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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北部和岛原半岛女性居多）到南洋群岛卖淫为生，该群体故得名“南洋姐”。 南洋姐并非只在南洋群岛活动，如西伯利亚、中国东北、上海、香港、好望角，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都曾留下她们的足迹。 仅在明治年间，就有14万，甚至更多的日本女性出国卖身。一战后，“南洋姐”逐渐销声匿迹。繁荣“娼”盛日本经济发展背后，有众多弱女子的血泪，令人唏嘘…… 动荡的年代，漂泊的南洋姐 1868年，日本掀起了改变本国乃至世界格局的明治维新。凡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重大改革大多“自上而下”，从上层领导人发起改革，并逐渐影响到基层民众，这中间很长一段时间，便是极其混乱不堪的过渡期。 明治维新开始后不久的年代，大批日本女性前往海外卖身。一方面是因为人贩的拐卖；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与性别差异。 日本四面环海，与生俱来就有不可逆转的地缘劣势。长崎、熊本，包括九州大部分地区的土地难以耕作。普通百姓生活困顿。尤其当家中人口激增后，女性成员往往会受到歧视。穷则思变，面对贫困，许多日本女性选择出海谋生，第一站就是南洋群岛。19世纪中叶，世界劳动力市场相较以往发生巨大变化。在此之前，非洲黑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存在，遭到西方各国的蹂躏与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后实现北部黑奴解放，丹麦、英国、西班牙，甚至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废止奴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成为航行于东亚与欧洲之间船只重要的停泊港口。西方各国早已将触手和目标伸向了这片还未被深度开发的富饶之地。繁盛的工业与经济发展，离不开各国劳工的血与泪。既然当时南亚各国充斥着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华工与印度劳工，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社会问题。无论华工还是印度劳工，抑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工人，他们一般是单身前往落脚地，导致各个聚集地青壮年男性相较于女性比例严重失调。工人们日复一日，重复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青壮年男性迫切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手段。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前往海外谋生的日本女性便在南洋群岛站稳脚跟。她们通过自己的身体与青春为劳工解决压抑许久的生理欲望。作为回报，“买春”费让南洋姐获得丰厚收入。南洋姐的到来，有效解决了劳工活跃地区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在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相当于“润滑剂”，她们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后者安心工作。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殖民主义者对于日本娼妓的，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值得注意，南洋姐漂泊海外，不仅改变自身命运，也有力带动近代日本“南进”运动的步伐。通过她们先期开拓与站稳脚跟，进入大正时代后，南洋群岛成为日本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的对象。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时的日本已经走上世界舞台，著名的“南进论”便在此时应运而生。该论点核心内容为：南洋是日本人海外扩张最适合的地域，这一地区潜在的重要性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一旦掌握了南洋群岛，便能突出海洋权益，完美契合主张强化海军、注重造船、振兴贸易的日本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这些进行皮肉生意的南洋姐，被视为日本政府向南洋等地开拓的前卫部队。在日本国内，南洋姐这一群体还被戏谑地称呼为“娘子军”。一位名叫村冈一平的日本人贩在自己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南洋姐是一位位女神，她们是站在南方开发一线的先驱人物，日本近一阶段开发的成就，应当归功于她们的不懈努力。”日本属于后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成了日本最大的问题。明治政府想要在短时间内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便动用一切的政治经济资源，确保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面对因贫困而出洋谋生的日本人（女性居多），采取了默认的态度。《福冈女人国》一文称：“从岛原的小滨署管内四个村子渡航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送金达12000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则突破30万元”。20世纪初，在海外工作的南洋姐月收入约150美元，通常与妓院老板五五分成，月工资至少不会低于70美元。与之相比，1905年，新加坡当地木匠、铁矿工人的日工资只有45~75美分。在橡胶园里辛苦工作的华工，年收入不会超过42美元；日本国内制造业女性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更低。从收入比较看，南洋姐可是不折不扣的高收入阶层。她们取得的这份高收入，同样成为日本政府重要的外汇来源。据统计，仅1902年这一年，南洋姐与少部分海外移民汇款及带回本国的现钞总额为1,202万日元。这一数字。排在当年日本全国输出品的第五位。南洋姐的“皮肉生意”成为与生丝、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并列的重要输出品。依托女性肉体开拓海外市场，对当时的日本政府而言虽有些不光彩，却也为该国通向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南洋姐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改善了自身家庭的生活条件。鉴于此，在当时的日本国内，尤其是长崎周边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当身处海外的南洋姐给家人汇来巨额款项时，父母与长辈或哄骗，或强迫，让家中其他女性赶紧收拾行囊去海外打工谋生。随着日本煤矿的开发，长崎港、口之津港等重要煤炭运输港口，为南洋姐偷渡过海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每到夜晚，便有一群日本女性自发聚集在港口周围，互相说上一句：“今天要去日光。”大家便心照不宣，或主动凑钱，或约好时间，在蛇头的安排下，从长崎港乘船到公海，然后登上运煤船或外国船只出港。当时的上海与香港成为南洋姐重要的中转站，她们中的一部分就此落户，另一部分则转往新加坡或其他地区。因此，日本政府与南洋姐算是各取所需。南洋姐通过肉体与青春换取丰厚收入，再以此作为供养家庭的养分，为日本政府同样带来了大量的资本积累。按常理分析，既然南洋姐这一群体为日本今后的腾飞提供重要帮助，那么本国政府应该善待理解包容她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用了50年时间走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道路，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实现了起飞。在政治上，日本收回关税自主权，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奴役。随着国家实力不断的增强，有着“娘子军”之称的南洋姐却被本国政府残忍抛弃。1919年，日本政府下令废除海外妓女制度。惨遭抛弃的南洋姐没有任何准备，妓院老板们将南洋姐送上船，对于她们回到故乡后的生活全然不顾。最终，数十万年老色衰的南洋姐回到本国后只好自杀，或忍辱偷生隐居偏僻的山区。更为可悲的是，1945年，日本有了女性史，而女性史却是以本国女性精英为主。靠出卖肉体，理应成为功臣与女性精英的南洋姐，却被新一代的日本女性看成“女性屈辱史”，从未被提到台面上，随着历史彻底销声匿迹。现如今，就连日本国内都鲜少提及南洋姐的存在。各地的学者包括历史爱好者只能在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南洋姐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一部名为《望乡》的日本电影被引入国内。女主角阿崎婆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自己被骗去南洋打工，在老板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走上了卖春之路。当阿崎婆回到老家天草探亲，却遭到亲友的猜忌与排挤。后来和一个日本军人结婚，来到了满洲，丈夫儿子又看不起她，阿崎婆最后只能伤心地回到了山打根，一个人孤独终老。阿崎婆便是十几万背井离乡南洋姐的缩影。她们用肉体换取金钱支撑、维系着远方的家；她们屈辱的人生却振兴了日本经济，加速军国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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