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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龙鳞装？ 今天推送知名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的一篇文章，一起了解一下“龙鳞装”和中国古代的纸和纸书。
纸和纸书
文 | 来新夏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之一。世界各国的造纸术，都是由中国传播出去的，东方的朝鲜、越南和日本晚于中国二三百年，中亚各国晚六七百年，欧洲国家则晚千年左右。纸的发明使文化的传播摆脱了竹简的笨重和缣帛的昂贵而得到更顺利的流通。这是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上，也是世界图书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根据出土的西汉时期的纸状物或原始形态的纸，说明西汉已经有类似纸的物品。20世纪以来，在中国的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先后出土过汉纸残片，其中西汉麻纸便出土过四次：
一是1933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亭故址中掘得一片古纸，长10厘米，宽4厘米，麻质，白色，方块薄片，四周已不完整，纸质粗糙不匀净，纸面有麻筋。同时出土的还有黄龙元年（前49）的木简若干。黄龙是汉宣帝年号，所以这片残纸当是西汉时遗物。可惜这片西汉麻纸被日本侵华炮火所毁，现幸有照片可查。
二是1957年在陕西西安灞桥砖瓦厂的工地上，发现有西汉武帝时代的遗物，其中有古纸的碎片。经化验证明这是由麻类纤维所造的纸，质地粗厚，外观呈浅黄色，表面有较多的未松散的纤维束，局部有小段双股细麻绳头，帘纹不清，纸上无字，出土时是用来包随葬铜镜的。出土的纸多半已裂成碎片，较大的一片长宽差不多为10厘米。因为这些碎纸是在灞桥发现的，所以称为“灞桥纸”。它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中国最早的“纸”。
三是1973—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甘肃北额济纳河沿岸居延遗址的肩水金关故地发现两片西汉麻纸。一片已揉成团，12厘米×19厘米，呈白色；同处出土的简牍最晚年代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另一片11.5厘米×9厘米，呈暗黄色，质地较粗，含麻筋较多，出土层在汉哀帝建平（前6）以前。这种被称为“金关纸”的西汉麻纸是中国对古纸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四是1978年在陕西扶风地区又发现汉宣帝时期的古纸，质地粗糙，也为麻类纤维所造。
这四次发掘出来的西汉纸，上面都没有文字，可能由于这些纸质地粗糙，只能用来包垫东西，而不能作书写材料。但是，西汉时期用麻料制作纸的技术却是此后造纸术发展的起步点。这一创造为中国的造纸术和正式用作书写材料纸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随着造纸原料的扩充和造纸技术的逐步改进与推广，到了东汉时期，纸便开始成为可用于写书的书写材料了。汉章帝时曾命令著名学者贾逵研究《左传》，并提出《左传》比《公羊传》和《穀梁传》优越的特点。贾逵分条论述并报告了章帝，章帝很高兴，除赐布五百匹和衣一套外，还要他选取高才生二十人来学习《左传》，发给简书、纸书的《左传》各一种。这是文献中记载简书与纸书并行之始，也可见东汉前期的纸已大有改进，达到能够作书写材料的程度。贾逵的学生崔瑗用纸写了《许子》十卷送给朋友葛元甫（葛龚），同时还表示了歉意。这又证明纸可用来写书，但不如缣帛贵重，所以要向朋友道歉。不过当时纸的产量还不高，所以有人曾用废纸反面写书，以致使人看不清。由于纸的产量不高，所以政府中对于纸的使用还管理得比较严，设立专官掌握，如守宫令主管皇帝用纸，尚书右丞主管宫廷用纸。
考古发现的东汉纸张上面是有字迹的，如1942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发现了带有字的纸团，经化验为植物纤维所造，根据与它同时出土的和帝永元年间的木简推断，这团有字的纸当是永元五年至八年间(93—96)的纸。
