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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统一后“收天下兵”，重视对民间兵器的回收与限制。据岳麓秦简，“私挟县官兵令”要求回收民间仍可使用的官兵器，政策意图在于补充军备，以支持秦军的统一战争及统一后的内外军事行动；而“令十一”与“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等，则更多是对新黔首所持私兵器作出限制，长兵器是其关注的方面，此举意在形成秦在新占领地区对重型武器的垄断，削弱关东民间反抗力量。在这种认识下，贾谊所谓“收天下之兵”“以弱天下之民”，或需重新理解。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 （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 在秦“初并天下”后的系列政治举措中，“收天下兵”是重要一环。 长年战乱中，必然会有大量兵器散落民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2]为了维护统一政权的稳定，中央政府在天下初定之际加强对民间兵器的管理，以达到“偃干革”的目的，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问题在于，秦始皇“收天下兵”是“收”何种“兵”？“偃干革”是要“偃”谁人之“干革”？秦收兵之举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的？ 围绕这些问题，学界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这里暂称其为“弱民”说与“关东”说。 在秦始皇“收天下兵”的问题上，“弱民”说发源甚早。汉人贾谊在《过秦》里说： （秦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3] “以弱黔首之民”，也作“以弱天下之民”。[4]在贾谊看来，秦始皇“收天下兵”的目的在于“弱民”。 贾谊的观点成为自汉代以后直至近世学人主流看法的起源和基础。汉武帝时，朝臣有“秦兼天下……堕名城，杀豪桀，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耰锄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至于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5]的历史描述，称秦收兵后民众以农具和木棍互相攻击。唐人也有类似看法，颜师古注《汉书·徐乐传》“然（陈胜）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时说：“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时秦销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6]是颜氏认为秦代民间已经全无兵器，仅有“戟之把”可供使用。宋元之际的马端临更是进一步提出秦始皇“收天下兵”后“讲武之礼，罢为角抵”。[7]以上诸说均祖自《过秦》。概括而言，上述观点大致认为：秦始皇“收天下兵”时，对民间存在的兵器进行了普遍的收缴，使得当时的民间几乎没有可供使用的武器；而秦始皇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要达到“弱天下之民”的目的，从而维护秦的统治。为便于讨论，这里暂称其为“弱民”说。 “弱民”说认为秦“收天下兵”是在民间普遍实行收缴兵器的政策，然而《史记》中还出现了似乎与“弱民”说相悖的记载：《项羽本纪》记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又载项梁见郡守时“诫籍持剑居外待”，[8]是项羽可以学剑、还可以持剑跟随项梁去见郡守；《留侯世家》载张良谋刺秦始皇于博浪沙，“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9]是民间或许有能力铸造兵器；《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少时“好带刀剑”，项梁渡淮后，韩信更“杖剑从之”，[10]是韩信随身佩剑。这些记载显示出在秦始皇“收天下兵”之后，秦代民间仍有兵器存在。元人陈孚即在诗中道出疑惑：“如何金人十二外，犹有民间铁未销？”