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他，想讲明白生命是什么

医学abeycd 2023-09-04 发布于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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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院士安东·唐善教授（Antoine Danchin）是享有国际盛誉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专家，同时也是《生命是什么》法文版的译者。应杨焕明院士邀请，为《生命是什么：汉英对照》作序，挥毫写下万余字。他对于《生命是什么》的内容、观点不仅熟悉，且理解全面，讨论问题时旁征博引，使得这篇序言极具可读性。下面就是该篇序言的完整内容。

研究生命的科学，即生物学，长期以来一直以一种隐含的理念为标志，即那些特定的原理使组成它的物体具有生命力。这种“活力论”在西方语言中始终非常明确，系统地倾向于将一个生命体的物质躯体与赋予其生命、精神或灵魂的非物质原理分开表述。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特别是它的初始阶段可以追溯到在希腊诞生的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活动。在那里，第一原理被分为四类，即火、气、水、土。根据先知们的不同定义，它们被认为可以结合起来解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

当然，在中国也有类似的原理，并多少有些异域情调：加入了第五种元素——木，因为它把实实在在的生命引入了原始的自然科学之中。

但是，物理学之所以称为一门原创性学科（这正是古希腊语赋予自然研究的尊称），并不在于它所研究的对象，而在于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们发明的独特方法，它使科学家（哲学家）逐渐以更充分的方式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方式应该成为科学的永久根基，但却往往被忽视。要知道事实并不会说话，仅仅通过收集数据不可能取得进展。因此，要理解事实，必须采用不同于积累事实的方式。正是生物学在二十世纪初突然进入了真正的科学世界，解释了为什么正是理论物理学才是现代生物学的源头，因而取得了最惊人的进展。

希腊先贤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必须成为发现世界的积极行动者，而不是单纯的袖手旁观者。知识的进步既不是由神灵或祭司引领，也不是靠任何直觉的驱动。科学不是通过什么启示就能揭开的秘密，而是一种人类的构建，一种即时性的构建。但这种即时性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会受到任何方式的限制，它不能依靠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前进。它通过在先前认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发现来进行，而不是无缘无故地拒绝或提出任何奇思妙想。

因此，（古希腊的）科洛丰城的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指出，科学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假设之上的，并且这一过程与哲学大师们喜爱的那些谜语的制定密不可分：“至于某些真理，没有人看到过，正如没有人会真正了解关于神或我所说的任何事情。即使他完全成功地说出了真相，他也无法了解它，因为人们只能对所有事物进行猜测。”

由此可见，学者的工作目标是构建一套连贯的命题，以定律的形式组合起来，支配所有的知识领域，而不是发现一个隐藏的秘密。这确实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虽然不是这个或那个什么启示。这种方法包括从临时接受的假设中建立一个模型，以测试其对现实的适应性——以存在性预测的形式，但更多的是通过模型预测的证伪来完成。

正是这种做事方式，解释了薛定谔（Schrödinger）在1944 年出版的这本小书《生命是什么》中描述的活细胞的物理性质，作者当时在都柏林流亡以逃避纳粹的迫害。

这项工作有什么新颖、革命性的意义呢？80年后，我们可以理解薛定谔思维的前瞻性以及对研究对象的适用性，但也可以看出他忽略了生物学的核心问题，即生命化学表现出来的“活力”现象的物理基础。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虽然物理学家确实是现代生物学，早期被称为“分子生物学”的创始者，但相关的概念性发现在DNA复制、遗传密码表和基因表达或异构调节的概念性发现之后就停滞不前了。尽管薛定谔有着宏伟的雄心，但物理学并没有能够确定属于物理学的真正规律，其对生命的表达是非常特殊的。这是因为构成生物体基底的化学的表面“活力”现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物理学家在内，仍然是一个谜。

阅读《生命是什么》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除了对生物学很重要的几个物理学概念以外，尤其是信息实实在在成为无处不灵的“硬通货”，我们还发现在这本书中，如果不是源头，那么第一个真正强调的主题是支配讨论并将古老的四元素理论的神秘魔力偷偷地重新引入到生物学本身。这种魔力来自于存在一个神秘的潜在、非形式化的吸引人的原则的隐藏假设，使得那些聚集的物体可以自发地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实际上，一种反复出现的思想困扰着当时的一些想法——热爱生物学但没有真正勇气或愿望去理解生命，试图滥用一种以更社会政治性而非物理本质的意识形态来概括、唤起基于“自我组织”的非常原始和非常神秘的想法的“秩序”来描述整个世界。

