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上海，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 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大小特务组织有 84 个，特务分子 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的骨干分子 1600 余人。 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都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应变”措施，将大批特务潜伏隐蔽下来。 此外，在国民党遗退前，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等地潜逃来沪的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而且，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等地派遣特务，进入刚刚解放的上海，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和暗杀等活动。 总之，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深感担子重、责任大。 他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等部门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决策，落实措施，并亲临基层具体指导工作。  图片来自网络不好 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打击了一批残敌。 潘汉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了。 在这种情况下，步骤上，应先打击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后清理历史反革命。 他还认为，肃清上海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维护治安、保持社会面的稳定，不仅要靠公安政法保卫机关的威慑力量，还需要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充分发挥共产党的政策威力。 潘汉年是一个有着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深知，在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时，充分掌握敌情和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成为执政党，对敌斗争的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拟定的镇反工作方案，经华东局和市委领导批准，在上海市公安局内设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国民党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公安局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 1949 年 6 月中旬开始，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 比如，国民党保密局核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 7个潜伏电台、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织，以及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织等。  上海公安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6 月 29 日凌晨，潘汉年指挥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联合行动，又集中搜捕了特务匪徒 317名，“青年救国军上海服务团”以及用“中共地下军第七支队”命名的特务组织首犯当场落网。 潘汉年还很重视“逆用台”的作用，他指示市公安局长扬帆要把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运用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他还曾直接掌握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敌情。 利用这些“逆用台”，上海公安机关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资料，其中就包括像台湾敌特机关派遣刘德全来上海搞暗杀陈毅等军政首长活动的重要情报。 利用这些“逆用台”,对上海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订措施，有效地同敌人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在潘汉年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内外侦察，严密防范，查明情况，坚决打击。 从 1949年5月底至 1949 年底的七个月中，上海破获各特各案件 417 起、抓捕特务分子 1499名，缴获敌人电台 109 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解放初期，盗匪活动非常猖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据统计，在上海解放后的头七个月中，共发生强盗案 737 起，盗窃案11430 起，抢劫案 530 起。 仅 1949 年 6 月，全市就发生抢劫案190 起，其中最多的一天竞发生 14 起，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社会的安定。 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打击盗匪的措施，协调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紧密合作，广泛依靠群众的密切配合。 同时，还制定并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坚决镇压盗匪头子；并采取了“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使一批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 到 1949 年 12 月，盗匪抢劫案降到 56起，比 6 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逐渐安定。 为了保证上海公安保卫工作顺利进行，潘汉年很重视公安干警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素质训练，他一再向公安战线的同志指出： 要打倒敌人，必须熟悉敌人；要战胜敌人，必须学会敌人的长处。 他还反复强调，做好公安保卫工作，一定要坚持广泛深人的调查研究，要把专业工作和发动群众有机地结合起来，认真贯彻执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公安保卫工作的方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统治上海，培养了一批为它服务的忠实走狗——上海流氓势力。 解放以前，有以黄金荣为首的公共租界的流氓组织，还有以杜月笙为首的法租界的流氓组织，他们不仅控制上海，而且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直接左右中国反动统治的政局。 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称杜月笙为拜把兄弟，这两个流氓组织，控制着上海的许多关键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甚至上海的扒手、乞丐也是由他们分段控制。 他们长期横行上海，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潘汉年过去就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中长期为革命工作，通过实际斗争，他非常了解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 上海解放前夕，潘汉年就通过关系向黄金荣等传递信息，希望他不要跟国民党逃跑，只要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人民政府就不会为难他。 解放时，黄金荣听从了潘汉年的劝告，留在上海,并表示不问外事。但是，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仍然不断地干坏事。 