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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前，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全体会议，史称“西湖会议”。会议的重要意义：一是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实施；二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开始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重要因素；三是开创了以特别会议的方式解决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先例；四是决定出版发行《向导》，充分认识到加强党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五是明确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团结和巩固了党；六是研究和讨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对进一步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与重温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学习和研究党的统一战线史极具现实意义。 在秘密状态下举行的西湖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主要有：一是讨论和决定了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二是解决了张国焘的“小组织”（“小团体”）问题；三是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四是增选李大钊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五是讨论了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工人运动的相关工作等。
西湖会议讨论和决定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这是会议的核心议题。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以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提出的在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从而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在联合战线方式上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西湖会议后，李大钊第一个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可以说，在西湖会议上，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针作出了重要调整。会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灵活地将当时难以实现的国共两党党外合作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策略，部分地克服了党内存在的不愿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观点，初步统一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为党的三大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为国共合作的最终实现，从而为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02.共产国际的指令开始成为影响 中共发展的重要因素 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第一次以上级姿态给中共下达指令。在西湖会议上，马林的努力，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接受党内合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革命工作困难重重，除与国民党合作之外并无具体可行的方法。此时中共毕竟是成立不过一年，党员人数不足200人，采用秘密方式活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影响不大的一个小党。孙中山又严词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建立联合战线的提议，中共领导人也明确意识到在短期内难以与国民党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共能否顺利开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因为中共主要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共产国际。以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为例，中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其中自行募捐1000元，共产国际协款16655元。也就是说，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占到了94%。陈独秀在1922年6月致信维经斯基，希望得到共产国际资金的支持：“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这反映出中共工作的开展有赖于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也经常致信共产国际，要求保障中共的经费，否则工作将无法开展。事实上，马林等早就以上级代表、领导者自居，遇事则要求报预算与报告，几乎每周都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向他们作工作汇报。共产国际也要求其代表要参加中共中央的每一次会议。尽管服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仍然坚持要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即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的入党方式。西湖会议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不论是否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共产国际的指令基本上都被中共所接受并尽力实施。国共合作也由此打破僵局，中国革命呈现出崭新的形势。因此，西湖会议在中共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湖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当然，共产国际这一行为也为此后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打下了伏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直至遵义会议后，才逐渐消除影响。03.开创了以特别会议的方式 解决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先例 西湖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是，党的二大刚刚闭幕不久，不宜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但同时党又面临诸多问题，必须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与解决，于是就有了西湖会议。譬如，增选李大钊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就是一个必须及时解决的问题。
李大钊在党的二大上未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事实，他是在西湖会议上增选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以下几点史实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在西湖会议解决张国焘的小组织问题时，中央并未要求李大钊中途退席（因为李大钊如果不是中央委员，中央必然要求他中途退席）。二是会后不久，李大钊在上海“即由先生（指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为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的第一人。如果李大钊不是中央委员，他怎么能在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之前加入国民党呢？三是1922年10月3日，李大钊代表中共中央签发对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命书（这份任命书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全宗491，目录1，案卷353，第197页。）。如果李大钊不是中央委员，他怎么能代表中共中央签发对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任命书呢？可以说，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特别会议，它解决了党所面临的，包括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张国焘“小组织”（“小团体”）的问题和增补李大钊为中央委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之后，每当党面临重大问题，又不适合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中共中央委员会都会召开类似的特别会议来解决，如著名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等。这些特别会议，不仅使党中央形成了共识，统一了思想，也统一了行动，从而使党不断走向成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04.决定出版发行《向导》，充分认识到 加强党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 关于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党的二大已经有了共识。西湖会议后，《向导》周报就于1922年9月13日创刊，这当然与这次会议的决定有关。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会议首先是明确了刊物的负责人，即由蔡和森担任主编；其次是明确了刊物的名称和刊期，即《向导》周报。最后是明确了经费问题。当然主要也是由共产国际支持。所以，《向导》最初发行量为3000份，如果没有一定经费的支撑这个量是达不到的。此后，9月4日，马林的手稿又提到：“重新就经费和出版刊物事向张太雷发电报。”这也直接说明在西湖会议上决定出版《向导》周报，以此来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大力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向导》周报在上海出版发行，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由蔡和森任主编，高君宇、李达、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任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向导》周报的政治性、思想性、斗争性和艺术性很强，随便读一篇文章，扑面而来的就是中共在建党之初领导工农大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气息。《向导》还大力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向导》一创刊，中共就利用这块舆论阵地，大力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并大量报道全国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况，激发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志，坚定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向导》先后随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出版发行，发行量最多时近10万份，并远销海外，被颂为黑夜沉沉的中国的“一线曙光”，是指导千百万苦难同胞前进的“思想向导”。可以说，创办《向导》，党不仅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推进国民革命运动，也试图通过这一行为影响国民党的政策。05.明确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团结和巩固了党 西湖会议对张国焘为首的“小组织”（“小团体”）活动，提出了批评。张国焘在党的二大以后，试图使劳工运动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作工，不用经党的通过”。造成党的不团结，使之“分裂成了两派”。在西湖会议上“取消了那个小团体”。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本人的回忆，可以证明西湖会议有解决“小组织”问题这一项议程。陈独秀在向党的三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二大”以后（含西湖会议）“三大”以前的工作，批评“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蔡和森则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说：“以后我党又开西湖会议，此次会议讨论问题是：（1）小组织问题；（2）对国民党的态度。”接着，他又用了将近250字阐述了这个问题，并两次提到张国焘在这方面的错误。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李大钊在讨论、研究解决小组织问题时，“劝阻我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可见，会议对党内不团结现象的重视。会议也通过积极的民主的工作方式，确保了党的高度集中统一，从而更有力地进行革命斗争。会议就此增选李大钊为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以期控制张国焘的影响力和不良行为。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说明了张国焘的品行，注定其最终成为历史的弃儿。当然，这是后话。06.研究和讨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 工作，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了贯彻党的一大提出的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年8月11日，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书记部机关由上海迁北京，以《工人周刊》为机关报。当时，在马林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多次提到工人运动的问题。陈独秀等也称“共产党是工人政党，他的基础应该完全建筑在工人阶级上面，它的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上面”等。可见，在西湖会议上对此问题是有过深入的讨论和作出了一些重要部署的。
西湖会议后不久，即1922年9月，在安源路矿发生了工人大罢工。这一大罢工是不是与西湖会议有关，目前还缺少直接的史料来说明。但西湖会议后中国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是历史事实，这当中应是有关联的，即西湖会议的决定对工人运动是有影响的，作出的部署也是正确的。这从马林在《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中也可看出：“我们继续做工会国际的工作……汉口工人运动发展很顺利。向工会国际报告铁路工运的状况。”同时，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共也会对工人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其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进行具体研究，并作出部署。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标题为《对西湖会议的再认识》；文章略作修改，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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