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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原作者蔡孟坚。  蔡孟坚，生于1905（一说1906年），字侔天，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人。青岛大学经济系毕业,日本庆应大学、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台湾“国防研究院”第二期结业。曾任兰州市市长。1934年7月任湖北省公安局局长。1946年任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同年6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去台湾后,续任台湾当局 “国民大会”代表。1993年8月被聘为国民党第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1997年8月续聘为第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2001年去世。 正文 一、应谷正伦之邀赴任兰州市长民国27年（1938年）正是我担任武汉警察局长的第7年。秋，日军侵入华中，我奉命将全部员警撤至鄂西。恩施为湖北临时省府所在地，所属改编为三个团，驻防鄂西13个县，我兼任巴咸护路司令，同时就近拱卫省府各机关。迨29年（1940）年）部队调往重庆，编为军政部监护旅，旋即改编为监护总队；监护军政部所属后方勤务机构。民国30年（1941)2月某日，我正在成都，忽接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电邀赴兰州一行。我因与谷素不相识，未即答复。隔数日，又得来电，正式说明兰州设市，邀我任第一任市长，我颇惊异。适遇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为我猎友，询其有无便机飞往兰州，渠即为介见周至柔主任，承赐一机位，次日即飞往兰州，打算作一次观察式的访问。 我乘机飞往兰州上空，机中俯视，除省府办公处为瓦房外，其余民房多属土顶，下机后即随空军人员乘车入城，发现沿途尘土几如烟雾。同车人告我：“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即是此地。车至城边，通行困难，大部分是羊肠小道，见人力车交错，亦感困难，无快车道慢车道可言。下榻励志社（现市政协所在地——编者注）,据说是唯一的一幢二层洋房。彼时全身满面为尘土所掩，想起中国人欢迎朋友到达为“洗尘”，其典故或即来自西北。步行至省政府拜谒谷主席，候客室求见者十数人，因谷莅任才三月，多属一些权要者推介的谋缺人士。谷公见我求见，即亲至候客室门边问：“哪位是蔡孟坚？”他请我到办公室坐。待他见完各来宾后，已12时。他走来约我至后花园官邸，一同餐叙。路上向及我的身世。待到达主席官邸后，他说：“我们虽不识面，但我早知你的工作精神。”接着又说：“我是'地无三尺平’的贵州人，少年时期，看到贵州到处肮脏，立志到外面求学，跋涉险阻，到武昌南湖陆军中学，与陈果夫、何键等先生同学。发现武昌之脏，超过贵州，每于周末进城，走过长街、斗级营、汉阳门各处，但见街狭地脏，到处泥泞，心甚厌恶。迨后留学日本，返回贵州。及至北伐时率部队行军，道经武昌，发现武昌城区各处，依然如故，痛感建设重要。迨民国20年（1931年）前后，主持南京卫成，22年（1933年）后又有机会经过武昌，一到汉阳门，从码头上岸，并经长街等处，忽感街道清洁，市容焕然一新，尤其警察精神振作，仪表大方，在墙上布告，见你大名，深入脑海。后任宪兵司令，每询自武汉驻防的宪兵团营长，均同声称赞。乃至26年（1937年）由南京撤至武汉，停驻多时，认识武昌警察优点更多。现在奉命主持甘政，开发西北，今后将以兰州为起点，故特别找你来任兰州市长，希望照武昌警察局长的做法去做，我全力支持。但有一点，省府收入经费有限，筹措建设费用，你得多多自己设法。”