我们本可以从物理学中期待更多。那么，为什么现代物理学基本上只为生物学带来了尖端技术，尽管很多很多，而源于物理学的创新概念却如此之少？遗传密码的规则将多肽（蛋白质）与核酸准确无误地对应起来，这个规则无法从薛定谔方程中推导出来，尽管它当然与其完全兼容。它是如何出现在“普通”化学中的呢？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吗？这意味着要理解一个有关区分不同类别对象的明确概念的物理基础，犹如理解核糖体如何通过选择正确的tRNA而准确地识别密码子-反密码子配对。

非周期性晶体

早在1935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ück）作为一个天真的物理学家（据薛定谔的用语），就试图探究生命的物理化学基础。问题是尝试将遗传学的形式和非常抽象的关于某些遗传性状的传递的预测性的遗传学定律与细胞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细胞核和染色体的物理性质联系起来。这种思考的起点是对突变的研究，突变被理解为在一个个体的后代中发生的突然、不连续却颇为稳定的变化。离子辐射（如X射线）对细胞的作用使得德尔布吕克和他的同事们能够具体地将遗传单位（基因）与细胞中离子辐射的主要目标（靶）具体联系起来。这样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个靶非常小，只有分子的大小范围，最多只是由几千个原子组成。这是薛定谔思考的起点，与认识论的预设有关，可以用以下问题和陈述来概括：

“在一个生命体的空间界面上发生的时（间）空（间）事件，如何用物理学和化学来解释？”

薛定谔表明，孤立的原子或小分子将无法保存准确传递遗传性状所需的记忆。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将他所知道的物理学与原子物理学联系起来，并将统计力学强加于真正的生物事实之上。特别是，他长时间地专注于生命的一个基本属性的思考，即所有生命都能以全方位的、宏观的方式行事。尽管这非常重要，但今天经常被忽视。

如何将原子的聚集与单个细胞的运动与人脑的组织联系起来？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找出这种聚集的方式和结构：只有原子的组合才能做到这一点，前提是这一组合是足够稳定的，在生命发育的温度条件下具有足够长的寿命。当大量基本元素聚集在一起时，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对话就可以发生了，如顺磁性、布朗运动或扩散等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作者证明了可能存在空间和时间的宏观秩序，并且适当的局部和全局动态之间的来回运动可以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形式。例如，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某些对分子生物学非常苛刻的思想家的所有反思，如大名鼎鼎的数学家勒内·托姆（René Thom）。今天，再度重视生命的这一重要维度，即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耦合，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还有其他属性，不涉及那么多的物理条文，却解释了细胞行为的全部特征。

薛定谔的杰出贡献（与一些批评家所说的相反，他们被生物学家的理论缺陷所困扰，忽略了在所考虑的对象中选择最小尺度的相关性）在于揭示了分子水平，无论多么微小，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相关的分析层次，甚至用于遗传性的组织。这就是现在被称为分子生物学先驱的物理学家，如威尔金斯（Wilkins）或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阅读薛定谔的文章时着迷的原因。我们通常对物理学或化学的印象是在考虑有组织的结构时，原子的排列是有规律的（这是晶体学的基础）。晶体是无机世界的模式，也是这个物质世界服从物理定律的象征。

生命世界的特点是不规则并千变万化的运动。这个世界的物质具有流动、粘连、黏稠的物质特性。事实上，当时的化学家把从生物系统中提取的产物称为胶体。薛定谔假定掌管物质塑造的法则的绝对一致性，无论是惰性的还是活性的。他必须调和这两种极端的特性，即无机晶体和有机非晶态。他需要另一种方法来达到他对生命物质中心的想法，即遗传的支持：无机原子的集合对热波动过于敏感，因此它们必须组成分子才能发挥这种作用。虽然他没有使用“大分子”这个在他的时代相对较新颖的、被大多数化学家使用的概念，但薛定谔认为遗传的原子按照晶体结构规定的顺序组织，但这种顺序不是简单有序的重复而可能导致惰性结构的贫乏，而是包含由晶体的规则矩阵承载的变动。这种非周期性晶体是遗传性记忆的支撑。这个比喻很容易理解，好奇的人们被它的力量所吸引，特别是它指引我们发现基因物质的真正组织方式，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我们相信一个基因——或许整个染色体纤丝——就是一个非周期性的固体。”

