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岁的吴德峰阔别家乡23年后，没想到会以解放后武汉首任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 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子女。谨言慎行也正是他能胜任秘密工作的性格特点。王震称吴德峰夫妇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直到“文革”中吴德峰被调查，儿子吴持生才知道父母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交通。母亲戚元德病逝前向子孙口述了14天，希望孙子了解他们谍报人生中那些满怀坚定信仰、不该被淡忘的历史…… 父亲在武汉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家世显赫，上世纪20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那时候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董必武、陈潭秋，我父亲隐瞒着共产党员身份，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身份出现。大革命失败，父亲遭国民党右派秘密追捕而逃离武汉，离开前他就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 听母亲回忆，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后的城市急需配备大批干部。南下出发前，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通知父亲，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要找他谈话，谈话中提到武汉解放后要成为特别市，“吴德峰20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于是中央决定任命他为武汉特别市市长。 武汉的大家庭 父母回到武汉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四处寻找烈士的遗属，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民主人士，父亲也诚心地一一去拜访。 母亲的表妹是她带出去参加革命的，两口子都在方志敏部队搞谍报。敌人抓捕时，夫妻俩吞下了文件，被敌人当场用刀劈死，两个孩子失去下落。母亲接来舅母，替表妹尽孝道，改口称舅母为“娘”，还找到了彭德怀的4个侄子侄女…… 当时找到的烈属把家里挤得满满的，能够安排工作和上学的，父母都让他们有了出路，小孩子和老人就养在了家里。 我4岁开始有了记忆，后来随着对父母的历史了解得越多，我深感父母为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 1949年10月，几个在湖北保康县老家的哥哥姐姐和我们团聚了。我见到姐姐岷生真是惊呆了：她披头散发，浑身长满虱子，眼神直勾勾的。 父母这辈子生了9个儿女，因时局动荡，又有特殊的革命任务，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我和弟弟一直在父母身边。弟弟6岁时因盘尼西林过敏夭折，其余的7个孩子命运各有曲折。父母早年把3个哥哥和2个姐姐送回湖北老家，奶奶是个老派的人，对3个男孙非常宠爱，两个女孩却饱受磨难。一个姐姐因佣人喂错了药而死亡，岷生姐姐则被封建家庭里几个互相争斗的大小老婆虐待，心理变得不太正常。 母亲看到分离多年的女儿，非常爱，却又不敢接近。姐姐从14岁才开始上一年级，父母花了很大心思教育她，后来姐姐成了医生。只是她小时候受虐待太多，50多岁就早逝了。 孩子们的命运，是我父母一辈子的心病。在苏区时，妈妈把刚生下来的女儿送人当了童养媳；长征在贵州生的儿子，送给了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从此这两个孩子生死未卜，永远失去了消息。但父母总是跟哥哥、姐姐说：“你们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父母的爱，但是比起烈士的孩子，就太幸福了。” 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局长 父亲于1896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王震说我父亲，“人家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你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我的曾祖父吴国弼曾在清朝任官，辛亥革命时期当过鄂省临时议会议员。吴国弼受“维新”、“变法”的影响，送两个儿子吴元泽和吴元钧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以期习武救国。 吴氏兄弟学成回国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官至少将和中将，黎元洪任大总统时聘请吴氏兄弟进京为幕僚，仕途顺利。另一方面他们也很会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武汉从蛇山到黄土坡（现在的首义路）方圆数里全是吴家房产。 父亲1914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任校监，陈潭秋是他师兄。1925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开办崇实中学，成为传递秘密情报的一个据点。 因为父亲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是个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党组织在接纳父亲前有过犹豫，后来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坚持下，他们作为介绍人于1924年2月让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其实父亲的身份为他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共产党也正需要他潜伏在国民党内，1925年父亲根据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父亲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再加上富裕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与国民党政府高层交往密切。由于武汉国民政府需要有一位交际广泛的人来当公安局长，父亲成为最适合的人选。 我的母亲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当时“女师”有三朵校花：“白胖高”蔡菱香，“美人蕉”杨子烈，“人人爱”戚元德。后来蔡菱香嫁给了欧阳钦，杨子烈嫁给了张国焘。母亲和父亲志同道合，两人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秘密交通 1928年底，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直接受恩来同志的领导。 那时候秘密交通是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沟通、物资运输、人员调配输送的渠道。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严谨机密单线联系的。 后来听母亲说，搞秘密工作时她和父亲总是藏着枪。长征路上贺龙送给母亲非常小巧的一把手枪，射程很短，只能在关键时用来自尽。在西安做情报工作时，父亲在堂屋的佛龛后挖了一个洞，藏了两把从延安带来的手枪，随时准备危急关头自卫，他跟母亲约定，最后的子弹留给自己。 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所以从做秘密工作开始，父母都知道自己是命悬一线。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主要由父亲领导部署，送到苏区的干部有项英、任弼时、刘伯承、伍修权、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等。 上海时期 秘密工作需要和社会各阶层打交道，父亲养成了长期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关键时刻不能说错一句话，不能让敌人得到一个破绽。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父亲很快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有一次家传的一块金表被偷，父亲通过青红帮的关系，3天就在当铺找回了。 当时在上海单身租房比较困难，也容易引起注意，所以单身男女一般扮成夫妻，他们的住所被称为“机关”。那时候康生化名姓张，与秦邦宪夫人张越震和孩子扮成家庭住“机关”，陈赓扮成他们的雇员。 父母后来因为身份需要，搬家住到了租界内的豪华住宅，身上的钱很快不够用。父亲让继母从老家带来钱，跟他们住在一起，于是他们算是党内的“富户”。慷慨的奶奶救助了不少同志，解放后周恩来、刘伯承都还惦记着问起她，知道老人家解放前病逝了感到很可惜。 父母租住的房子，是我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每次聚会时，母亲带着孩子在院内外假装做家务来放哨。有一次周恩来在那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散会后母亲觉得累，进屋倒在床上睡着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回来检查工作，看到屋里的茶杯、一地烟头等没有收拾，严肃地批评母亲，“这是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留下许多人聚会的现场，是触犯了工作纪律的问题”。我母亲对这件事情记忆深刻。 曹家巷12号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找父亲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此时共产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公开组织是伍云甫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陕西党委书记欧阳钦领导的地下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父亲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则完全隐秘，没有机构名称，没有头衔。 父亲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曹家巷12号时，我父亲的身份由《工商日报》记者，变为国民党38军高参。38军的赵寿山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父亲顶替了一个人的名字潜伏其中。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戴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听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父母那一辈人 父亲的革命资历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尊称他为“吴德老”，以此和吴玉章区分开。1952年父亲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父亲的处分，但是父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父亲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文革”中，父母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和后来隐秘战线的工作，父母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一次次地被外调人员提审后，我才慢慢知道父母早年秘密工作的历史。 1976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父亲却病逝了。母亲也于1974年病逝。两位老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是我们子女一生的榜样。 （吴持生口述，吴琪整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