行云流水，言简意赅，毫不枯糙。将整个考察水城观音山与赫章铁矿山铁矿资源的来龙去脉，工作流程、人员分工及工作成果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由此可见，谢家荣先生的业务管理能力与文字功夫是十分出色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那个年代，地质前辈们的工作效率与敬业精神。  附：谢家荣等人亲自测绘的赫章铁矿山地质图（1942年）复制件。 抗战后方找矿的贡献 1944年12月12日，谢家荣与测勘处从贵州抵达重庆，但他们仍在开展贵州的矿产资源开发工作。谢家荣在《地质论评》杂志上发表了《滇黔铝土矿之显微镜研究》、《贵州煤田研究并特论其古地理及地质构造之关系》、《中国挥发份烟煤及其在三角分类图中之位置》（节要）等；在《矿测近讯》上发表《本处研究黔滇铝土矿之成果》等，并与燕树檀、杨博泉合著了《贵州都匀独山煤田说略》。 据张立生的研究，从1940年矿产测勘处成立，到1949年十年间，谢家荣与他的测勘处在贵州开展的地质勘查与找矿工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涉及的矿种有煤矿、铁矿、铜矿、铅锌矿、铝土矿、汞矿、锑矿、硫矿、盐矿等近十种矿产；编写地质勘测报稿二十余份，为贵州矿业后来闻名遐迩的“五朵金花”、“七下仙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谢家荣等编写的《贵阳西部煤田简报》（1943年） 1946年初，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从重庆迁到了南京。在全民抗战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喜悦中，他带领矿产测勘处开始了战后重建的地质找矿工作。先后发现了淮南八公山煤田、安徽凤台磷矿、福建漳浦铝土矿及南京栖霞山铅锌矿等重要矿床。并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地质找矿与矿业开发的重要文章与论著。 特别是在矿床勘测过程中，谢家荣引进先进的钻探机械技术，完善了探矿手段和机制，将原来落后的矿产地质储量估算，变为科学的矿产工业储量计算，从而填补了我国地质找矿与矿产开采之间的技术空白——储量勘查。 1946年10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二届年会上，谢家荣第二次当选为理事长，再次凸显了他在中国地质学界的荣誉与地位。1948年，谢家荣成为了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7年11月18日谢家荣在于台北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年会上发表的题为Palaeogeography as a guide to mineral exploration（《古地理为探矿工作之指南》）的理事长演说，这是谢家荣先生很重要的一篇论文，其中关于煤、铝土矿等的分布与古地理的关系，都提到了贵州的煤田和铝土矿。 总而言之，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战后重建的艰苦岁月，谢家荣作为一名地质学家，服从抗战大局需要，离开校园与讲台，投身到经济地质的矿业开发领域之中，为全民族抗战而找矿、开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贵州铁矿、煤矿、铝土矿等特色矿产资源的勘查，留下了宝贵资料和精神遗产。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谢家荣，既是一位地质理论造诣深厚、勘查找矿经验丰富、管理能力高超的地质学家与领导者，也是一位默默无闻，却又功勋赫赫的地质抗战英雄！ 三、贵州现代矿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说到贵州早期地质工作，人们知道的只有丁文江、李四光、王曰伦等外来地质学家与谌湛溪、丁道衡恒、乐森璕、罗绳武等贵州籍地质学家，另外还有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被当地土匪残害的地质工作者。提到谢家荣先生对贵州地质找矿工作的作用与贡献则比较少。这除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原因外，也与对那段时期地质找矿成果的了解、认识、研究不够有很大关系。 认识贵州煤矿第一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入究读一下谢家荣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所写下的《贵州矿产的新认识》一文，就可对那时的贵州矿产资源状况有全面而透彻的了解。 文如其人，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也同时能更加深刻地认识谢家荣的为人与处事。谢家荣先生在《贵州矿产的新认识》的开头就直接写道： 贵州是一个山国，是一个地瘠民贫，在前清时向赖中央或邻省协款来维持政费的苦地方。但是，它的矿产资源，普通人却认为异常丰富，主要的理由是，全境为崇山峻岭所穿越，所谓“地无三里平”者，在有些地方，确乎相合。并且人烟稀少，未经开发的区域还很多，很多。因此，人们都推想，贵州地上的富源或者有限，但是地下富源必是异常丰富。 在这里，谢家荣先生首先对贵州省情有一个基本的、客观的评价。 他认为：第一个对于贵州矿产资源做初步估价的是丁文江先生。他于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间旅行贵州全省之后，曾公开表示说：贵州的矿产并不如普通人想象的那样丰富，只有煤分布很广云云。现在贵州人提起丁先生的结论，很多有嫌他过于武断，过于悲观的。 不过，谢家荣先生指出：依据地质理论，丁先生的结论是不错的。