作为注解，有一句子具体指出要看什么：

“毫无疑问染色体纤丝非常柔韧，就像一根纤细的铜丝那样。”

道路已经铺平：将染色体的物质材料纯化，你就会发现非常纤细的丝状物（它的大小已经为德尔布吕克的X射线诱变实验所阐明），其结构具有非周期性晶体的特征!

同时，艾弗里（Avery）和他的同事发现了DNA的转化能力：基因的化学性质被发现。在《生命是什么》出版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那些曾经读过薛定谔的小书并受其启发的研究者们揭示了这种非周期性晶体的本质。

编码信息的概念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还播下了许多其他发现的种子，源于他的思考和直观的想象。正如物理学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思想实验”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薛定谔试图强调研究生物体需要关注的问题。问题的相关性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了答案的重要性。

薛定谔明白，仅仅知道遗传的介质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这种介质的组织如何转化为与生命相关的行为：毕竟，一个生命体必须能够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也许还要乔迁搬家，肯定还要繁衍后代。在那个时候计算机科学尚未出现，而“程序（programme）”一词则隐含于戏剧相关的节目单里。薛定谔使用了一个比喻：为了描述这一转变以及和基因基质的作用，他使用了今天很多计算机科学家的行话——“密码”一词（但是以“密码本” 的形式，在今天我们可能使用“程序”这一词语），这是一种以严格的决定性方式决定一个生物体未来发展的程序：

“把染色体纤丝结构称为密码本，我们在这里是指拉普拉斯（Laplace）曾经设想过的能洞察未来的意念，它对每一种因果联系都能立即阐明。它可以从卵的结构中看出，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个卵将发育成一只黑公鸡还是一只芦花母鸡，是长成一只苍蝇还是一棵玉米植株，是一株杜鹃花还是一只甲虫，是一只老鼠又或是一位女士。”

这正是一种在当时并不广泛使用的编码概念，只用于秘密情报的交换。薛定谔将之比喻为摩尔斯（Morse）电码，只需要极少的基本元素就能够创造出无限数量的有意义组合。这是一项基本的生物学定律，直至今日仍然经常被一般大众所误解。而薛定谔的观点的核心，只有他的一些读者能够理解，也就是有机体构建的模式，即所谓布丰（Buffon）的“内模”（布丰是18 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博物学家之一，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就提出了几个描述生命的重要概念，如每一种动物和植物都是由“有机分子”构成。每个生物体有机分子都带有每个物种特有的“内模”标记。在生殖过程中，雄性和雌性产生一些带有亲本“内模”标记的有机分子，供后代继承。——译者注）。这是一个物理的东西，由它自定的规则来操纵。但此时薛定谔走了一条错误的捷径，认为非周期性晶体本身是构建细胞中的一个参与者。

“当然，'密码本’一词太过于简单了。因为染色体结构同时也负责引导卵细胞按照它们的指令发育。也就是说，染色体是法律条文与执行能力的统一，打个比方，它集设计师的蓝图与建筑者的技艺于一身。”

或者，

“这也不是随便什么密码都能被采用的问题，因为密码本其本身还必定是发育过程中的操纵因子。”

然而，这句话引起了误解，因为它似乎让人误以为非周期性晶体具有构建者的技能。正如我们今天所知，构建者的技能对应于基因的表达，而不是基因本身。而且薛定谔无法明确地表达这个观察结果。必须构想一个实现机制的程序，这个机制必须被确定。此外，密码本和构建者技能/程序之间的混淆无疑给遗传密码的规则的发现和理解，特别是对公众对它的理解带来了障碍。这个规则允许蛋白质的一个氨基酸通过RNA与基因中存在的核苷酸序列相对应，正如克里克的适应体（adaptor）概念所理解的那样，所有更新的规则都被薛定谔忽略了。