[11]有人说这些情况是“收天下兵”的漏网之鱼，[12]但这无法解释为何项羽、韩信可以光明正大地带剑外出，而且周围人对此似乎也没有什么诧异或警觉。徐复对此已有疑问，他的解释是秦虽收天下之兵，但没有完全禁止民众携带兵器。[13]沈海波更是认为贾谊《过秦》有所夸张藻饰，秦始皇“收天下兵”是无稽之说，并未真正发生过。[14] 为解释此间矛盾，学界又提出了“关东”说。范学辉主张秦始皇“收天下兵”主要是指收缴东方各国的官兵器，至于民间的私人兵器则并未完全禁止。[15]熊永进一步认为毁城与销兵实际上是一并进行的事件，秦军在毁城时一并收回或销毁城中的武库，以求成秦帝国关中本土对新秦地的绝对战略优势；在划一帝国军事调度规制的背后，是帝国战略重心由东方向南北的转移。[16]至此，学界关于秦收兵的问题形成了另一种看法：秦始皇“收天下兵”主要是收缴东方各国的官藏兵器，对民间私人兵器较少涉及；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建立秦本土对东方新占领地区的军事优势。这里暂且将这种观点称为“关东”说。 “弱民”说与“关东”说是学界在秦始皇“收天下兵”问题上较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前者偏重“官方—民间”的关系，后者更注意“关中—关东”的对立。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秦始皇“收天下兵”主要是收缴民间私人兵器，还是东方各国的官藏兵器？第二，“收天下兵”的目的是“弱天下之民”，还是建立秦本土对东方地区的军事优势？新出岳麓秦简的三条秦令，为思考这些问题补充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近刊《岳麓秦简（陆）》005—012简“私挟县官兵令”简文如下： 005：·十四年四月己丑以来，黔首有私挟县官戟、刃没〈及〉弓、弩者，亟诣吏。吏以平贾（价）买，辄予钱。令到盈二月弗 006：诣吏及已闻令后敢有私挟县官戟、刃、弓、弩及卖买者，皆与盗同 007：〼戟、弓、弩殹（也），勿买，令削去其久刻┗。赐于县官者得私挟。·臣訢与丞相启、执法议曰：县 008：官兵多与黔首兵相 009：兵殹（也）而挟之，即 010： 011：〼 012：〼·五[17] 以007简中墨点为界，这组令文前后可以分为旧令与新令两部分。令文中的“县官兵”指官有兵器，与“黔首兵”（私人兵器）构成一组相对的概念。这里，旧令要求通过赎买的方式回收民众手中的“县官兵”。民众如果没有按时上交，故意持有令文提到的“县官兵”，就要按“与盗同法”来进行处罚。然而根据“臣訢”等人的说法，当时的“县官兵”与“黔首兵”大多相似，民众不易区分，这导致误买误持“县官兵”的人也要“与盗同法”受到惩处。民众大多因此选择磨灭这些“县官兵”的旧刻，“折毁为铜”或直接丢弃，以逃避惩罚。这类事件能够引起“臣訢”等朝中要臣的关注，说明其发生并非个例。[18]“臣訢”等人认为这样的情况为相关工作带来了“不便”，故而建议修改旧令。修改后的新令在罪责方面予以豁免，规定主动上交 “县官兵”到吏的人“皆除其罪，又以平价予钱”。以免罪的方式，重新促使旧令发挥作用。 旧令说“挟弓、弩殊折，折伤不□〼戟、弓、弩殹（也），勿买”，相关简文实作“其戟、弓、弩殊折，折伤不可复以为戟、弓、弩殹（也），勿买”。[19]已经损坏无法继续使用的兵器，不在回收范围之内。而新令主要在罪责方面予以修订，所回收的兵器应当还是限于仍可使用的“县官兵”。那么，这组秦令为何要求回收民众持有的那些仍可使用的“县官兵”？令文制定的时代背景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合纵连横策略的施展，列国兼并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各国军队员额已达数十万乃至百万。[20]秦国方面，自昭襄王晚期“东收周室”、秦王政早期“初置东郡”后，秦国已达成“绝从亲之要”的目标，[21]具备了平定列国的战略条件。至迟到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吞并六国的计划已拉开序幕： （秦王政）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22] 秦灭六国进程中，“大兴兵”的表述在这里为首次出现，应予留意。[23]六国在秦军兵锋下接连破灭，也只是此后十数年间之事。秦并天下，统一国家的建立并未带来其官方所宣称的“黔首安宁，不用兵革”或“灾害绝息，永偃戎兵”[24]的局面。秦统一后： （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25] 秦对“陆梁地”的大规模正式攻略晚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相关军事活动的筹备却早在秦统一前。