因为贵州全省是为厚层水成岩层所构成的高原，岩浆的活动，矿液的侵入，很难达到，所以各种金属矿床的产生就无多大希望。又因为当二叠纪时代——就是主要成煤期——贵州全省几乎为海水所淹没，所以即有煤层，也是零碎支离而难成格局了。 丁文江先生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在中国乃至国际地质学界都享有崇高威望，丁文江同时也是谢家荣的伯乐与恩师，所以提到丁文江时，谢家荣的笔下是充满感情和敬意的。 谢家荣在文中写到： 经过三年来的调查测勘，我们知道了丁先生的结论，确乎有些武断悲观。贵州矿产虽不是普遍丰富，但仍有若干种富有经济价值，堪供大规模开发。丁先生已经认识到煤在贵州分布的广泛，但是储量最丰、质地最优和几种特性煤的煤田，丁先生却还没有指出来。贵州的铁矿还是太少，不但比不上华北及长江下游，更在湖南、西康之下。但是有几处特别重要，在国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煤焦的配合上具有优越条件的铁矿山，丁先生却没有看到。水银为贵州特产，在全国各省居首要地位，这是不易的定论，丁先生也早已经认清了。将来对于贵州经济具有最大影响的恐怕要算是铝矿了。这是最近才发现的矿产。在丁先生调查的时候，不但没有认识到，恐怕连想也没有想到呢。 文章读到这里，谢家荣作为地质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格魅力的开始凸显出来了：即用事实说话，以真理服人。丁文江虽然是他的伯乐与恩师，当时矿产没有发现的，就是没有发现，所下结论有些悲观武断，就是有些悲观武断，实事求是。 谢家荣用大量事实说话了，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贵州煤矿资源与开发问题。谢家荣认为： 现在就本人在贵州一年来测勘矿产的经验，将重要结论略为说说。详细的测勘，还要继续努力，现在所得到的不过是一种新的认识罢了。讲到贵州的煤矿，材料很多，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本文专就三个问题，就是煤质、储量和开发方面略为说说。 贵州煤类的分析表，就本人所知，不下二、三百种，但还没有人加以综合的研究。这种分析，其准确程度虽很不一律，但至少有若干可靠性。因此，本人就请王承祺君将分析改算为纯煤基础，然后将挥发分或定炭，就其位置填绘于一张贵州的地图上，相等的数目，以线连接，这样所得的曲线，叫做等挥发分线或等炭线。可惜贵州煤的分析还不够多，因此所定的点过于稀少。倘使定点愈多、愈密，那末等挥发分线或等炭线也就愈精密可靠了。用同样的方法，也可将硫分画出来，制成等硫线的分布告。 谢家荣是中国煤相学、煤岩学祖师爷。这里关于煤岩学的理论，在当时是很前卫、很新潮的。他在文中仔细阐述道：  谢家荣等《贵州都匀独山煤田说略》原告复制件（1945年） 就理论上讲，等挥发分线或等炭线的用处很大，可以推测地层变质程度的深浅和造山运动力的强弱，间接的还可勘定产油或产天然气的希望。从等硫线可以推测当时海陆分布的概况。但我们研究贵州煤田的目的是在约定全省煤质的分布情形，以供将来经济建设的参考。大致说来，黔西的威宁、水城、盘县、普安、兴仁一带，为贵州最佳的烟煤田，含挥发分常达30%以上；水城还有含挥发分在48%的烛煤，用作蒸馏汽油，最为适宜。这一带的烟煤，含硫常不及1%，灰分平均在百分之十五以下，差不多都可以炼焦，所以为理想的冶金用煤。 贞丰龙头山的侏罗纪烟煤也可以炼焦，但含硫常达3%，似属缺点。从上述的黔西区域向东，挥发分逐渐减少，同时定炭也就逐渐增多，至安顺、平坝、大定、毕节，俱为无烟煤，挥发分在10%以下，低的不过百分之四，为贵州一大无烟煤区。再向东至贵阳、贵定、平越，挥发分又渐增加，平均在10%以上，多的可达20%，偶然也可到百分之三十，如贵阳城西的华家山。唯向南至都匀、独山，挥发分又低到10%或以下，东到荔波，挥发分才高到百分之二十以上。至黔北桐梓、遵义一带的煤田，挥发分又低，常不及10%。 贵州煤的硫分也似乎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低硫烟煤限于威宁、水城、盘县、普安、兴仁一带。此带之东，硫分渐增，普通在3%以上。所以全省除黔西一带外，可以说找不到适于冶金用的炼焦烟煤。 在当时，关于贵州煤矿储量的估算，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运算问题，谢家荣以他渊博的知识与掌握的数据，竟然将贵州当时的煤矿资源量算得头头是道，达五十亿吨。我们看看谢家荣先生具体是怎样计算的： 据中央地质调查所民国二十四年第五次矿业纪要，贵州全省储煤总量为一，五四九兆吨，其中烟煤七七五兆吨，无烟煤七七四兆吨。民国三十年第六次矿业纪要对于贵州煤储量稍有增减，结果总储量减为一，三七O兆吨，内烟煤六二二兆吨，无烟煤七四八兆吨。近来新测勘的烟煤田很多，如矿产测勘处在水城一县测勘的煤田已有八处，总储量七九二兆吨，质优量富，在全省中无与伦比。倘将这类新勘煤田的储量加入民三十年的估计中，则得全省煤储量二，四二三兆吨，内烟煤一，六七五兆吨，无烟煤仍为七四八兆吨。 以上新勘煤田矿量的估计颇不一律，有假定直深五百公尺或三百公尺为可采深度的，也有假定斜深三百公尺为可采深度的，倘使一律照地质调查所标准，以直深一千公尺为可采深度，那末新勘煤田的储量至少当加一倍，而全省总储量约为三，四七六兆吨，其中烟煤二，七二八兆吨，达总数80%以上，较之民三十的估计，要增加二倍又半。将来详细测勘，或更有若干新煤田发现，所以贵州全省煤田的总储量很可能达到四、五千兆吨的数目。 根据上面的论述，贵州的煤储量可望达到五千兆吨，其中烟煤约占总数80%以上，这在将来经济建设上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工业用煤是以烟煤为大宗的。但是这五千兆吨的数目，虽然为西南各省冠，倘使与华北及东北数省比较，还是瞠乎其后；况且煤层往往过薄，煤质亦多不佳，而僻处西南，交通不便，距海口又甚远，将来开发的程度，无疑地不能成为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重要产煤区。