基因表达的准确性

如何理解程序的持久性，以及生物一代复一代的稳定性？即使这个问题看起来很棘手，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也没有回避。他认为基因是一个多原子结构，他相信他必须将通常适用于生命发生的温度下原子命运的规则应用于基因。因此，他试图用能级和这些级别之间的“量子跃迁”来描述基因的“非周期性” 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里薛定谔是多么的清醒，因为我们希望今天的许多“量子”物理学家也能像他一样，仍然知道“量子跃迁”是量子模型不连续性质的悖论之谜。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支持遗传的分子的稳定性，以及它繁殖的精度，因为它必须从一代到下一代进行复制。

薛定谔表明，分子是一个多原子结构，这个概念本身就可以对生物体的时间尺度施加足够的稳定性约束。真正的问题是还必须考虑突变，从同一模式可能出现非常多的不同结构。然后薛定谔想象了一个典型大分子的异构体，但是他的描述却止步于此。他错过了语言比喻的核心思想：基因的物质支持是由四种基本单位的线性序列组成，其顺序决定了基因产物的性质。一千个这样的基本单位允许出现如此之多的组合，以至于任何空间结构在原则上都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种表示方式。但是如何从基因得到它所决定的内容？以及如何确保其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发生变化？

尽管存在不完美之处是必然的——必须承认，薛定谔当时只能通过借用德尔布吕克的实验和模型提出或多或少无根据的假设——但他的文章中包含了一种基本反思的萌芽。有趣的是，这种反思在30年之后才被美国物理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Hopfield）提出，并且直到我们自己对能量耗散、基因表达的准确性、以及生物体类别的判别进行研究时才被提出。他确实表明，遗传支持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热运动的影响是引入一定概率的“自发”基因性质变化。这些变化在有限的时间后发生，取决于支持“非周期性晶体”的分子性质，并且它们必然具有预期的突变的不连续性质。

遗传在时间进程中的一致性因此引发了问题。薛定谔提出了一种基于量子物理学的特别推理，以由于量子跃迁而产生的可能阈值为基础，从而避免热波动的统一后果，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推理：如果突变是不可避免的，是否有一种方法来纠正它们或者至少在生物繁殖时控制它们？精确度问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今天的语言比喻非常适合此问题。将基因的表达比喻为将其转写为RNA，然后进一步转写为蛋白质，但这在1944年并不存在。如何确保一本书的最终印刷没有排版错误？如何正确地校对文本以实现有效的修正？这样的问题对物种的稳定性非常关键。薛定谔的推理模型应该是有用的，它仍然有助于我们强调物理约束对生物繁殖的精度和准确性的重要性。有待发现的机制的前提是，细胞能够区分对象的类别，即对象的相同和变异，并找到尽可能消除变异体的方法。这个概念完全超出了我们的作者的思考范围。

薛定谔是时间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他想象生命是一场对抗熵的斗争。

这个非凡观点是如何被扭曲的，导致绝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可挽回地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出发点是毫无疑问的，也没有错误：

“生命活动遵循物理学定律”。

但很快它被改成了一个可疑的形式，不是在细节上，而是在滥用的概括上：

“基于原子统计学的物理学定律只是近似的”。

当然，这是正确的，但前提是要避免紧随其后的反思，将物理学从程序的概念及其表达中移除：

“物理定律的精确度需要巨量原子的参与”。

第一个例子是在顺磁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形式，无疑是对1925年由伊辛（Ising）提出并在1944年非常流行的模型的暗指。问题的确不在于由大量的数据所获取的精确度——实际上，许多细胞中存在的物质的数量级很小——而在于对信息本质的反思，作为真实世界的一个真正类别，以及保持细胞所产生的物质质量的可靠途径。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物理学方法，基于区分不同类别的相似或不相似的物质（例如青年人和老年人），这个概念在当时是缺失的，而在当代物理学中仍然几乎完全被忽略。

