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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枪匹马的游击教官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成立了八路军总部，下辖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及陕北红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九军、第十五军骑兵团等部合编而成。我们西路军突围的指战员，除李先念支队到达新疆以外，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先找到援西军而后编入一二九师。 部队变化番号，开往前线抗日，都是没二话可说的，但我们又面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换帽子——由红军帽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 天哪！过去国民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见了戴青天白日帽的我们就打。虽然我们也知道跟国民党合作是为了抗日，但感情上还是不能接受。刚开始的时候，许多战士都拒绝戴国民党的帽子，有的还用脚踩。一个命令下来，没办法，还得戴。 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一二九师在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近一万人在雨中伫立，由陈赓同志主持“换帽子”，帽子戴在头上，眼泪流在脸上，那一会功夫，部队哭成一片。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三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我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师长和张浩政委的率领下，徒步行军至山西，由侯马转乘火车到达山西平定县，在县城休整，准备挺进到晋中太行地区。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还决定了以下内容：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在平定，张浩政委找我谈话，先讲了一通抗日形势，再讲了一通发动群众的政策，然后给了我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我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 从内心讲，我更愿意留在主力部队。但既然组织决定了，当然没有二话。 张浩政委还告诉我，为了迅速打开局面，建立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师部将陆续派出一批军政素质好，能独当一面的干部。我们是第一批，除我之外，还有师部民运部长赖际发以及秦武山等同志。赖际发同志先行到达榆次，在纱厂工人中做工作。张浩政委最后交代，队伍拉起来之后，如果太谷不能蹲，就把队伍拉上太行山。 我没有想到，这次同张浩政委见面，竟是最后一次。就在我奔赴太谷县不久，张浩政委就因病回了延安，一二九师政委一职由邓小平同志接任。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张浩政委。直到我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后，才听到张政委去世的消息。在当时，首长的话我全记住了，可是太行山在哪里？队伍又在哪里？全是抽象的。这样说，并非底气不足。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游击武装，我是充满信心的。回想从甘肃到山西，特别是到山西境内，当时太原、忻口一线国民党军正与日军鏖战，娘子关告急，汤恩伯的军队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严峻时刻，我军主力由南向北迎敌而上，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激起很大的反响，从侯马到平定，火车只要停下，学生就往车厢里扒，一看我们穿的是草鞋，就知道是老红军，就要我们讲时事，分析形势，许多人都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这时已是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了。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我从阳泉车站上车，下午三四点钟到了寿阳车站。 一到寿阳，情况就复杂了。一方面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部队从娘子关潮水般地往下退；另一方面，川军邓锡侯的部队一窝蜂地往上涌。车站上有军队、有伤兵、有家属，乱糟糟的。几道铁轨上，摆满了火车，目标大得很。敌机隔一会就来投一次炸弹。 针对这个情况，我当机立断，跳下火车就跑。我还没跑出车站，又有三架敌机过来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眼见炸弹就像是冲着自己的脑壳扔的。后来我跳进车站附近的一个掩体里。飞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一共九架次，轮番轰炸，炸了我一身泥巴，但没伤着皮肉。 这次轰炸完了，再回到我原来乘坐的车上一看，连人带车都是稀烂，惨不忍赌。我的行李也被炸得无踪无影了。 我索性不坐车了。白天开动“十一号”徒步，到天黑了，就守在路边扒火车。正太路路况不是太好，两边都是山，火车走得较慢，我扒起来得心应手。兵荒马乱的，也没人检票，扒上去一觉睡个痛快。天亮跳下车，继续步行，很快就到了太谷县。 张浩政委的介绍信写得很详细，说秦基伟是红军时代的团长，参加过多少多少次战斗，指挥战斗如何如何。太谷县的县长杜任之看了介绍信，十分重视。（后来才知道，杜任之虽然在阎锡山手下干事，但实际上是我党党员、山西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跟张浩政委有单线联系。）恰好这天邓锡侯的火车到了太谷县，当晚杜县长邀请本县各界头面人物为邓接风，但邓锡侯推说他太疲劳了，不愿下车。这样，一顿丰盛的接风筵席就由我来消受了。 太谷县的县衙门是正儿八经的县衙门，我当时的印象，太谷县政府还是富丽堂皇的。长了这么大第一次参加这样花里胡哨的筵席，又是主宾，我感到有点拘谨，怕出格，怕丢红军的脸，连菜都不敢随便吃，不知道哪道菜是看的，哪道菜是吃的。绝大多数菜从前连见都没见过，当然不懂吃法了，只好看杜县长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怎么吃，我也怎么吃。 此次县衙赴宴，可以说是我在交际方面受到的第一次锻炼。 我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二百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后改名为民先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自卫队住在县城的白塔寺里。杜任之把我带去介绍说：这是老红军团长，自卫队的游击教官。介绍完了，他领我跟另外的几个负责人见了面，然后对我说：“我事太多，也不懂行，往后，自卫队就交给你了。” 这下倒好，我不单纯是教官，还成了这支队伍的主管家。我这个大老粗，管了一帮学生娃，缺文化的，要教育一帮有文化的，下面的戏该怎么唱，我的肩上是有一定压力的。 当然，我有我的法宝。 在一二九师教导团受训时，我的成绩是很好的。毛主席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我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能联系以往的战斗实际，讲出一些生动的战例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教官，当然讲不出更多深奥的军事理论，但我毕竟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有亲身经历，有真实感受。我把理论原则与战斗故事结合起来，敌进我退是怎么退的，敌住我扰是怎么扰的，哪一次敌人拖疲了再打，打得怎么样？哪一次敌退我迫，追得他如何⋯⋯ 这样一讲，效果出奇的好。既深刻又通俗，既形象又生动，那些学生娃坐在台下眼睛瞪得老大，听得入迷。我这个教官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渐渐地就有了地位。 除了上军事课，还必须在队伍中建立军事生活秩序，这支队伍刚刚从老百姓中脱胎出来，对军事生活完全陌生，站队、吃饭都是乱糟糟的，形同乌合之众。我首先从一日生活秩序人手，起床、操练、吃饭、唱歌、就寝⋯⋯按照我在红军时期学的那一套，一项一项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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