但是从开发本省的工业和交通上着想，贵州拥有较丰富的煤田，仍然是极端有利的。 譬如说：要建立威宁水城的钢铁工业，则其附近各煤区可以大量开发；设立黔中铝工业，那末修文、贵筑、清镇的煤也可有销路了。建立煤炼油工业，使贵州高原上从国外进口或西北运来辽远的石油供应得到一些调剂，那末水城、普安、盘县、靖龙、贞丰、安龙一带的高挥发分烟煤，就可蓬勃开采了。此外，可以铁路线来区分煤的销路。如筑威线可用威宁、水城、清镇、贵阳的煤，川黔线用桐梓、遵义、修文的煤，黔桂线用都匀、荔波的煤，惟湘黔线仅西段产煤，东段连湘西在内，都没有产煤的希望。更就邻近省区比较之，川南、滇东都有丰富煤田，湘西、桂北都不产煤，但是黔东也是无煤之区，所以将来湘黔铁路通车，不但无黔煤东运之望，恐怕黔东各县还要靠邵阳来济急呢。独黔南及黔西南的煤田，可以大量开发，如有铁路贯通，或可南运，以济桂煤之缺。 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七十多年前的谢家荣，似乎就已将贵州的煤矿资源摸透了：煤的分布、品质、储量甚至挥发分及开采、运输、利用等，一一道来，如数家珍。真不愧是中国经济地质学鼻祖！ 贵州矿产资源的“伯乐” 不仅如此，谢家荣还发现了建设贵州的新血液——铝土矿。他深情地谈道： 贵州每年买盐、买棉花的钱，照现在的价值来计算，不知要流出几万万。这经常的出超，若不加以调节，将来必至酿成无可救药的贫血症而破产。关心贵州经济的人们，已在深思焦虑地在寻找一种或数种新血液来弥补这缺失了，而新发现的铝土矿将来大量开发之后，很可能成为这新血液的一种。  谢家荣等编写的《贵州中部铝土矿采样报告》（1943年） 贵州铝土矿是民国三十年贵州矿产探测团所发现的，但当时所找到的仅是贫矿，所以几次复勘和分析之后，终以含矽过高（常达百分之三四十），难资利用。自从矿产测勘处搬到贵阳，在铝矿区详细测勘，并发明了分层采样、逐样分析的新方法之后，才在矿层的中下部发现了厚达二、三公尺的富矿层。如今这富矿在云雾山，在修文，在平越，都已普遍发现了。经过三个不同的化验机关和百余次的分析，这富矿的成分也确定不移了。 这种富矿含矽氧最低的不到1%，普通在百分之五、六，铁最多不过2%，铝二氧三则常在百分之八十左右。如此优美的铝矿石，不但在国内极为少见，就是在国外的铝矿产地中，也是不容易找得的。据在云雾山详细测勘的结果，该山一区就含富矿七八百万吨，若连修文、平越、王比、清镇及其他可能含矿而尚未发现的区域合并计算，其总矿量可能达到数千万以至万万吨；至于含矽较高的贫矿，还没有计算在内。 贵州铝土矿的质、量俱优，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无庸怀疑的了。现在要研讨的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从它储量庞大和含铝氧特高的二点观之，贵州铝矿无疑地可供制铝之用。但是可惜的是它的矿物成分是属于一水氧化铝的Diospore，而不是Boehmite，所以不能用拜尔法处理，但是如果用酸法，电熔法或半干半湿的石灰曹达法，却都能够提取纯铝氧，以供电化炼铝之用，不过还需要一番精密的研究和试验来选择合适的方法罢了。此外，为耐火材料、高速水泥、研磨材料或精炼石油等等的用途，贵州铝土矿又是最理想、最合适的原料。尤其是耐火材料，需要的量很大，并且富矿和贫矿都可以利用。 我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铝土矿在匈牙利，储量三万万吨。美国现在铝矿不及二千万吨，照目前消费量计算，不到九年就要用完。倘若贵州铝矿有数千万甚至万万吨的矿量时，那末它不但是贵州经济建设的新血液，竟要成为太平洋沿岸轻金属原料的主要供给地了。 贵州铝土矿今天已是贵州的优势矿种，建立了贵州铝厂、遵义铝厂等重要铝工业基地。这似乎用事实印证了谢家荣七十多年前的预言。 为了提供抗战急需的战略资源，谢家荣进入贵州最早勘查的就是贵州的铁矿资源。他在笔下沉重地写到富有国防意义的威水赫铁矿：  谢家荣等编写的《贵州水城观音山赫章铁矿山报告》（1942年） 中国的铁矿资源，主要的在东北三省，其次是华北，再其次是长江下游及中游一带，包括湖南及江西的各矿在内。照这次抗战的经验，就是位在长江中游的许多铁矿，也不免受敌人铁蹄的侵略而暂时沦陷了。在大后方的许多铁矿中，要算贵州西部威宁、水城、赫章三县所属的各铁矿，因为位置在高原的顶脊，有崇山峻岭的间隔，可不受敌人的威胁，所以在国防上的意义最为重大，再加矿质的比较优美，矿量的比较庞大，为冶炼钢铁所必需的冶金焦煤又近在指颐，不虞缺乏。 这种得天独厚，配合适宜的环境，在大后方的各铁矿中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威水赫的铁矿，不但在战时应该深切注意，就是在战后，我们也一定要用全力来开发它，至少要使它成为一个应付非常事变的准备钢铁厂。即使因为交通的不便，销路的阻滞，而使这个铁厂赔本，但是具有远大眼光的政府，还要设法来维持，因为这是国防上特为重要的事业啊。 讲到威水赫铁矿的材料，就目前所研究到的还不够详尽，但它的经济价值和国防意义，却已是毋庸置疑的了。矿产测勘处与康黔钢铁事业筹办处合作探勘的结果，已证明水城观音山的铁矿希望最大，但究竟有多大的储量，还要等待矿脉的深度问题解决后才能决定。关于这一点，康黔钢铁事业筹备处正在继续坑探之中。此外，矿产测勘处还在赫章、威宁境内发现了几处相似的铁矿，将来陆续施探之后，这综合的矿量一定可观，一定可以供给这大后方准备钢铁厂的需要而有余了。 谢家荣在文中充满了对贵州铁矿资源的期待。我们知道，解放后，尤其在三线建设期间，贵州几乎如谢家荣所愿，建起了水城钢铁厂与六盘水煤矿基地。 贵州汞矿曾是贵州的矿业品牌与骄傲，谢家荣在文章中用浪漫的文笔赞美贵州玲珑灿烂的朱砂矿： 在欧美的博物院或中国高贵世家的会客室中，常可以看到中国——主要是贵州的名产朱砂结晶。它是殷红鲜美、玲珑可爱的八面体，或者是两个八面体的透入双晶，和水晶、方解石、白云石等等的小结晶生在一起，放在精美的红木座上，确是一种动人欣赏的装饰品。这种半宝石式的朱砂，我们万想不到就是为制造强度爆炸药的水银的唯一原料。在这次大战中，盟国所用一小部分的水银就是从贵州的产地出口供给的。 