[26]同样规模浩大的对匈奴战争，应当也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准备。[27] 可见，从秦王政十五年到秦统一后的一段时间里，秦长期进行着频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个时间段，与岳麓秦简“私挟县官兵令”起于秦王政十四年、延及秦统一后，是大体重合的。 频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消耗大量的兵器装备。《孙子兵法·作战》提到这方面的损耗时说“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十去其六”，一本作“十去其七”。李筌注：“此数器者，皆军之所须。言远近之费，公家之物，十损于七也。”梅尧臣注：“公家以牛马器仗奉军之费，其资十损乎六。”[28]无论是“去其六”还是“去其七”，“甲胄矢弩，戟楯蔽橹”等“公家之费”的消耗都是数目巨大的。除战斗损耗外，部分官兵器还会以多种方式流散至民间，在对民间秩序的稳定造成影响的同时，也为军队物资的补给带来不容忽视的损失。[29] 从这一角度看，“私挟县官兵令”务求所回收官兵器仍可使用，其补充军备的政策意图是明显的。如果说收兵仅为削弱民间武力、维护民间秩序的话，民众将所持官兵器“折毁为铜若弃之”的做法与其说“不便”，毋宁说是更加便利的：这样既达到了销除民众所持“县官兵”的目标，还为官方节省了“以平价予钱”的开支。秦廷意图借“私挟县官兵令”来补充军备，民众折毁、抛弃“县官兵”的做法显然对此造成了阻碍。这也正是“臣訢”等人以为“不便”并建议新令放宽管制，对持有这类“县官兵”的民众“皆除其罪，又以平价予钱”的原因。而秦官有兵器制作精良、形制规整，[30]民间锻造的私人兵器即使足以“民用”自卫，却很可能在形制与强度上难以达到“军用”要求。或许正因此，“私挟县官兵令”对民众私人兵器略无意收缴。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令文的法律效力应当存续了较长的时间。005简“十四年”当即秦王政十四年（前233）；007简出现了“丞相启”，启在秦王政时期任丞相，卸任约在秦统一前夕。[31]据此可以判断“私挟县官兵令”的旧令最初颁布于秦王政十四年，此后在“臣訢与丞相启、执法”等人的提议下，于秦统一之前的某个时间作出过修订。整组令文多次出现“县官”的称谓，[32]表明修订之后的新令在秦统一后仍然被使用。也就是说，秦“私挟县官兵令”自秦王政十四年开始直至秦统一后，一直具有法律效力。这说明随着秦军东向略地，这条秦令也逐渐扩展到了关东新占领地区，并最终在秦统一后成为全国性的法令。据此可以推断，秦治下的新黔首应当也受该法令的约束。 事实上，无论是统一进程中，还是统一之后，新黔首群体都曾在秦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昭襄王时举世瞩目的长平之战，秦军即是在“（昭襄王）自之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33]的条件下完成了对赵军的战略合围。彼时河内入秦未久，其地民众就已经在秦统一战争中展露身影。而在秦统一后，秦廷不仅抽调新黔首巩固边防，[34]其对国内叛乱的镇压也实多赖新黔首之力。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的一则秦代案例说“利乡反，新黔首往击，去北当捕治者多，皆未得”，“义等战死，新黔首恐，操其叚（假）兵匿山中”。[35]这些参与利乡平叛行动的新黔首，其兵器装备即是“叚（假）”自秦官府。在此背景下，秦“私挟县官兵令”的法律效力及于新黔首所持官兵器，是可以肯定的。 “私挟县官兵令”覆盖故黔首与新黔首，是秦官方对民间所藏官兵器的统一回收。而岳麓秦简中的另外两条涉及民间兵器管理的秦令，则是专为新黔首而设。 岳麓秦简“令十一”： 0347：·新黔首公乘以上挟毋过各三剑，└公大夫、官大夫得带剑者，挟毋过各二剑，└大夫以下得带 0676：剑者，毋过各一剑，皆毋得挟它兵，过令者，以新黔首挟兵令议之。·十一[36] 又，岳麓秦简“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 0562：·新黔首或不勉田作、缮室屋，而带剑挟兵曹出入，非善谷（俗）殹（也），其谨禁御之。公大夫以上乃得带剑 0654：而不得挟它兵及大刀长尺五 0644：新黔首以此令告有挟剑兵长刀者亟诣吏辄入县官└，已布令。 