这一段使我受之有愧的话，听来真惶恐万状。其时虽回想外行办警察，既能有些建树，与办市政并无二致，唯建设费用让我自筹，却是一个难题。同时知道谷主席不仅重视我的傻干精神，而且推断我筹款亦有办法，立即答称：“既无经费，只要加强职权，亦可办好市政。“谷答称：“蒋介石要我领导开发西北，必须建设一个稍具规模的市政，作为倡导，市长主管整个市区行政，警察亦归指挥，你定可办好市政。”我看他对我有充分诚意，即表示虽无市政经验，愿试验一年。渠立即电呈蒋介石保荐。当我飞返重庆，军政部认为监护总队是我的子弟兵，仍令我遥领总队长名义一个时期。 二、定兰州为省辖市和特别市后的工作彼时我便向行政院请求核定兰州市的组织规程，因系倡导开发西北，希望比照特别市的组织规模。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以友谊关系，表示极愿帮忙，当即电话介绍往见云南籍的内政部部长周钟岳，说明此事。旋与张维翰次长洽妥，即由内政部核定在市政府之下，设置警察、社会、工务、财政、卫生五个局。彼时蒋介石任命我为兰州市长，内政部随即将该市组织规程颁发。当我晋谒蒋介石请训时，他面谕：“要把兰州市建设为开发西北的模范市。”并批示发给开发费法币50万元。即往见行政院代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请求训示，他介绍几位新近自山西逃到兰州的山西亲友，嘱我照料。这是我抛砖引玉的最好机会，为我提供了筹款建市的条件。随后，我即就地物色各局主管。 我正式以兰州市长身份飞抵兰州后，谷正伦指定驻扎市区中心的四十八师师部作为市政府办公处所。当时迁移交接，非常迅速，但是因后方各城市被日机轰炸，人人逃难不暇，兰州虽属中国地理中心，可是在重庆看来，仍为边远山区，飞机班数既少，汽车往返重庆颇费时日，何况市府经费短绌，待遇微薄，旅贵亦颇难筹措，人员物色，更是一大难题，只好就地取材。当我初次到甘肃省政府财政厅接治经费时，科长孙汝楠这位甘肃青年，出身北大法大，我们“一见倾心”。公事谈完，便挽他出任市财政局长，四年后我卸任市长时，即保荐他继任市长。其次我到兰州电话局，拟与彼时西北公路工程局凌鸿勋局长通话，请他介绍一位工务局长，适有该局驻在兰州的工程师蔡正与凌局长通话，我从旁观察，见他报告清楚确实，我便取消电话号次，拉蔡到办公室请他任市府工务局长。一日，途遇一位名叫赵俊义的青年，出自大学毕业，正在路旁监工，服务态度认真，和他谈话的结果，发现他很有才能，立即找他到工务局工作。后来他因功擢升，且继蔡担任该局局长。此外，其他主管人员的任用，多系不期而遇，结果还算成功。 民国30年（1941）年7月1日，市府正式成立，我宣誓就任“工头市长”。那天，兰州军政界要员、各界巨绅、中外名流，无不参加观礼。第八战区长宫朱绍良、省府主席谷正伦均出席。我致词中有下列话语：“建信第一，建市第二”、“我不是兰州的市长，我是兰州的工头”。并疾呼：“今后兰州要在进步中求安定。”最后，我集合市府全体人员当场宣誓，不是“就职”，而是“尽职”，誓词为一般就职典礼所少见。誓词有“尽心”、“尽力”、“尽节”，并说明，“尽节”是为谨守节操，获得来宾称赞。但未料“进步中求安全”一语，竟为当地绅士拾为政治挑弄材料，冀图阻碍我们拆建马路计划。原来第八战区长官朱绍良出席观礼时，意在安定旧日军阀势力保守派绅士们，竟讹称系谷正伦嘱我发动对抗战区长官。我与朱平素尚好，经主动向朱解释说明，才未另出枝节。 我就职后第三日，敌机100架轰炸兰州，我开始执行在武汉防空的同样任务。此次轰炸，伤及市民房屋不少，讴料敌机错认省府目标，将兰州城内两个唯一的青瓦宫段，金壁辉煌的大佛寺古庙建筑（在今兰园——编者注），全部炸毁，我倒觉得这是拆马路开大街的好机会，即刻视察各被炸区，施行救护后，发现被炸毁后的两处佛寺，大的寺区，可以辟为娱乐园；小的寺庙，正在热闹区中山路的路旁（指原高碑寺——编者注）我看中这地可作为建设市银行的行址。因悉西北绅民对神像特别尊重，当日深夜，先将木制大小佛像，不管已毁未毁，一律投入附近黄河，以避市民耳目。然后，即星请省政府核准开辟娱乐场及设立市银行计划。我领到法币50万元，以3万元拨作修理市府及购置市府各局办公桌具用，其余47万元，全部拨作建造市银行。.