1973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工地发现了东汉时代的古纸，纸上写有隶书，经化验也是麻类纤维所造。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写有文字的纸。1974年在甘肃武威的东汉墓中又发掘出一批带有字迹的东汉纸。这些发现充分证明东汉时期造纸技术已有所改进与发展。
纸的概念的出现，用麻类植物纤维造纸技术的产生，都为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创造了条件。“蔡伦造纸”是相沿已久的传统说法，过去民间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就说“纸乃蔡伦所为”。这个传之既远且广的说法当始于《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传。书中说蔡伦“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渔）网等造纸，并在汉和帝末年(105)把制品上报，得到和帝的赞赏。从此，天下就普遍用纸，而把纸称作“蔡侯纸”。史传中所说的“造意”是指创始而言，所以就有了蔡伦造纸的传统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一是在蔡伦以前就有能写文字的纸，蔡伦只能是改进者，而不是发明者。二是《后汉书·宦者列传》所记这条史料，根据《东观汉记》中记载应是“蔡伦典作尚方作纸”。尚方是一种官职，指少府（掌管山海池泽收入并皇室手工业制造）所属的尚方令。这个职位是监督制造宝剑等各种器械，并且主管纸笔墨等用品。典是主管的意思。《东观汉记》的这段话是说蔡伦任尚方令主管造纸工作。由于他是主管者，所以所造的纸被称为“蔡侯纸”。蔡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造纸事业中的地位应该如何看待呢？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今湖南省耒阳县），东汉明帝永平末年(75)入宫当差。章帝时任小黄门达十余年。和帝初(89)任中常侍，又加位尚方令。安帝元初元年(114)封为龙亭侯（今陕西洋县），后为长乐太仆。永宁二年(121)因卷入宫廷内讧而自杀。蔡伦在宫廷数十年，参预决断国家的机密大事，又很有才干，对造纸事业可能起到改进和推广使用的重要作用。尽管对蔡伦造纸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但至少有两点应该肯定：一是他总结和提供了新的造纸原料，即在麻类纤维外，又用树皮作原料；二是他改进和推广了新的造纸技术，总结了剥皮、沤烂、熏煮、舂捣、漂白等一套新工艺。由于有了这些改革，便为中国的造纸工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蔡伦扩充造纸原料、改进造纸技术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由于东汉以来造纸术的进一步改进和推广，纸写书逐渐趋向取代简书和帛书。三国时已经有较多的人用纸写书，但是帛书仍然流行，并且被视作一种高贵的书写材料。魏文帝曹丕是个文学家，写过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典论》，魏和吴在国事交往中，魏曾用帛和纸各写《典论》一部，作为外交赠礼，帛书的一部送给孙权，纸书的一部送给吴大臣张昭，从二者的地位衡量，帛书显然表示尊重而纸书则是一般流行本。
晋代用纸写书更为流行，一般人都知道“洛阳纸贵”的成语。这是说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撰写《三都赋》后，由于文辞典丽，许多人传抄，首都洛阳地方的纸张因之涨价。可见，纸被普遍使用，并且已经是一种商品了。不仅写书，西晋学者陆机还用纸写过一件《平复帖》的书法作品。《平复帖》距今1700余年，但是由于历来精心保护，现在还珍藏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中，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本书法。东晋以后，官方文件大量用纸。公元404年，权臣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楚帝以后，曾正式下令废除用简牍书写，改用经过防蠹药物处理的黄纸书写，这是最早明令用纸书写的规定。从此，中国文化的传递便进入了纸写书的时代，简牍逐渐被淘汰，缣帛则多用于书画艺术品的材料。