0585：兵长刀，弗诣吏者辄捕，䙴（迁）其郡恒䙴（迁）所，皆辄行之。䙴（迁）未行，其人及亲所智（知）能为捕坐此物当䙴（迁）者二 0348：若告罪人死罪二人若城旦罪四人□ 对于新黔首所持官兵器，已有前举“私挟县官兵令”约束。这里的“令十一”与“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更多是针对新黔首所持私兵器而言。据令文，“新黔首”依据爵位高低可以持有一定数量的剑，但不可以拥有“它兵”。所谓“它兵”，应包括“私挟县官兵令”提到的“戟、弓、弩”在内。而“新黔首”虽然可以持有“刀”类器具，但也要以“尺五寸”的长度为限。可以看到，持兵人的身份、所持兵器的种类与形制，是两组令文主要关注的方面。[38] 那么，为何秦令要限制新黔首所持兵器的种类呢？《唐律》中的一条规定提供了启示。《唐律》“私有禁兵器”条： 诸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本注：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弩一张加二等，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甲三领及弩五张绞。私造者各加一等，（本注：甲，谓皮、铁等。具装与甲同。即得阑遗，过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减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余非全成者勿论。 《疏议》：“'私有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若有矛、矟者，各徒一年半。注云'谓非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上五事，私家听有。”[39]《唐律》视为“禁兵器”的“矛”长二丈、“矟”长一丈八尺，[40]均为长兵器。在解读这条唐律时，学者亦称其为“重型武器”： 盖轻型武器即使有之，不过用于防身自卫；重型武器或重要军事装备一旦扩散，则将使人得以借之兴兵倡乱，从而危及封建统治。[41] 相对于二丈长矛而言，“短矛”却是“私家听有”的，即允许私人持有。由于长度的变化，“短矛”从禁止民间使用的“重型武器”变为可以私人持有的“轻型武器”，这可与岳麓秦简“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禁止“新黔首”持有“尺五寸”以上的“长刀”参看。 在战国秦汉时人观念中，这些新黔首不得持有的戟、弓、弩等，均属长兵器范畴，亦即学者所谓“重型武器”。《战国策·西周策》载游腾谓楚王语有“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学者指出其中所谓“长兵”即戈、矛之类的长柄兵器。[42]秦戟大多为戈矛联装，全长可达2.88米，[43]显然属于长兵器。而后世视为远射武器的弓弩，秦汉亦有呼其为“长兵”者，如《史记·匈奴列传》即称匈奴“长兵则弓矢”。[44] 相比刀剑等短兵器，“长兵”具有更强的杀伤力。这使得在战斗中，长兵器具有短兵器不可比拟的战术优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捕律》141简：“吏将徒，追求盗贼，必伍之，盗贼以短兵杀伤其将及伍人，而弗能捕得，皆戍边二岁。”[45]尤其强调“戍边二岁”惩罚的条件是盗贼以“短兵”杀伤其人而未能捕获，反示若其为“长兵”所杀伤或不必受此惩罚。秦律说“亡人挟弓、弩、矢居禁中者，弃市”，[46]特别对弓弩类兵器予以重视。《汉书·吾丘寿王传》载公孙弘奏议提到“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47]也揭示出长兵器在对阵中的强大实战能力与威慑功效。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绾等畏耎还走案”中，“得、文、刍、庆、绾等与反寇战，不伍束符，忌以射死，卒喜等【□】短兵死。畏耎，去环（还）走卌（四十）六步”。[48]“忌以射死”的失利显然加剧了绾等人的畏懦情绪。由此观之，学者将长兵器视为“重型武器”，并非无据。 秦时关东地区动荡的局势，使得民间长兵器可能带来的威胁更加严重。秦统一前夕即有“新地多盗”[49]的表述。即在统一后、大泽乡暴动以前，又有彭越“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黥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等，[50]汉开国之君刘邦此时也“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而“壮士愿从者十余人”。