水银矿真是贵州的名产，也是贵州的特产，因为差不多全贵州都可以找到它。如果人们曾经参观过贵州的水银矿，那他一定会感觉到这矿床的稀少和不规则。四五个工人穷四、五日的艰苦工作所得到的水银，常常不到一公斤。工人们在深邃曲折，光线和空气都不充足的坑道中，努力搜采那点点斑斑的红色矿物——朱砂，真是一件艰辛的工作啊。但是世界上其他著名的水银产地，如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太平洋沿岸，水银矿的产状也都是这样零碎不规则的。所以，我们绝不要失望。我们要根据地质学理，来探索这种稀有矿床富集的理由和环境；我们要改良采矿和冶炼的方法来增加效力，减少损失；我们还要扩展水银的用途，使它不仅是战争时代的破坏品，而且是和平时代的文化、经济和工业上的必要建设品，那末贵州水银矿的前途，还是有无穷希望的。 究读完这篇文章，我们不禁被谢家荣先生对贵州矿产资源分布、品质的全面了解、对贵州矿产开发利用的深刻洞察所折服；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贵州矿产的新认识，甚至是对贵州矿产开发提出的长远规划。文章既具有地质科学的理论深度，也有富有文学色彩的感情温度。 当年贵州媒体的评价 如果看完谢家荣这篇《贵州矿产的新认识》的文章，您还对谢家荣本人缺乏整体的把握，我们不妨再看看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十四日，当时的《贵州日报》三版“每周一人”专栏记者乔青所采写的《谢家荣访问记》，内容如下： 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谢家荣氏，从事地质工作垂二十年，成绩卓著，著作颇多，对地质工作之贡献极大。自测勘处成立后，对经济地质之调查，贡献尤多，该处迁筑以来对本省矿产测勘不遗余力。谢氏曾亲往云雾山等地作实地观察，对于本省铝、汞、煤、铁等矿有新发现，记者昨特驱车往访谢氏于其办公室，得与详谈，爰介绍其行略并记其谈话如次： 谢氏年四十四，精神饱满，衣着朴素，彬彬然十足学者风度。氏字季骅，上海籍。民六年在地质前辈丁文江先生主持之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初立年，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理学院，毕业后，获理学硕士，学成返国，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以迄于今。并曾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及系主任有年。现供职地质界青年大多出自谢氏门庠。民国二十七年，任江华矿务局经理，旋任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民三十二年任矿产测勘处处长。 一九三五年万国地质学会开会，谢氏遍历湘、鄂、闽、赣、甘、陕等省，所测勘之铁矿，分为五大类十七式，每式以一地名命之，开我国地质家对铁矿研究之创举，撰成有系统之精细巨著，寄万国地质学会，作论文宣读。又谢氏就全国煤样制成薄片及光片，置显微镜下研究，鉴定其中各种植物组织及结构，与化学分析比较，分别煤类及其应用，结果发现若干新煤类，如乐平煤（产江西乐平），即为世界少见之一种，含挥发性特高，可供炼油之用，并发明煤之偏光性及薄光片法等。谢氏将其办公桌上最近新制成之光片示记者，乌黑之煤能变为透明体，所含维质毕露，其研究之精神，殊堪钦佩。 谢氏对地质学之著过如《煤的显微镜下的研究》，《中国矿产时代及矿产区域》，《中国陨石》诸篇，均有极大之贡献。中国陨石甚少发现，谢氏首次研究甘肃导河陨石，江西余干陨石，实开中国地质家研究陨石之新纪元。 关于中国需要工业化问题，谢氏认为应在地质学理上用功夫，并须从事经济地质学之调查，发现大宗之铁，煤，铝，汞等矿，俾为将来采用。谢氏主持矿产测勘处即担负此项艰巨工作。 谢氏对中国地质界前途，异常乐观，谓许多矿产处女地亟待开发。我国不仅具备地大物博之优越条件，并已奠定地质研究之根基，从事地质工作者均能不避艰难险阻，为要达成目的冒险以赴。如最近许德祐，马以思诸君遇匪被害，为科学牺牲，此等事，地质学界屡见不鲜。建国需要地质学家之努力甚多，我国地质人才仅百余人，切盼教育当局为配合建国伟大事业，多培植地质人才。此系谢氏诚挚之希望也。  民国三十三年（1944）六月十四日，《贵州日报》三版“每周一人”专栏刊载的《谢家荣访问记》 这篇人物专访作品，已在贵阳市档案馆的资料柜尘封了七十四年。这次为撰写谢家荣传记，才使其重见天日，成为谢家荣抗战期间在贵州开展地质找矿的重要历史佐证，也为正在进行的《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与即将出版的《谢家荣年谱长编》提供了新鲜材料，填补了一段空白。尽管这篇访问记还有几处误记，仍不失为第三方见证谢家荣在贵州工作的珍贵史料。 资料虽蒙尘，保存的都是历史的真实，留待后人阅知。 以上事实表明，谢家荣先生是贵州现代地质矿业开发无可争辩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四、岁月烟尘遮不住，历史面目终还原 1949年，是中国新、旧社会的分水岭。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在这一年灭亡，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这一年诞生。 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谢家荣的地质生涯也进入了全新的人生时期。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陈毅司令员专程到测勘处拜访了谢家荣等人，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谢家荣高兴地说“共产党要搞建设，就需要开发矿业，我是搞经济地质的，我将以我的所长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后来，谢家荣在《解放后的测勘处》一文中欢欣鼓舞地写道：“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全中国，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也跟着站起来了。” 