改造旧上海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黄金荣这类人。 这时，党内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打蛇要打头，不镇压黄金荣，就无法镇压他的徒子徒孙；也有人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死硬分子都跑了，杜月笙也跑了，黄金荣能够留下来还是好的。 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针对这一问题，潘汉年在市府的工作会议上分析说，黄金荣是反动派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和他的徒子徒孙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 但是，上海解放后，他没有逃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有敌意。 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了。 为了更有效地分化瓦解黄金荣等旧上海流氓势力，同时更好地体现党的政策，潘汉年会同市军管会领导，经过多次专门研究，考虑到上海青红帮势力和黄金荣等人的实际情况，根据党的政策，决定采取对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区别对待，以达到更好、更快瓦解、消灭帮会残余势力的目的。 当时，上海也有些市民对人民政府不杀黄金荣想不通，致书有关部门，要求从严惩办，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还做了不少宣传工作。 1950 年6月的一天,潘汉年为了了解黄金荣的动态，把杜宣同志找去，让他去黄金荣家宣布党的政策，并对黄及其手下的头目训示，要黄金荣及其手下老老实实，不准再进行一切不利于人民的活动。  图片来自网络 1950年底镇反时，市人民政府又派人找黄金荣谈话，向他宣布政策不变，但要他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黄金荣让人代笔，于 1951 年 5 月 20 日在《文汇报》《新闻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交代了他在旧社会的种种罪行，保证今后改过自新，遵守国家的一切法令，并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这篇声明曾轰动一时，原来有恃无恐的流氓歹徒失去了后台，再也不敢横行霸道了。 由于潘汉年切实执行了党的政策，把流氓头子黄金荣稳住，让黄金荣约束其徒子徒孙，打击了流氓犯罪活动，并且使其破坏性降到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上海的稳定。 黄金荣于 1953 年 6 月 20 日去世后，又留下了一些麻烦问题。 原来，黄金荣有不少财产，解放后，他的许多金银珠宝被他的一个儿媳，席卷一空，带到香港，剩下的不动产非常有限。 因此，黄家的收入日渐拮据，以至于难以维持日常开支，黄家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后来，求助于章士钊先生。 章士钊在 1955 年 1 月，写信给陈毅市长，陈述了黄家的困难；2月，章士钊又给潘汉年写信，吁请政府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问题。 潘汉年接到信后，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难题。 对于杜月笙，潘汉年也做了不少工作，他花费了许多心力，努力争取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上海社会治安的滋扰。 解放前夕，潘汉年在香港就和杜月笙父子打招呼，并且得到过杜的保证。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一直和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 潘汉年还把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找来谈话，告诉他，如果杜月笙回上海，安分守己，我们是欢迎的。  杜维翰（中） 图片来自网络 为此，杜维翰专程去了一趟香港，不久，杜维翰回到上海，告诉潘汉年说:“我爸爸很感激潘副市长，只是他现在病重，离开氧气瓶不能活，暂时不能回来。 不过，他向潘副市长保证，他本人在香港决不进行任何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 另外，他还表示，定要关照上海的徒弟们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 以上这些，后来都做到了。 杜月笙在香港去世后，杜家要求上海的报纸发一个讣告，潘汉年为此请示上级得到批准，杜家的人及其门徒为此深为感动。 旧上海娼妓十分泛滥，据国民党市警察局统计，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 800 多家、妓女 5000 余人。 另外，未登记注册的妓院还有 1200 多家，被称为“野鸡”的私娼有 2 万多人。 这些妓女大都集中在“大世界”和福州路带，一到晚上，华灯初上，许多娼妓就在马路边上追逐行人，使热闹的市区恶浊不堪。 那些娼妓绝大多数因农村生活贫困，逃荒流入上海，为生活所迫，而步入风尘。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为了彻底铲除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潘汉年多次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研究改造妓女的措施。他指出：娼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产物。对于妓院要作阶级分析，妓院的老板、老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汗为生，对于这些人，必须坚决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 对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旧社会的受难者，但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以后，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严重的不良习气。 因此，既要用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来看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1949 年 6月，潘汉年主持市府会议研究决定：在实施对妓院、妓女登记的同时，支持妓院自动停业，妓女自谋出路。 7月，又发布了《管理妓院暂行规则》，限制妓院和妓女的发展，废除一切非法契约，禁止妓院老板对妓女的压迫和虐待，不少妓女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开始走自食其力的新生之路。 1951年下半年，全市残余下来的妓女有四五百人。潘汉年在市府党组会议上指出，要采取全市突击收容的办法，消灭一切娼妓。 同年 11 月 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作出了取缔残存妓院、废除妓女制度的决议。  1951年11月26日，老闸区福裕里居民欢送该弄“夜都会”妓院的姊妹走上新生。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 26日晚上，潘汉年指挥全市公安、民政、妇女等部门，采取联合行动，突击封闭残存妓院 72 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 334 名，收容妓女501 名。 但是，取缔妓院、废除妓院制度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尚存一批没有登记的妓院和妓女继续进行卖淫活动，不少私娟还在游乐场、舞厅、旅馆、酒店出卖色相招揽狎客。 因此，后来又进行了几次收容，直到 1957 年底，全市共封闭妓院 627家，收审妓院老板、老鸨 920 名，收容妓女 7513 名,基本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一丑恶现象，解救了一大批沦落苦海的妓女。 潘汉年在领导取缔妓院、消灭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对于脱离妓院的妓女深表同情。 他指示市民政局，成立一个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专门收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并指示市妇联选派一批素质好、责任心强、有阶级感情的妇女干部，同市民政局配合去妇女教养所工作。 那些进入妇女教养所的妓女，对收容反响不一。