从出土文物考察，晋纸规格已逐渐定型，一纸宽约一尺，长一尺有半。按晋尺约合今25厘米，一纸即宽约25厘米，长约38厘米。纸写书是把幅度相等的纸粘连在一起，由末尾向前卷，前后加签和轴，形成卷轴形式，后来就称这种卷轴式的书为“卷子本”。现存的古卷轴绝大多数是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共有从4世纪至10世纪间的纸写本二万卷，其中精华部分近万卷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先后于1907、1908年盗去，剩下的万余卷现存北京图书馆。20世纪30年代时由著名学者陈垣先生主持编成《敦煌劫余录》。敦煌写本绝大部分是佛经，还有一些经史子集和文书契约，除汉文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卷子本在其他地方也都有发现，至今尚能见到实物。
中国最早有确切年代的纸写文书写于西晋武帝泰始九年(273)，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
中国最早的纸写佛经是西晋咸宁四年(278)的《陀罗尼神咒经》，现流失国外。
中国最早的外族文字纸写物是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古烽燧遗址中发现的粟特文书信。粟特文是居住在中国西北和中亚一带粟特人所使用的文字。这批书信约写于西晋永嘉年间，即公元313年之前。
中国最早的汉文纸写书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哈拉和卓发现的书信纸，它写于前凉建兴三十六年(348)。
中国最早的纸写书是1924年在新疆鄯善出土的《三国志》残卷，写于陈寿完成《三国志》后不久。这个残卷包括《虞翻传》和《张温传》的部分内容，计80行，1090字。原卷已流入日本。1965年初，在新疆吐鲁番又发现晋人抄写的《三国志》的《孙权传》和《臧洪传》残卷，计40行，570余字，抄写时间比前者还早。
从隋代到唐代前期，纸写书比较流行，仍然是卷轴式墨写，直到八、九世纪，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手写纸书的状况有所改变，印本纸书出现，装帧形制也由卷轴制向册页制过渡，册装形式开始流行。这是纸书的一大进步，因为册装纸书比卷轴纸书具有易成、难毁、节费和便藏四大优点。
印本册装纸书在唐末五代时已经流行，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取书记》中曾记录过五代时后汉乾祐二年(949)雕印的《金刚经》册装形制。这部经印刷简陋，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不是卷轴式，而是折叠式，是旧型纸书向新式书籍的过渡。这部经一共八页，只印一面，折叠以后在末页上再粘幅纸，展开后就像一本书的样子。五代时，册装纸书由折叠装更向蝴蝶装发展。有一本五代时刻印的《切韵》残本，16页，它把字面对折，每页的折端粘在一起，这和宋代流行的蝴蝶装几乎一样。
宋初，处于写本纸书向印本纸书全面转化的时代。北宋的纸书盛行册页制，册页的单位称“纸”或“版”。宋朝政府对校书人员所规定的定额是“每员复命校册叶背面二十一纸”。这“二十一纸”也就是“二十一版”。一个册页以一背一面合为一版，背和面的分界线是版心。北宋版的书，一般都在版心的地方记本版字数、书名或简称、卷数和刻工姓名。各版成册时，是将有字的一面，以版心线为准内折，再把中缝的背口，粘在包背的厚纸中线上。当书展开时，很像展开双翅的蝴蝶，所以称这种纸书的形制为蝴蝶装。这种蝴蝶装很像现在的地图册，就是有图的两面对合在一起，隔两页空白，再翻又是对合的图。蝴蝶装主要以粘接合页的版心线为主，也有用线订的，但是因为是图文内合，订线在版心处，容易损坏书，还不如粘接为善，不过这种以线装订的做法却对后来线装纸书的出现有启发意义。蝴蝶装的粘背接缝工艺，宋代文献中常称它为“装背”，这种“装背”工艺又为后来的包背装纸书开了路。
在印本纸书日益发展改进的同时，手写纸书并未完全取消，在宋朝目录学家尤袤所编的《遂初堂书目》中就著录有多种写本书。写本书已开始由卷轴改为折叠成方册，称为折子装，很像后世所用的折子。又因为它更多是为讲经诵读方便而把卷子折叠起来，这样就不需舒卷而只要左右翻动，所以又称它为经折装或梵策装。另外还有一种装帧形式，就是在卷轴式的底纸上，把书页像鱼鳞那样依次错落地粘裱，打开时，好似龙鳞，所以称为龙鳞装。收卷时，书页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装或旋风页卷子。