为新中国献礼 1949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谢家荣编制了一个《中国探矿计划》，作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谢家荣与李四光是中国地质界两位仅有的代表。由于李四光当时还在英国，未能归来，因而只有谢家荣一人代表全国近三百位地质工作者，出席了这一历史性盛会。 谢家荣一家在刚解放的南京聚会：前排谢家荣、吴镜侬；后排左起谢学铮、谢学锳、谢学锦、谢学钫（1949年）（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 谢家荣作为国民党政府机构的遗留人员，能出席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仅因为他是中国当时最知名的经济地质学家和无党派人士，我想也许还由于谢家荣的女儿——谢学瑛（即谢恒）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是我党外交战线的年轻一员，因而，谢家荣的家庭也带有几分革命之家的色彩。 1950年5月，李四光从英国秘密回到国内，出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谢家荣被任命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摸清地质矿产资源的家底，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地质工作被誉为工业的尖兵，更被形容为：一马挡道，万马难行！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访苏期间，就曾专门去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中国留学生，并亲笔为学习地质专业的学生题写了“开发矿业”几个大字，极大地激励了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 作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计划处处长，谢家荣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根据过去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一批重点矿区勘探基地和技术负责人选，经主委李四光同意付诸实施，在短短五六年内相继提交高级储量施工开采，对国家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谢家荣本是一位杰出的地质教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地质系任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研究教授，并担任过前三所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培养了众多地质人才。黄汲清、李春昱、程裕琪、燕树檀等诸多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都是他的学生，建国初期，全国近半数省份地质局的总工程师是由他培养的学生担任的。 谢家荣深知新中国大建设，离不开地质事业大发展，地质事业大发展，没有地质人才是不行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夕，谢家荣就说：“中国地质事业虽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今日地质学家恐怕还不到三百人。以一支三百人的渺小队伍，要在千余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上展开资源探寻工作，这力量实在太微弱了。” 谢家荣认为：“我们地质工作者目前负有双重责任，不但要尽自己全力为探寻祖国富源而工作，而且还要把自己的本领教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做这种工作。” 1949年5月，在跟随陈毅司令员率领的三野进军上海途中，谢家荣便向华东方面的领导提出开办地质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地质人才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1950年3月17日，由矿产测勘处、南京大学地质系、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及中央地质调查所联合举办的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便开学了。谢家荣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自教授矿床学。 谢家荣主张缩短学制，用高水平师资，训练实用的人才。他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学校是一年毕业的专修学校，也许有些人会轻视它，觉得一年之内学不到什么，这个学校没什么道理。我的看法恰巧相反，我们学校的课程都是很精简而实用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并采用形象教学方法，随时随地用实物指示，同时又注重野地实习，目的是使同学们学会专门的实际的本领，能为国家所用。