[51]简牍文献说秦统一后“新黔首实不安辑”“荆新地多群盗”，[52]是对当时关东局势冷静而客观的描述。这些“群盗”不断吸引着新占领地区其他尚未“安辑”的新黔首，刘邦匿于芒、砀而沛中子弟“多欲附者”，陈胜起兵后不久“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往从彭越”[53]。被吸引而来的人原本大多是秦治下的新黔首，倘若新黔首可以合法持有长兵器，无疑会大大增强“群盗”们的实力、助长其暴力性，使关东地区的动荡形势更为严峻。 秦禁止新黔首持有长兵器，有利于形成秦官方在关东新占领地区对重型武器的垄断，削弱关东民间的反抗力量。还需要补充的是，前举岳麓秦简“私挟县官兵令”说要回收黔首所持的“县官戟、刃、弓、弩”，而“县官兵多与黔首兵相类者”，暗示民间私人所有的“黔首兵”中应当也有戟、弓、弩这样的长兵器。但“令十一”与“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却只针对新黔首所持长兵器进行限制，不涉及故黔首。一种可能是秦时本有针对故黔首所持长兵器的管控规定，但相关律令文献现在还没有被发现；另一种可能是相对于约束久处秦治下的故黔首，秦廷更重视对群体认同尚未稳固的新黔首进行限制。两相比较，第二种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叙述该令制定的现实考虑是“新黔首或不勉田作、缮室屋，而带剑挟兵曹出入，非善谷（俗）殹（也）”，特别强调新黔首的行为“非善俗”，应予留意。果如此，也许可以认为秦代要求新黔首不得持有除剑以外的长兵器等“它兵”，但对故黔首可能未如是设限。 而在限制新黔首持有长兵器的同时，秦应当也不会允许令文颁布之前“新黔首”已有的这类兵器继续存在于关东民间。对这部分兵器的同步收缴，是可以推想的。也就是说，秦在新占领地区实行的，或是“限兵”与“收兵”相结合的兵器管理政策。而无论是“限兵”还是“收兵”，长兵器都是相关工作的重要部分。 围绕秦始皇“收天下兵”问题产生的“弱民”说与“关东”说，都从各自角度看到了相关史事的一个方面。但经过前面的论述，也应意识到，秦“收天下兵”的举措可能并非仅有“官方—民间”或“关中—关东”的某一考量。在经历长年战乱、初定天下的时代背景中，秦官方、秦民间、六国官方、六国民间，四者都应是秦“收天下兵”所考虑的对象。而在民间，官兵器、私兵器的差异也无法忽视。换言之，秦“收天下兵”应是一套立体的系列政策。 秦收兵的系列政策既受限于时代背景，也因故黔首、新黔首等标的群体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对于构成该系列政策的每一具体律令举措，秦廷的政治期待也不尽相同。 岳麓秦简“私挟县官兵令”要求对民间非法存在的官兵器进行有偿回收，所涉对象既包括故黔首也包括新黔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秦官方—秦民间、六国民间”关系下的官兵器回收政策。“私挟县官兵令”有助于建构起秦官有兵器“使用—流失—回收—再使用”的闭环，利于提高秦官有兵器的利用率。这条令文自秦王政十四年一直沿用到秦统一后，或许已经从一方面证明了它的效果与价值。 其中，在“秦官方—六国民间”的特定视角下，“令十一”与“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等又进一步对新黔首持兵资格、所持兵器种类进行了限制，长兵器是其关注的重要方面。长兵器具有更强的杀伤力，在关东新占领地区民心不稳的情况下，倘若确实有人要利用这些“重型武器”来“兴兵倡乱”，将会为官军的镇压带来极大阻力。秦廷要在关东地区建立起“秦并天下”后的统治秩序，这是一个不得不顾的问题。禁止新黔首持有长兵器，有利于秦在新占领地区形成官方对重型武器的垄断，造成对“新黔首”的战术优势，进而巩固秦在关东地区的统治。“令十一”与“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在这个角度上，是支持“弱民”说的。只是这里的“弱民”更多或许可以说是“弱关东之民”，这又使相关结论或多或少增添了“关东”说的色彩。也许将“弱民”说与“关东”说相结合，可使有关探讨更接近秦“收天下兵”的历史真相。 而从“秦官方—六国官方”的视角上说，随着统一战争的持续展开，秦军收缴已占领地区的六国武库装备，当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关东”说所强调的地方。