此外，薛定谔偏离了他的第一次思考，即他正确地确定了分子水平，不仅从简单的细胞来分析遗传，而且，通过不幸的普遍的人类中心主义，对多细胞生物，特别是动物特别感兴趣。最后，他又回到了科学不存在的“奇妙”世界，他甚至写道：遗传、基因型和表现型之间的联系可能难以理解：

“真是个奇迹——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全部存在，完全是依靠这个奇迹的这种相互作用，而我们又好像有能力去获得有关这种奇迹的更多知识。我认为，我们是有可能掌握这些知识的，并且这些知识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接近第一个奇迹。第二个可能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范围。”

另一方面，通过非周期性晶体的比喻，我们可以理解突变：

“我们应该这样设想，基因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分子，能够进行不连续的改变，即原子的重排，并组成一个同分异构的分子。这一重排也许只影响这个基因的一个小小的区域，而且可能发生了大量不同的重排。将实际的构型从任何可能的同分异构分子中区别开来的能量阈值一定要足够大（与一个原子的平均热能相比），大到足够将之转化为一个罕见事件，这些罕见事件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发突变。

本章的后面部分将致力于对基因和突变的概貌（主要是德国物理学家德尔布吕克的模型）进行验证，通过将其与遗传学证据进行详细比较。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先对该理论的基础和一般性质作一些说明。”

到目前为止，薛定谔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发展的贡献是非常正面的。不幸的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无疑导致了他思想的扭曲，一种认为世界不可避免地退化，需要与无序作斗争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占主导地位。薛定谔受到很多物理学的统计思想的影响，忘记了细胞远非总是由大量有意义的物体组成，将其与不可避免的无序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将这一观点与一个常见的但确是错误的关于熵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他定义了熵和无序，并援引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动力，生命必须不断地以“负熵”为食，并与之斗争。

然而，薛定谔在一篇长文中谨慎地指出，他的物理学同事并不同意他的观点：

“关于负熵的说法遭到了物理学同行们的质疑和反对……西蒙（Simon）非常正确地向我指出：事实上，我们的食物中所含的能量确实很重要。因而我对菜单上标出食物所含能量的嘲讽并不合适。我们不仅需要能量来提供身体活动所需的机械能量，而且需要它补充由身体不断释放到环境中的热量。我们散发热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来清除在生命活动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多余的熵。

这似乎表明，温血动物拥有较高的体温这一优势，能以较快的速度排出身体产生的熵，因此能够承受强度更大的生命活动。我并不能肯定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情（对此负责的是我，而不是西蒙）。有人可能会反对这种观点，因为另一方面，有许多温血动物以皮毛或羽毛来防止热的快速散失。”

确确实实，熵必然增加，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所涉及的对象的无序性增加。无序的概念已经部分地出现在玻尔兹曼（Boltzmann）关于统计力学的文章中。但相关的“证明”并非真正的证明，而仅是对世界的某种观察。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两个词，无序和熵，来表达同样的事情呢？相反，难道我们不能从物质的自发行为中看到探索和创新的能力吗？占据所有可用空间的事实允许事物在其初始空间前面进行不可预见的相互作用：通过混合黄色和蓝色创造绿色，是否存在无序？探索倾向于无序或有序，取决于环境。事实上，我们今天知道，正是由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它强制任何物质系统的熵自发增加，才创造了定义生命的诸多重要形式的大分子。溶解在二甲基甲酰胺中的DNA分子构成一组随机折叠的螺旋，没有特定的形状，但是一旦我们加水稀释，就形成了一个双螺旋。的确存在一种有序的创造，与熵的增加并行，而这种有序是由水分子的重新排列驱动的：混合物的熵增加趋势是通过强制外来分子采用特定的构象，尽可能地为水分子留出空间。但是，薛定谔关于他的同事西蒙的评论也引发了一个直到最近才被理解的问题。正如我们将在结论中看到的那样，在与生命相关的能量耗散中确确实实有一些东西需要理解。

像几乎所有想要概括其知识的作者一样，薛定谔发现自己被他的冲动冲昏了头脑。他想要在他的思考中赋予普遍的维度，显然这带来了风险。量子模型如此强大，当它证明遗传的支持必然具有分子多原子的性质时，难道也可以通过统计力学来考虑形式在生命中的作用吗？这里显然提出了生命现象中组织、秩序和无序的问题。