另将已破毁的大佛寺，发动市民劳动服务，拾砖、挑土、平地，真是“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我将该处命名为“兰园”。首先开辟广场，内分网、篮球场等，四周改建公共浴浊、灭虱站、弹子房，供应市民娱乐。在发动市民劳动服务、建造兰园时，我亲自参加挑土，当地报纸写了一篇《市长挑土记》，一时传为美谈。随后，另就该处接近房屋，改设为模范小学，及一所招待所，命名“思危斋”让大家了解被日寇轰炸后所建，取“居安思危”之意。彼时正在敦煌临摹壁画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及美国驻兰领事等常为该斋住客，迄今见面亦常言及。并在兰园中央，利用断瓦残砖建造可容500人的“抗建堂”作为抗战建国纪念。31年（1942年）全国工程师协会在兰州开会，即利用抗建堂举行，当时经济部长翁文灏曾来兰主持。 兰州市银行的设立，是筹款建设的真正起点。当市行房屋建成时，我即邀请当时兰州市商会会长，亦即孔祥熙代院长所介绍的在山西生长的山东人贺笑尘先生，一同参观，他非常欣赏。我问他：“这银行建筑，可值若干法币？”他立作答：“最少150万元。”我请他由商会筹措同额150万元，合计300万元，作为官商合作金融机构，并请他兼该行总经理，渠应允照办。适值重庆中央召开全国行政会议，我乘机拜见孔祥熙部长。他首询：“兰州市进行建设情况如何？”我答：“兰州既居全国地理中心，似可改为'中州’。”我又补充一句戏言：“'兰州’二字发音，一如山西语'难做’。”他说：“地名有历史背景，不能随便更改，但我可为你解决一些困难。”我当即报告：“兰州已成立市银行，资金300万，已请部长同乡贺笑尘任总经理。”我接着又说：“部长现为中央银行总裁，为着与地方金融打成一片，可否遥领兰州市银行董事长，请派与部长有乡谊的兰州中央银行贾经理（指贾继英，山西省榆次县人——编者注）代理其事？”他答：“你想借重贾经理，我当然同意。我不能担任挂名董事长，但可由中央参加兰州市银行若干提倡股。我通知钱币司长戴名礼与你接治。”次日戴司长签请中央拨给提倡股300万元，因此兰州市银行的资金总额已成600万元。我返兰州任所后，即将市银行董事会组成，将当地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各银行经理，加上我及绅老多人，出任董事。中央、交通等行经理均为常务董事，我任董事长，贾经理为代理董事长，并一致推请孔祥熙任名誉董事长。兰州市成立上挂中央金融机构的市银行，这是我筹款最大的保证。 三、召开银行事会筹款筑路及建西北大厦在设市初期，工务方面集中力量，测定全市地上水平，接着修整全市下水道，并计划一口气拓宽七条马路。根据工务局报告，拓宽七条马路，全部需款5000万元，如用劳动服务方式，只需半数。当时我一面呈报省府核准，一面筹款，召集了市银行第一次董事会议，当地中央各银行，均以常务董事身份出席。我即提出以市银行全部资产600万及全部筑路征费收入保证，请中央驻兰各银行平均分担，借给市府2000万元，各银行经理一致承诺。但也有人反对，背后称为我军阀，不是市长，我坦然一笑置之。 在修筑道路方面，我采取“拆路第一”的策略，并以筑路作为建市的重点。因为那时法币不断贬值，不仅筹款必须从速，使用也要从速，不然就会变成一堆废纸。可是拆路面临的因难问题也不少，因该七条马路的沿街房屋多属私有，回族将领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及河西警备总司令马步青等占其大部，他们将房屋租与民间，拆除甚难。彼时蒋介石曾训示我：“在西北做事，应避免回汉之争，免生事端。”我正对此束手无策之际，想起民国24年（1935年）间在武汉任职时，马步芳获得蒋的特别提拔，委为一百师师长，过武汉时，行营派我迎接，并护送至枯岭晋谒蒋，总算有点交谊。当我任兰州市长时，接到的第一个贺电便是马步芳的。 我当时推测，马家将领财富已无法估计，他们好利，但也好名，如在其防地动一寸土，当会掀起巨澜，但若请他在兰州倡导拆修马路，促成进步，可能乐而为之，因此我冒雨乘车往青海征求马同意。但那次在途发生了一次意外，所幸是有惊无险。