事实上，秦军常将缴获的六国兵器留为己用，如辽宁新金发现的战国“廿一年启封戈”本是魏兵器，入秦后秦人加刻“启封”，并在秦伐燕时流传至辽东；[54]又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废丘弩机”本为赵兵器，入秦后又加刻“废丘”二字，[55]等等。而在秦末动乱中，刘邦进军关中时占领陈留，“因其库兵”“遂入破秦”，[56]对陈留“库兵”的利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刘邦“破秦”的进程。大概充分利用敌方的军备资源，是战争史中常见的做法。[57] 经此，秦建立起对秦民间、六国官方、六国民间兵器的系列政策，对三者分别进行回收、收缴或限制。在提到所收兵器的命运时，贾谊、司马迁都说它们被销毁并铸造成“钟鐻”或“金人”。对于这些收缴上来的兵器，销毁一些秦军无法利用的，似乎也是不难想见的事。而将民间兵器收缴上来集中销毁，后代也出现过。如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定陈朝，是年四月诏：“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五年后又“收天下兵器；敢有私造者，坐之”。[58]清人阮元有诗云“销兵秦政成余习”，[59]诚如其言。 这里还想说的是，“弱民”说祖自贾谊《过秦》“收天下之兵”“以弱天下之民”，但其主张秦在“天下”民间实行普遍的兵器收缴政策，或许与贾谊的原意已有出入。贾谊在《过秦》中多次提到过“天下”，仅举几例： （1）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 （2）斩木为兵，揭干为旗，天下云合而向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3）且天下尝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60] “天下已困”“天下云合而向应”“天下尝昔日同心并力攻秦”，这几处的“天下”都明确指关东诸国。“收天下之兵”“以弱天下之民”中的“天下”亦当如是观。贾谊所谓“以弱天下之民”，或更多是指“以弱关东之民”。这与《过秦》批评秦吞并六国后不顾“攻守之势”的变化、仍采用进攻态势的说理主旨，是相契合的。至于后世在贾谊之说基础上衍生出的“禁武弱民”说法，更可能是因相隔时代久远而产生的误读。秦通过对关东“新黔首”持兵的严格管制来削弱关东民间反抗力量，这确实是一种“弱民”的办法，只是在目标群体上更有针对性一些。 在关东地区实施更为严格的兵器管理政策，与秦发迹西北、东向并吞诸侯的历史背景关联紧密。后代也有类似的做法。如宋人王禹偁在奏疏中追述“太祖、太宗，削平僭伪，天下一家”时就提到“当时议者，乃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者，二十余年”。[61]江淮为南唐故地，其之于宋，或犹关东之于秦。 对民间官有兵器的回收，一定程度上为维持秦军强大的战力作出了贡献，秦人平定天下、周定四极的帝业也在此背景下得以顺利展开。而秦重视对关东新黔首所持兵器的管制，有学者认为这是“极防制之能事”。[62]这样的政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或有其合理之处，从一方面也显示出秦廷为维护统一政权稳定所作出的努力。但讽刺的是，秦末动乱却恰恰最早在被秦廷极力“防制”的关东地区爆发。本是“斩木为兵”的陈胜等人不久便“披坚执锐”，[63]六国故地的大小武装力量更不可胜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秦的帝业也在新黔首们的反对声中土崩瓦解。而秦始皇“收天下兵”的举措也作为“亡秦之鉴”的一部分，在后人对国家治理问题的探索中被反复提及，逐渐成为一段遥远却鲜明的历史记忆。 附记：本稿写作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振红教授指导。匿名评审专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中略）买者，买二枚以上，䙴（迁），没入臧（赃）县官。”显示秦代可能存在军人将官有兵器盗卖给商贾的情况。《岳麓书院藏秦简（伍）》146—147简还规定，购买包括兵器在内的官藏器具若不用在公务中，“皆为私利”。这种“私利”应当就包括盗卖的情形在内。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陆）》，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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