但是，1944年的意识形态是否有利于这种思考呢？纳粹主义曾试图统治世界，在薛定谔写书时，纳粹主义仍然野心勃勃。因此，在一个遗传学占据核心地位的思考中，发现一些非常有争议的元素，并且薛定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的第一个证据是有关分子扩散的“肘部空间”（让人想起 “Lebensraum”，希特勒声称为德国人要求的“生存空间”）一词和概念的奇怪引入：当分子扩散时，真的是为了有更多的生存空间吗？当然，与当时的背景最相关的是突变：

“说得严重点，虽然可能有点天真，但堂亲、表亲之间的婚配带来的伤害的程度也可能因为他（她）的祖母曾长时间从事X射线护士的工作而增加。虽然，这不是任何个人需要担心的问题，但任何慢慢影响人类的不理想的潜在突变都应当受到社会关注。”

或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立场：

“既然如今我们不再用斯巴达人在泰杰托斯山经常采用的那种残暴方式去消灭弱势者，那么，在人类中，自然的适者生存的选择作用大大减弱了？不!是径直走向对立面，我们必须严肃地看待在人类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在更原始的条件下，战争也许对选择出最合适生存的部落有积极的价值；而现代大量屠杀所有国家的健康青年的反选择效应，连这一点理由也不存在了。”

这是薛定谔作为先驱者的另一种表现：这难道不是超前的社会生物学吗？然而，我们的作者非常清楚突变的偶然性。他对德尔布吕克工作的分析在这方面毫不含糊：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如一半辐射的剂量导致了，比如说，千分之一的子代个体发生了突变，但是丝毫不影响其余的子代，无论是在使他们易于发生突变的方面，还是在使他们产生对突变的免疫能力方面。否则，另一半的辐射剂量就不能正好诱发千分之一的突变体。因此，突变并不是一个累积效应，不是由连续的小剂量辐射相互增强而累积引起的。”

因此，与同时期的遗传学家如杜布赞斯基（Dobzhansky）一样，薛定谔重新解释了达尔文，考虑到孟德尔的定律和德弗里斯（De Vries）关于突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新达尔文主义潮流的缔造者之一，将主导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他和当时的许多思想家犯了同样的错误（现今仍然普遍存在），即没有清晰地区分什么是表现型和什么是基因型，也没有理解遗传的两个基本方面，即其基因特征（DNA的精确复制）和表观遗传特征（DNA表达一次的准确产物）。但他非常清楚，即使在今天，很少有人理解选择基于对突变的先前选择，没有任何环境的指导性影响。

毫无疑问，他知道1943年卢里亚（Luria）和德尔布吕克进行的精妙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了突变的纯粹偶然性，而不是任何选择。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那样，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要表明，除了物理定律之外，还有其他的定律，这些定律在不违反物理定律的前提下，通过生命科学得到特别的展现。

他保留的想法很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即世界自然地趋向于无序，而生命体特有的定律的作用是不断地抵制这种自然倾向。由于薛定谔论证的后果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今天仍然存在于某些知识界的老生常谈中的许多评论中，因此有必要稍微详细地回顾一下它们。

初步的结论

这是一个基本问题：生命体的有序组织是如何维持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生命的延续中，预测大分子结构的复制是核心问题。但是，要使一个细胞持续存在，甚至不考虑其繁殖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必须使它的元素尽可能地接近常态，并保持其空间组织。面对生命结构的明显复杂性，这似乎是神奇的，现在看来依然如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人诉诸出现活力论暗示的观点。在19世纪热力学诞生之初，一些人提出了能量这个模糊概念，其中可以插入“生命能量”，这种观念在今天面向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的广告中仍然存在。但是，由于熵这个神秘而难以定义的概念，类似的误导也出现在教育程度较高的圈子里。今天，活力论远未消亡，即使它被掩盖在“自我组织”的名称之下，这个伪概念基于帕斯卡尔·乔丹（Pascual Jordan）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同类实体之间“互补”的错误观点，并在1940年被德尔布吕克和鲍林（Pauling）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