当车行至甘青交界处，有处悬崖名“老鸦峡”道路岖狭窄，又值大雨倾盆，我坐前座，眼见一巨大如房的峰石，自山顶侧坍崩，正对我的旅行车滚下，我大叫一声“不好”！急嘱司机冒险抢行。万幸的是该巨石从接近车顶上方，分成两块，落在我的旅行车前后各二公尺处，我说“感谢上苍保佑”。旋呼养路队抢修险处，后昕说用了三日方将两石移动通车。马步芳闻我遇险即派车来往接，并待以上宾之礼。当我要求他在兰州市倡导拆屋拓路时，他慨然应允，这亦是惊险中得一大收获。 我发动劳动服务，先行动工拓路，一次便拆修中山、中正、民国三条主要马路，随后又继拆四条，全部计长数里。当时正值冬季，因恐借款贬值，我决定突破西北冻期，照常进行拆建。青海马步芳能将其沿街房屋先行让拆，一般居民当然会遵令自动照规拆除。那次拆迁修路因系人民劳动服务，在建筑期间骡马车出城，必须义务运土，入城必须义务运石，家家动员，人人做工。并因兰州严冬，土地冻结，只得征集民间铁锅在路旁烧热水，灌入建筑工地上，再用压路机随之碾压，以解除冬季地冻无法施工之弊。我正为此得意时，却有市民夜间张贴标语：“打倒'拆’市长”（兰州方言，“蔡”音读“拆”）。 在施工期中，彼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Mr·Wilkie)经新疆赴重庆，政府派董显光先生赶赴新疆迎接，陪同威尔基过兰停留，他在招待席上说：“取道中国后门（兰州）飞往重庆，发现一面抗战，一面建设，深为盟国庆幸。” 31年（1942年)8月间，蒋介石偕夫人巡视西北到兰州，见已完成几条马路，并甚整洁，遂召见垂询于我：“在这保守性地区，如何能拆通许多马路，希望兰州做到整个后方的示范。”我将贴标语“打倒拆市长”的故事报告，蒋大笑不止。随后我答称：“建设国家,全国官吏应须不计利害，努力傻干，我愿为“傻子””。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美联合抗日，兰州成为后方军事交通重镇。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经兰访重庆去后，我即建议谷正伦建一国际性现代化大饭店。谷当即应允，由省府出资，由市府监督建造，选定五泉山下的坟场荒地一处，准备建造大饭店。但在这保守城市，迁坟最难。该处有苏联官员坟场一处，我令先行择地迁葬，对兰州人古坟，为了恭敬其事，先建了一座总坟，将少数可以移动的无主坟，妥为迁入总坟中。为免有人生事，我命人从古玩店秘密买了几件古衣及玉器，让置于该乱葬坟场，然后使人报称：有人挖坟盗宝，为警局破获，已为处理。报纸亦作了披露，说警局限令坟主自行防范，否则警察不负责任，不及数日，坟场全部清除。该处既系市府公有坟地，自然收归市府，旋即在该坟地建筑“西北大厦”。大厦系自重庆邀请陶馥记赴兰承造的，除客厅餐厅娱乐场所外，计有旅客卧房80余间，交由中国旅行社经营。彼时外交部特派员（即现在台湾的黄朝琴）招待外宾时，便利用西北大厦，他曾教会我跳舞，迄今我仍称他为老师。民国33年（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Mr·Wallace）自苏联前来访华，途经兰州，也是下榻于西北大厦，并且甚为满意。 完成七条马路的修建任务后，我又计划再辟林森路（现永昌路——编者注），以纪念彼时国民政府主席。该路直贯南北，由黄河边经城内直达西北大厦。呈准修筑后，发现北段有房屋18幢，须拆除1/3，该房屋系宁夏主席马鸿连所有。通知拆除，他置之不理，我急中生智，将北段改称为“云亭”路。“云亭”为马鸿達父马福祥的别号，他曾任西北边防督办及青岛市长。我以路纪念其功勋，马鸿逵管派其驻兰州办事处长邹华堂来间及此举用意，我照上述作答，马氏不得不自动拆除，该路也因之顺利完成。 西北为我国文化发源地，古来即重绅权。我明知此一事实，但认为为政须有开罪巨室或适应环境的精神。当马路初完成后，市府规定禁止货运大铁轮车横行，以免破坏新修路面。北方习用铁轮骡车（闻慈禧太后逃出北京时即乘骡车），各巨绅仍乘那种车驰骋于新修马路上，我即设计自西北公路局购置旧胶轮内外胎50副，分赠各骡车户主，如张维、水梓、裴建准、鲁大昌诸巨绅，指定商店，代为付资改装。其中有14位巨绅，认为铁轮骡车系祖传遗产，拒不接受改装胶轮，且将所赠的胶轮胎破坏后送还市府。