我们不希望训练出什么高深理论都懂一点，但什么实际工作都做不来的人。而且学校毕业后我们还准备使诸位在参加实际工作中继续学习，这样经过一年学校训练，一年到两年野外训练，我不相信我们的学生在做实际工作时，会比不上一个大学毕业生，也许经验还可更多一点。” 1952年6月，南京地质探矿专修学校首届110名毕业生，经过两年多学习，正式毕业，这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后成长为地质战线各部门的重要骨干。 谢家荣晚年的学生张立生、陈廷愚、周剑雄曾撰文回忆： 二十世纪60年代，为了中国的地质事业后继有人，国家组织一大批老专家在全国统一招收了一批研究生。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幸作为谢老的最后一批学生，于1963-1966年间，在谢老身边学习了四年。在那难忘的学习生活中，我们不但在谢老那里学到了地质科学理论、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而且深深地为他的为人、为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敏捷的思维、过人的精力，为他对中国地质矿产情况深刻、全面的了解和为祖国寻找更多矿产的无比热情所叹服。 谢家荣先生作为地质教育家，不遗余力地为新中国培养地质人才的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 命名“松辽盆地” 大庆油田立首功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地质部，李四光被任命为首任地质部部长。谢家荣任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对全国矿产分布规律进行了综合研究，对甘肃白银厂铜矿的地质评价意见，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铜矿基地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1954年，谢家荣调任地质部普查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工程师，他的精力从此就转向了对新中国石油普查勘探工作进行相应的部署和指导。 中国地质学界都知道，谢家荣是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地质学理论与实践的开拓者。早在1922年，谢家荣调查玉门油田的报告中，就论述了地质构造对油气生成及运移、储存的控制，揭示背斜层的重要意义。1929年他发表的论著《石油》，是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最早的石油科学专著，最早探讨陆相生油理论。1935年他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之石油》，着重讨论了四川、陕西含油盆地的远景，对西部地区的石油勘探提出建议。1936年他编制了《中国各种储油区域油苗、油页岩及地沥青分布图》。1937年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上发表《中国之石油储量》，并将中国含油区划分成陕北、四川赤盆地、准噶尔和塔里木四个区，含油地层为中生代的大陆沉积和海相沉积地层，还提到塔里木盆地“有海相之始新统及白垩纪地层，转运宜于产油”，认为“此区亦颇有重视之价值”。 谢家荣也是我国最早提出陆相生油的学者之一，更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石油地质中的“古潜山油藏”一词也是谢家荣首先提出的。 1949年，南京刚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之时，谢家荣就制定了迎接新中国的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这年八月，谢家荣从东北考察回来，写了《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他明确指出：“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 1951年3月，谢家荣兼任燃料工业部石油地质顾问，对全国的石油地质普查勘探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54年发表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1956年发表的《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以及1957年发表的《中国油气区和可能油气区的划分与评价》，对指导新中国勘探石油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石油地质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就是松辽盆地大庆油田的发现，松辽盆地就是谢家荣命名的。谢家荣与李四光、黄汲清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不过，从目前研究和披露的资料来看，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应是谢家荣。这项石油找矿成果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文魁在谢家荣冥诞九十周年纪念会上说：谢家荣先生在他六十八年的岁月里，从事地质工作近五十年，著作四百余篇，他是二十世纪初到60年代期间中国少有的地质大师，矿床学巨匠，是我国矿产测勘工作的开创者，是矿产勘测中首先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业家。 