她们有的深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把她们救出火坑；有的人则大哭大闹。 潘汉年指示市民政局的有关同志：对妓女的教育改造，首先要从政治思想教育着手，安定她们的情绪，说明党和国家是关心她们，爱护她们的，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 同时，为了帮助她们提高思想认识,要在妓女中开展吐苦水、挖苦根的诉苦活动。 一开始，她们对诉苦不理解，有的则担心共产党不长久，不敢诉苦；有的认为身世下贱，不愿诉苦；还有的人思想已麻木，不想诉苦。 后来，通过打击和斗争妓院老板、老鸨，,管教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终于使她们逐渐醒悟过来，纷纷起来控诉妓院老板、老鸨对她们的残酷压榨和迫害。  妇女劳动教养所附设的医院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妓女性病率很高，在第一批收容的 500 多名妓女中，患性病的占 88·3％，要使性病在中国绝迹，必须首先消灭她们身上的毒菌。 治疗她们的性病，需要大量的青霉素，由于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进口很困难，库存又有限。 但是，为了给她们治疗，陈毅、潘汉年果断地作出决定，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给妇女教养所使用，这样就使患有性病的妇女，都及时得到了治疗。 此外，还教育引导她们改变好逸恶劳的习惯，要她们参加生产劳动，学会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并且，还动员社会各方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成家立业，使之彻底告别过去，成为社会的新人。 潘汉年非常关心改造妓女的工作，多次向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当得知有些妓女在教养所里大哭大闹，甚至把女工作人员打伤时，潘汉年嘱咐民政局的负责同志： “你们一定要耐心地做教育工作，工作人员要取得她们的信赖。我们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舞女的工作，从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吗?她们是被侮辱的，被损害的，一旦觉悟，就会懂得人民政府为了挽救她们的好意。” 又说:“你们做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社会会感谢你们，历史会感谢你们，一定要坚持用挽救受害者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们。我相信，我们的改造工作会得到成功的。” 事情正如潘汉年所预料的，在妇女教养所经过两年改造，500 多名妇女学习文化、学习生产技术，以后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图片来自网络 其中，有的还当上了生产能手、劳动积极分子，并且，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组织了家庭，过着幸福的生活。 她们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195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 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落实，贯彻执行“双十指示”的精神。 他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 上海前一阶段的镇反工作存在着右的思想错误，只注意对特务的斗争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的斗争。 他还特别指出，在对待沪西恶霸柏文龙的处理上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倾向。 柏文龙,人称“泸西半爿天”,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解放后，还强奸并逼死邻女及其母，像柏文龙这样民愤极大的恶霸，只被判 3 年徒刑便作了事。 沪西群众对此反响很大，联名上书，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龙。 潘汉年强调，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要坚决镇压。 他要求公安机关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镇反运动。 1951 年 2 月 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 为了贯彻这个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 4月 11 日至 4 月 18日，上海市第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 潘汉年在会议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 他建议在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 潘汉年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 4 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的热潮，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一系列准备工作。 4 月 27 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 4445个行动小组，共 3.6 万余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 8000 余人。  图片来自网络 4月 29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 9 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 其中有曾经杀害 500 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 “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 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 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肝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 强奸 100 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 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 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筱炳； 还有杀害《文萃》三烈士的刽子手仁宗炳等。 深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名女工的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 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 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这时全场群众欢声雷动。 30 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 285 名(包括上述 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共产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 在群众中，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 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章士钊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潘汉年在镇反中，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将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 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的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