我令警察局调查该巨绅等姓名，制发骡车通行旗14面，将每人姓名写在旗上，通知警察见到插有此项旗帜的骡车，不仅放行，且对之敬礼，以示尊敬。事后，有巨绅乘骡车插旗外出，自鸣得意，市府暗示记者访问，将姓名披露，以舆论力量制裁，后所有铁轮骡车均不复行驶，人云我应付绅权有独招。 四、赴重庆幸免罹难又兵临城下民国33年（1944年）秋间，我因公赴重庆，原购妥欧亚航空机票，彼时驻兰州空军司令石邦藩，促我改乘空军专机，通知该机下午二时起飞。我于一时半乘车赴机场，行至中途，忽记起电话中悉石司令仍在寓所，想到须持石氏亲笔通知，才可免上机时遇到阻挠，便掉车往石寓，中途误时甚久。因该机上28位空军机械员，当日须赶抵湖北恩施，应付抗日军事，催速起飞，我在引擎发动间才赶至机场。岂料，是时机边有一少女大哭，并向我哭诉：“她系某空军军官未婚妻，请求搭机二次，每次均被临时拉下，此次拟到重庆结婚，她的未婚夫已在重庆等候，又因蔡市长搭便机被拉下”。我告知她：“我即蔡市长，我可以不去，不能误及你终身大事。”空军站长力促我上机，我因不便与市民争机位，决意不去。站长告诉我：“该少女机位，已奉命取消，既然市长不去，她可以乘这班飞机。“该机起飞后，我即回寓午睡。石司令不知此情，以为我已上了飞机，未及一小时，石氏电话通知市府的党秘书长“该机已碰山失事，全部乘员罹难，市长亦遭不幸……。”党氏趋我寓所报丧时，得悉我还在酣睡，惊呼我：“吉人天相”，并向我祝贺，我亦似有苍天保佑之感。 重庆去成，正巧遇到德国勾结日寇，向我宣战，中央电令兰州市府，筹设集中营，将德国留在兰州的天主教传教士数十人，一律集中监视。我对此未子执行，亲自至教堂访问调查，得知传教人士，均是早在二三十年前到兰州的，连纳粹组织为何物都不清楚，不应陷之以罪。还为保护他们起见，通知他们出城50里以外时，要向警察局登记，以免遭缉拿。后来他们将此情向罗马教廷提出报告，当时于斌主教来兰视察，首先来市府拜见我，转达教廷感谢之意，我觉得这又是善有善报。 兰州设市不久，迅即编撰地方单行法令，呈省府核准。彼时省、市议会，有几位性情固执议员，认为若干措施侮辱了西北人，对我进行质询。一是我在修建兰园公共活动中心场所时，建一公共浴室，附设了灭虱站，当市民免费入浴时，所着全部衣服要编号交由灭虱站，置入蒸汽机将虱蒸死，然后取还入浴之人。此事不失为有益边区卫生之举，但少数人认为系宣传西北人民多虱，形同侮辱。二是兰州市办理冬令救济，我发现市郊有些孩童未着下裤，提议须予改正，并决定缝制若干布裤，分发救济。当时我戏言：“讲礼”必须有“礼帽”，“知耻“必须有“耻裤”。此言，我当时曾声明为戏言，但后来以讹传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却积怨于我。三是那时也提倡在荒山普遍植树，我为之大声疾呼：“要绿化兰州！使兰州四围荒山变为绿树成荫！”但是，不知何人挑拨生事，诬指我让兰州人戴“绿帽子”。赴重庆时，住重庆村4号寓所，某日黎明，睡得正酣，忽有数十名手持棍械的青年破门而入，将我拉至院内，大声叫打。那时我虽仅着睡衣，但却非常镇静，婉询来意后，得知他们是就读于重庆各大学的甘肃籍学生，特为“灭虱”、“耻裤”、“绿帽子”等谣传来跟我算账的。我走到院内土堆上，本着“自反不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及“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训原则，请求他们先听我说明情由再打。彼时，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自7号住所出门，正上车赴行政院办公，目睹其状，大叫：“孟坚，你遇到什么难题了？”我从容作答说：“在谈西北建设问题，并无他故。”接着我向学生解释一小时，终于说服了那些西北学生，他们表示“理解”而去。那次事，我喻作是“兵临床边，开诚释嫌”。但重庆村发生的那一黎明事件，被彼时《大公报）采访得知，次日发表《市长受辱记》的报道，一时传为笑话。 五、拓“友好路”与出任民政厅长从抗战到日本投降，当时的中国政府一直与苏联保持外交关系。那时中苏两方均以兰州为主要联络基地，进行部分易货贸易。那时西北各机关所用小骄车，均系用西北羊毛与苏联交换而来，通称“羊毛车”。