儿子谢学锦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的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中国地质界泰斗黄汲清也著文称道：在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中，谢家荣这个名字是非常突出的，他是中外驰名和大众公认的矿床学巨匠……他不但对岩浆矿床和一般沉积矿床做了重要贡献，而且对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也有精辟的论述和创见。他的成就既表现在理论方面，也表现在实践方面，也就是找矿勘探方面。不少重要矿产或者是由他亲自指挥的队伍，或者是根据他的理论指导进行野外工作而发现的。 ... ... 1965年10月安徽黄山花岗岩会议，左起：田奇瓗、孙云铸、谢家荣、黄汲清。（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 不幸的结局与悲剧 谢家荣的少年时代是贫寒清苦的，青年时代是奋发有为的，中年时代是艰苦卓绝的，晚年时代虽然辉煌却又是悲剧性的。 关于谢家荣及其妻子吴镜侬的命运结局，几乎是令人不忍着笔的。 从大的方面讲，这是历史的遗憾，时代的悲剧；从小的方面讲，这是家庭的不幸，人生的悲哀；从人格秉性讲，谢家荣在科学精神上是强大的，在士可杀不可辱的尊严上，也堪称傲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当时的当权派与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人士受到极大冲击。六十八岁的谢家荣遭受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和脸上吐唾沫等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 8月13日，谢家荣又被揪斗、折磨，精神几乎崩溃。 这天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谢家荣很想不通，感到非常屈辱。自己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旧政府的机构里做事，做的都是科学强国、抗战救国的好事。再说已经解放十多年，自己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发展也是有作为、有贡献的。为何一下就成了斗争的对象，任人批斗！政治上抬不起头，人身受到攻击，人格更受侮辱。一些昔日的同事、领导甚至学生，怎么转瞬间都成了不被信任的人。谢家荣越想，越想不明白，越想越苦恼。 正在痛苦煎熬之中，他突然想到一件件往事，让他不寒而栗：当年反右的情形又浮在脑海：那一年，谢家荣刚从青海回来了，就莫名其妙地成右派了，还登了报。长子谢学锦也受到牵连。 所幸的是，谢家荣打成右派的前几年，他利用在地质部或大或小的头衔和在地质界的影响，抓紧做了几件大事。在石油方面，他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在金属矿和煤田的找矿部署上，以他深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担当布置重点矿区的勘探任务。这些矿区是：湖北大冶铁矿，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河北庞家堡铁矿，贵水城观音山铁矿，安徽铜官山铜矿，甘肃白银厂铜矿，山西中条山铜矿，陕西渭北煤田等。 谢家荣被打成右派后，很快苍老了。他虽然依然在苦苦奋斗、挣扎、著书立说，但精力已大不如前。 一九六二年，他几乎天天像上班下班一样去全国地质图书馆，一天不误。他读书，他写作，碰到熟人点点头问声好，话极少，也极少在室内走动。当年自己泡在图书馆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低着头，或读或写，抬起头，目光往回一点，久久不动，眼睛里是少见的痴呆。 熟悉谢家荣的人们看他如此，心中不禁疑惑：痴呆是一位学者进入思考时的出神入化，还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老人特有的那种麻木？ 想起这些往事，谢家荣预感到这一次的政治风暴，将比上一次来得更加猛烈，他本人和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将会比上一次更严重！谢家荣不敢想下去了... ... 他的内心从不解到屈辱，从痛苦到绝望！顿然，一种士大夫可杀而不可辱的勇气竟油然而生... ... 当天夜里，谢家荣独自睡在客厅小床吞药自尽。身边留有两件小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另一个是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 夫人吴镜侬见到自杀身亡的丈夫，当即昏厥过去。 在极左思潮肆虐的情况下，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和人民，将罪加一等。 谢家荣的大儿子谢学锦、女儿谢学锳及大儿媳、女婿四人反复商议，最终决定隐瞒父亲死因，对外称突发心脏病死亡。 谢家荣去世之后，吴镜侬被接到女儿谢恒家住。可有关人员仍然借谢家荣之死寻衅生事，两次查抄谢恒的家，甚至打开缝纫机进行搜查，累及女儿，吴镜侬非常难过。 没过几天，吴镜侬也自尽身亡。身边仍遗留两件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个是给女儿的字条： “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写到这里，我的心十分难受，泪水禁不住一涌而出... ... 