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书影。一九四七年秋，故宫博物院收得唐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为海内佚书。其装潢虽为卷子，而内含散叶二十四叶。盖以两纸裱成一叶，故两面有字。其装为卷子也，则以第一纸裱于卷内。自第二叶起，仅以叶之一端粘着卷上，以次错叠，如鱼鳞然。卷之则成卷轴，不见散叶之迹。宋濂跋称其“装潢之精，出自宣和内匠”，是犹北宋原装也。其后虽有“洪武参拾壹年肆月初玖日重装”字样，意必修整原装，未更形式也。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吴彩鸾《龙鳞楷韵》，柳诚悬题……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与此卷形式相同，盖即龙鳞装也。旋风装和经折装虽与蝴蝶装并存，但随着印本书的日益增多，旋风装已成为历史陈迹，经折装也主要用于佛家经典，如清雍正时刻印的《龙藏》便是经折装。经折装和旋风装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而只有蝴蝶装才使纸书开始成为方册，它是由卷轴走向册页的第一种形式，也为后世的书册创立了书型的初步规模。 继蝶装纸书之后是包背装，它流行于元明时代。包背装与蝴蝶装恰恰相反，它把印字的一面外折，版心线在书口，后背用书皮包裹，形式上与线装书差不多，只是不穿孔钉线，而是把书页糊粘在包背书皮的中线部分，实际上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现藏北京图书馆的元刊本《汉书》和《文献通考》是包背装，明朝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是包背装。清代的包背装技术尤为出色，有一部清朝皇室的家谱——《玉牒》，用宣纸画朱丝栏端楷写成，每册长90多厘米，宽50多厘米，厚也50多厘米，重一百五六十斤，移动上架，需要两人。它就采用包背装工艺，至今二百余年，屡经搬迁，包背丝毫无损，也可说是中华一绝了。
到了明代中叶即公元15世纪时，纸书在包背装基础上又出现了线装。线装就是把包背装的整张封皮从书背处裁为两半，前半成封面，后半成封底，连同书身一起打孔穿线，装订成册。线装到清初便被广泛采用，一直沿用到现在，甚至有人误把线装作为古书的代称，而对线装以前的古书形式知之不多了。线装的优点在于纸书的外观非常整齐美观，无论是四眼钉、六眼钉或上下包角，都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即使装订线断了，书页也齐叠成册不易散乱，而且不论新书旧籍，都可改装一新，便于保管。不过由于它把版心处折为书口，多次翻阅易于断裂，在遇到整版插图时，反不如蝴蝶装内折的易于观览。虽然如此，线装应该是纸书成册的最整齐美观、便于阅读保管的进步形式。
印本纸书从唐以来，历千年而不衰，近代除版印外，还有铅印、石印等等手段，内容日益丰富，独尊地位日益稳定。但是，这不等于说手写纸书完全不复存在，相反地，手写纸书日益崇贵而受到人们的珍视。如从版本学角度看，稿本、写本、抄本、传抄本等等手写纸书成为珍藏图书。各朝重要大型著述往往手写，明朝的《永乐大典》总字数达3.7亿字，除永乐五年(1407)编成后缮写一部外，嘉靖四十一年(1562)为预防不测又命令重抄一部。清代《四库全书》共79309卷，一共抄了八部。这两部大书当时都没有印本，而以仅有写本表示其尊贵的地位。有些著名学者为刊印自己的著作而请名书家写好后再刻印，称为写刻本，如清初著名学者、诗人王士祯请福建书法家林佶为其手写《渔洋山人精华录》，然后再刊版印行，成为相当精美的工艺品。
不论手写纸书，还是印本纸书，对于传递和传播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二千多年的纸的历史和一千多年纸书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和对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确是其来有自。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传递和传播的媒介工具势必在扩张，胶片、胶带、光盘等现代技术产物被广泛运用，但是，纸的应用和纸书的价值仍将经久不衰地为传递和传播人类的文化作出其历史贡献。
摘选自：
书名：中国古代文化：薪传篇
作者：来新夏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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