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教父（六）—— 流浪，流浪

[南国风] 2023-09-03 发布于广东

展开全文

前期相关内容：

1905年的深冬格外的寒冷，大雪覆盖了彼得堡的所有街道。雪将一切都压在了下面，似乎在用有力的行动告诉世人这里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切过往皆有痕迹。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前，沙皇政府总理维特曾在这里下达命令：“向任何使用武器的人毫不留情的开火。”无数的起义者倒在了这片他们一直生活和热爱着的城市的街道上，哭喊声响彻寰宇，浓郁的鲜血淹没了道路，一丝丝的经碎石缝隙向土壤的最深处钻去，似乎是想要永远的这座城市融为一体。血同样再用有力的行动对抗着雪的掩饰，只要有压制就会有抗争。太阳总归是要出来的，当冰雪融化之时，深藏在泥土中的血迹，仍然会散发出刺鼻的恶臭，用来控诉当年的遭遇。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分清了敌我，教育了人民，团结了队伍，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这个时代弄潮儿。年轻的社会革命党律师克伦斯基，通过为革命者辩护一举成名。26岁的托洛茨基创立了工人代表委员会“苏维埃”，他在镇压革命中被捕。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在以后他们单独的故事中叙述。

此时，在彼得堡的车站上，一位身着翻毛皮草，头戴皮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阔绰商人正焦急的等待着自己的列车。列车进站后，他并没有急于登上列车找寻自己的座位，反而依然徘徊在站台上。他不时的抬起手腕露出自己手腕上的金表，终于在最后一次看完时间后，他突然窜入车门。富商突然的异动，让几名在暗处的“尾巴”也慌乱的就近跳进了车门。

随着一声汽笛，列车伴随着车轮下冒出的大团白雾缓缓启动。白雾散去，只见一名旅客在站台上朝着出站口疾走。正是刚才那名富商，他成功的甩掉了盯梢自己的“尾巴”。站外为他送行的妻子并没有离去，富商并没有对她说话，甚至没有看她，只是从她身边挤过去，女人表现的经验丰富，默默地跟在后面。

在距离他们住所的一个安全距离，富商已经发现这个住所早已在警察和暗探的监视之下了，必须赶快离开。富商将计就计，索性和妻子若无其事地手挽手，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上，朝目的地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换乘了三辆马车，穿过了几座可以通行的大院落，方才摆脱了危险。暗探们失去目标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住所，企图“守株待兔”，但从此这个住所再也没有人回去过。

这位富商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彼得堡法院检察长发送的公函上，他的名字就是列宁，他和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正在想法设法逃脱沙皇政府的逮捕。

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1905年革命逐渐陷入低潮，沙皇政府立即“秋后算账”，大肆镇压革命者。他们派遣“讨伐军”到全国各地，建立了战地军事法庭。仅在战地军事法庭成立的一个月内，就有390人被处以死刑。在1906年下半年之内，未经任何审讯而受到逮捕、流放或监禁的达7万多人。列宁自然成为沙皇政府缉拿的头号“罪犯”。

在这种形势下，列宁秘密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辗转了一个来回后，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秘密的被送往芬兰的库奥卡拉。在那里，这对夫妻平安的度过了整个冬天。

工人群众并不希望自己的党就此分裂，但经过了残酷的现实考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矛盾明确无疑，而且是不可调和的。在这种状态下，1906年4月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

大会上，列宁宣布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纲，无产阶级必须领导革命并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而且农民要坚决的向地主进攻，同时列宁也尖锐地抨击了孟什维克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孟什维克们同样集中了全部火力攻击列宁。由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十二月武装起义时和失败后遭到破坏，孟什维克在人数上占据了多数。最终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孟什维克有7名，布尔什维克只有3名，而被选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任编委的则全是孟什维克分子。会后，列宁撰写了《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以表达对党的一些决议的态度：不赞同，不分裂。

大会结束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秘密地回到彼得堡居住。为避免沙皇保安机关的追踪，列宁经常更换住所。1907年底，沙皇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列宁的迫害，列宁不得不与克鲁普斯卡娅前往日内瓦，开始了第二次流亡生活。

从沸腾革命的俄国来到平静的日内瓦，最初一段时间列宁很不习惯。冒着凛冽的寒风，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列宁感慨地说：“我感觉就像进了棺材似的。”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列宁白天就泡在图书馆，晚上就不知道上哪儿好，就去湖边散步。在安静的湖边，列宁并没有像湖水一样消沉下去，而是积极的思考如何把革命进行下去。