谢家荣与夫人吴镜侬生前合影（1963年）（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 我已不能再详写谢家荣与吴镜侬双双自杀的内容与细节。可是，这关于谢家荣人生结局的客观事实，又是人物传记作品不可回避的要件。 于是，在应该写与不忍写之间，我纠结不已。 苦思良久，我决定推荐大家阅读二十四年前，著名作家文乐然发表在1994年第5期《当代》杂志上的报告文学《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这篇报告文学作品全面、系统、生动地讲述了谢家三代人谢家荣、谢学锦、谢洲泓的悲情故事，借以表达我对谢家荣先生及夫人吴镜侬的崇敬与哀思！ “文革”初期，类似的人生悲剧迭出不止。 在谢家荣夫妇自尽后不久，著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也先后走上了同样的人生悲剧之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中的千古名句，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理想、最温馨的婚姻结局。然而，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执子之手，与之偕老”，竟变成了“执子之手，与子偕亡” 的悲剧结局。 其中沉痛、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人们常思、永记的。 但愿这样的时代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好在历史的阴霾，已被改革开放的强劲春风吹散，还原了华夏大地的青山绿水，丽日蓝天。 尾 声 在谢家荣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七十余万字的《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一书出版，以大量事实和作者们的亲身见证，极大地还原了谢家荣作为近、现代中国地质历史上通才型地质大师的真实面目与完整形象。 《谢家荣与矿产测勘处》一书给予了谢家荣先生高度评价：谢家荣先生毕业于原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后赴美留学，到德国从事研究。他搞过科研、在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担任过教职，曾长期从事地质矿产普查勘探的实际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晚年又继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我国，具有谢先生这样经历的地质学家实属凤毛麟角。在地质领域里，他涉猎面之宽，在我国地质界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方面他都居于第一和开创者的地位。 谢家荣先生在五个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一是他的科学创新精神；二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学风；三是特别注意国内国外信息交流；四是把地质学与经济学原则密切结合的科学探索；五是在地质矿产勘查生产实践中实行严格的科学管理。 如今，虽然离谢家荣先生辞世已经过去了五十四年，但是，岁月的烟尘遮不住！ 如今，谢家荣通才型地质大师的高大形象，终于在历史的长廊与人们的心目中，尘埃落定，赫然而立！ 2020年12月10日 改于贵阳市观山湖绿野诗棚 贵州省地矿局 陈跃康 作者简介： 陈跃康，网名：绿野来客，四川营山人。最早在贵州省地矿局“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后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并被聘为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贵州省地矿局原党办副主任，后退休后在多个领域服务于社会公益文化事业。 旅游地学与地学旅游领域：贵州山水国际旅行社原总经理、贵州山水旅游资源勘察开发设计院创院院长、贵州省地质学会旅游地质分会会长、中国地质学会旅游地学与地质公园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旅游协会地学旅游分会副秘书长。 观赏石文化领域：贵州省观赏石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观赏石一级鉴评师、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展陈专家。 科普创作领域：贵州省科学技术创作普及协会副会长，先后兼任《大众科学》《藏天下》《赏石艺术》《贵州作家》及《贵州日报》科技版等杂志、报刊有关专栏主编、主笔。 出版和主编文学、地学科普书籍：《如此梦想》《黔南地质旅游》《新世纪国土资源十诗人诗选》《同心追梦录》《贵州50后九诗人选》《拓荒人的新纪元丛书》《贵州旅游地学大观》《贵州石谱》《历程：地质队员的扶贫岁月》《梵净山地质》等。 绿野来客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及电视专题片等文学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现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老电影家专委会会长、地质文学期刊《杜鹃花》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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