斯时苏联大使驻在重庆，但在兰州设有苏联代办处，计有办公人员23人，中国外交部派有外交特派员驻兰州，初期为李铁铮，后改派凌其翰，最后由到台后任过台湾省议会议长17年的黄朝琴出任。在黄担任特派员时，苏联已公开支持陕北，国民党政府的联美防苏政策，亦渐趋表面化，但国共联合抗日仍未消失,重庆方面仍设立着一个半官半民的中苏友好协会，由孙科担任会长。兰州成立中苏友好协会西北分会，由我担任会长，黄朝琴任副会长，特派员公署秘书吕同仑任该会执行秘书。该会表面上是安排调剂苏联代表们生活，并与之交往，暗地里却让市府管区下面的行政警察单位时刻在监察、注意苏联外交官们的行动，苏联驻兰州代表办事处有3位正式代表，负主要责任的代表译名，我已遗忘，其他商务及领务2人，一为阿利叶夫，一为格拉杰夫。这3人为公开代表。该代表办事处与外交特派员公署邻接，他们反映那条道路泥泞不堪，难以行走。我立即派工进行抢修，命名为“友好路”。 虽有“友好路”名称，但这不过是外交词令，而对他们的行动言语，却未放松监视。他们拜访、开会、旅行都受到约束。记得有一次，安排他们到距兰州市50公里外的兴隆山野餐，同时瞻仰成吉思汗逮冢，大家分乘两辆汽车，我原拟邀请负责的首席代表同乘一车，却遭到另外两个代表的反对，足见相互猜疑达到何等程度。即使是这样一件小事，首席代表竟被内部密告，突然被召回国。行前，他和夫人都很惶恐，料回国后很可能凶多吉少。后苏联改派彼得罗夫出任驻华大使，据传他是著名的汉学家，实则不会讲中国话。他赴重庆到任时，经过兰州逗留一些时日，我与彼得罗夫接触多次，还说及前事。抗战胜利之初，彼得罗夫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内安排一次大规模酒会，我适在重庆，亦被邀请。我乘的是一部吉普车，在苏大使馆附近山坡处抛锚，彼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亦乘车出席酒会，他挽我乘他的车入使馆，岂料到重庆出席和谈的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也在酒会中出现，我竟有幸在那里见到了他们。时间系民国34年（1945）秋。 回忆所修中苏友好路，还有一事须在此提及。即是1941年或1942年秋间，林彪自苏联疗病返回陕北（自称系于1937年在山西平型关第八路军与日军坂坦师团作战负伤，到苏联休养4年），路过兰州，可能因交通工具关系，他在兰州停留多日，住在兰州南关第十八集团军兰州办事处。林到达兰州时，曾正式通知第八战区及省政府，意在寻求保护。我与省社会处长赵龙文（在台曾任著官学校校长，已去世），奉命一同访问林彪。我在访语时简单询及自俄来兰的沿途经过，未敢多说，片刻便辞出，访问名系礼节，其实也有窥伺机之意。 民国34年（1945）8月，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举国狂欢，兰州市自不例外，我彼时代表谷正伦飞渝请示公务，许多长官友好，拉我到北平、上海、山东等处接收单位主管工作，我深知“共患难易,共安乐难”，一律予以婉拒。甘肃省政府局部改组，我奉派出任民政厅长。离任前我保荐兰州财政局长孙汝楠继任市长。当时我对新职正感惶恐，因过去掌管的是“口到”、“眼到”、“脚到”的市区，现在甘肃全省，计80余县，为国中大省份之一，交通阻隔，鞭长莫及，考虑一再，视事两周后，即邀请彼时驻兰州的青宁甘监察使高一涵先生及甘肃高等法院杨院长，一同视察甘肃的东南各县县政，实为借此而另谋他职去了。 原文编者注：蔡孟坚先生，是1941年7月1日兰州设市后第一任市长。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暑署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现客居美国。这篇回忆录原载于《兰州市文史资料选辑》，我们转载时标题有改动，内容文字亦有删改。 资料来源：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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