他首先重新出版了被迁往国外的新一期《无产者报》。列宁和波格丹诺夫、杜勃洛夫斯基三人组成了编辑部。在流亡条件下出版报纸困难重重，所幸的是，他们找到了保存在卡尔宾斯管理的日内瓦俄国布尔什维克图书馆里的1905年的铅字和蜡纸，后又找到曾在日内瓦排印过《前进报》的排字工人弗拉基米洛夫。他们还从一家法国印刷厂租了一架排字机，不久还找到了印刷场所。列宁邀请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著名政论家为报纸撰稿。为寻找和安排可靠的运输路线，列宁给高尔基的妻子安德列也娃写信，托她去找轮船职工联合会负责人，以便在给予适当报酬的情况下，通过轮船职工每个星期把报纸经由敖德萨运到国内去。这样，列宁来到日内瓦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经过他与其他同志的紧张筹备，秘密的《无产者报》第21号就问世了。

1908年底，瑞士当局也开始迫害俄国革命者，房东不续租房子给列宁，列宁需要重新选择到另一个地方定居。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巴黎成为俄国政治侨民的最大集中地之一，大批逃离俄国的革命者向那里汇集，而且巴黎的监视和密探比日内瓦少。1908年12月15日，列宁携妻子、岳母一同到达巴黎，在罗兹大街找到一处比较合适的住所。但侨居生活是非常艰难的，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常常饿肚皮。

列宁之所以会有第二次出国流亡，也是和当时俄国国内的政局天翻地覆的变化分不开的。一位名为斯托雷平的璀璨的新星正在俄国政坛生起。

一场起义运动，给了布尔什维克机会，同样也给了保皇派机会。斯托雷平正是依靠在1905年平定动乱中的雷厉风行而受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赞赏，凭借这份投名状奠定了声望，声名鹊起后调入中央。为了坚决回击动乱之后此起彼伏的恐怖袭击，斯托雷平创建了一套新的法庭制度，允许就地逮捕和迅速审判被指控从事革命活动的嫌疑犯。

1907年6月1日，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以莫须有罪名指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策划“叛国政变”，6月2日晚，政府下令逮捕了社会民主工党的65名杜马代表，随后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6月3日，沙皇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并公布了新的更加反动的选举法。这件事后来被称为“六三政变”。“六三政变”实质上并不是一次政变，只是沙皇政府以防止政变为借口，解散不驯服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革命的参加者和进步势力遭到沙皇政府的疯狂迫害。“讨伐队”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焚烧和破坏村庄；数千人不经审讯即被处决，数万人被处苦役。各地绞架林立，时人称绞索为“斯托雷平的领带”。该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组织遭破坏，六百多个工会组织被封闭，工人报刊全部被查封。

但是，斯托雷平相信俄国的发展可以依靠一个稳定、繁荣、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并以此推行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政策，同样有所成效。可是中产怎么来？真是殊途同归，斯托雷平同样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能让阶层向上流动去产生新的中产，而不是通过给富人阶层的降级。那么对于这些出身下层即将实现阶级跃迁的人民来说，那个年代对他们最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土地恰恰也是现阶段社会中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斗争所争夺的焦点。

斯托雷平强烈的认识到土地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已到了非厉行改革的地步，不如此，就无法维系已岌岌可危的罗曼诺夫王朝。在斯托雷平心目中，进一步解放农民和拯救俄国根本就是一回事。1906年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准许农民退出村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为私产，并允许出卖。简单的说，这其实是从根本上摧毁了俄国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革，并同时保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这样一来，对于土地来说，大家都成为私有者，大家也就成为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农民不满的根源也就消失了。针对无地的农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动他们进城，成为工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开发土地。

这样的改革貌似说得通，但他并没有考虑到那些无力赎买土地的贫农，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一些农民进行过这一次赎买后，已经耗尽了家庭的所有积蓄，无力进行农业再生产。在这些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富农和地主则可以趁人之危来收购他们的土地，这些人为了眼前的利益，绝大多数都愿意出售，从而再次沦为农奴。他们不愿意这么做，但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这样的逻辑缺点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被苏联最后一批领导人再次验证失败的。在苏联解体前后进行的改革中，大批的国有企业在资本层面被分割成小份出售给工人，但相比起眼前的面包和工厂不确定的未来来说，这些每天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工人们宁愿以一个可心的价格出售后活下去。这是就出现了一些高价收购者，他们后来都成为了该领域的行业寡头。这是不是和此时重新沦为农奴的人民如出一辙，因为背后的逻辑并没有改变，无论怎么改都会走在老路上。深了我也不能说，说了怕是文章发不出去，我只想分享一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无论哪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他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到底是在哪？是为了什么？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现在不断提及的“初心”？

就当时的现实情况来说，不可否认，斯托雷平的铁腕措施，确实收到了经济上的奇效。其中，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超过整个斯大林时期。俄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粮食产量的总合，成为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如果联想到苏联长期作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这个成绩更显得难得。

斯托雷平对此非常骄傲，他在1909年10月1日，对《伏尔加报》说到：“给国家20年的安定，俄国会变得你们辨认不出来”。这句话是不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多年后，这片土地上的另一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同样也是说给他的人民听。这个人就是将斯托雷平作为偶像的普京，在一个世纪后，他别有深意的模仿道：“给我20年的时间，我将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改革从总量的角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斯托雷平拒绝政治上的改革。因此一切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旧体制下的阶级依然存在，时间一长，俄国再次陷入了一个社会发展怪圈——经济越发展，社会贫富差距越大，阶级矛盾越深。看到这里，我们难道不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吗？

从这个层面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社会阶级的根本，俄国的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时间一长，农村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因此，并没有防止俄国革命的最终爆发。斯托雷平的改革受到巨大的压力，在上任总理一个月后，就在总理别墅遭到严厉的恐怖袭击，最后死亡27人，重伤32人，包括他的三岁儿子和一个女儿。他秉承“我们痛苦地处决少数人，是为了防止血流成河”的理念，依旧坚持改革，继续深化严苛的政策，创造了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恐怖时代。

斯托雷平以铁腕推行自己的改革，他声称在“一个人病危的时候就要进行以毒攻毒的治疗”，对恐怖分子的血腥暴力行为，绝对不能姑息。针对农民再次挑起的“分家不公”的诉求和反抗，斯托雷平毫不手软坚决镇压，绞死或者流放数千名暴乱者，“斯托雷平的领带”在俄国飘扬。

这也造就了历史对斯托雷平的评价的大起大落，当然这种遭遇很多沙俄时期的历史人物都曾有过。他们在苏联时期被踩在烂泥里，但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就被捧在云彩尖上。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时期，以斯托雷平为题目的专著就达上百种之多，大都从正面肯定斯托雷平的功绩。斯托雷平不仅被说成是俄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而且被称为“农民的保护人”。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俄国拖进战争的泥潭，从本质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斯托雷平的道路本来是能够走通的。若是那样，俄国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显而易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苏联70多年发展道路的否定后，从革命前历史上寻找资源便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身边这样轮回式的评价。

斯托雷平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结果就是让革命陷入了绝对的低潮，到1910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人数从十万人下降到几千。连伟大领袖列宁同志，都只能靠着一些臆想来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甚至于只能再次跑到国外重新开始流亡生涯。

1910年8月23日，列宁前往丹麦的哥本哈根，出席第二国际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广泛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力量。可是，孟什维克却不断地疯狂攻击列宁，有人问一个孟什维克的领袖，一个人怎么能这样危险，领袖愤怒地回答说：“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24小时内都全神贯注于革命。”

大会闭幕后，列宁邀请年迈的母亲前来斯德哥尔摩会面。几天后，年已76岁的母亲在女儿的陪同下，坐船前来看望阔别3年的儿子。看到自己消瘦的儿子，母亲既高兴，又心痛，口里唠叨着什么，眼睛还上下打量着。列宁对母亲关怀备至，他一有空就陪母亲散步、聊天、听音乐、欣赏美景，在谈笑风生中共享天伦之乐。母亲甚至第一次听了儿子的公开演讲。事后她心满意足地评论说，儿子讲演地真棒！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谐得体的手势，紧紧吸引住了每一个听众。一家人温暖的相处了10多天，母亲启程回国。临行时，列宁只能以恋恋不舍的目光送别母亲，望着轮船慢慢消失在远处苍茫的天际。7年后，当列宁回到俄国时，母亲已离开人间，享年82岁，斯德哥尔摩之约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列宁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内所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模范。在反动势力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党被迫退却，工人阶级的组织被破坏了，资产阶级已完全变成反革命的了。知识分子在向1905年革命献媚一番以后，就替反动势力服务去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却能够领导布尔什维克经过一次困难的退却，保存了革命的实力，不仅挫败了敌人想瓦解布尔什维克的企图，而且打垮了党内的取消派与左右机会主义分子，把布尔什维克党锻炼得钢铁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