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理学诊断体系的建立与不断完善
与其他大多数瘤种一样，病理学进展是推动肿瘤研究最早和最大的动力，在我国早期GIST研究中，病理学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国最早的GIST原创性研究可以追溯到1991年发表在《癌症》的一项关于GIST组织发生学探讨的研究。在其后的多年内，已有的GIST研究多由病理科医师发表，内容涉及GIST的病理特征分析、免疫组化特征及超微结构观察等。2006年，由侯英勇和朱雄增主编的《胃肠道间质瘤》出版。该书是我国首部聚焦GIST的专著，其中对GIST的病理诊断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次年，中国胃肠道间质瘤病理专家组成立并首次发布《中国胃肠道间质瘤病理共识意见》，标志我国GIST病理诊断体系业已初步建立。
上述开创性的工作对于规范我国的GIST病理诊断至关重要，也为临床医师了解认知该疾病，进而萌生关注和兴趣作出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我国GIST研究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病理专家一直是各版中国GIST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编写组的重要成员，在《中国胃肠间质瘤诊断治疗共识（2017年版）》编写过程中，以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王坚为代表的我国病理专家针对沿用已久的改良美国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ion of Health，NIH）危险度分层标准中一些不合理的细节进行修正，形成目前在我国广泛使用的危险度分层法。此外更以一张简明易懂的病理诊断路线图梳理GIST的病理诊断和鉴别诊断流程，极大提高了GIST病理诊断工作的效率和规范性，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
除了确立明确的诊断之外，国内研究者还围绕通过病理特征预测肿瘤恶性潜能及复发转移风险开展有益的探索尝试。复旦大学中山医院侯英勇积极找寻病理形态学指标在评估肿瘤侵袭和转移风险上的可能价值，提出基于2项肉眼播散指标、5项显微镜下指标及5项肿瘤原位指标的病理形态学危险度分级法，尝试让GIST危险度评估工作重新回到纯病理形态学观察的水平，其优势在于更客观准确，虽然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推广，但已在国内较小范围内得到应用和验证。除了单纯病理形态学指标，国内的多个研究团队已经发现肿瘤细胞增殖指数Ki-67等肿瘤免疫组化表型特征可能有助于预测GIST的复发转移风险。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GIST病理体系的内涵和临床可操作性。
KIT/PDGFRA基因突变是驱动GIST发生的重要分子事件，基因突变检测在确立GIST病理诊断和指导靶向药物治疗上的价值毋庸置疑。此外，国内研究者还积极探索基因检测在进行预后判断和复发转移风险评估中的价值。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李健团队在国内较早发表单中心大样本（>100例）GIST基因突变分析数据，结果显示：KIT突变状态和伊马替尼疗效及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密切相关。笔者团队也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KIT基因本身的特定突变类型可能是GIST患者不良预后的强烈预测因素，结果分别在2014年和2020年发表。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一项上海GIST协作组多中心回顾性分析，也论证了KIT基因第11外显子纯合性突变对GIST恶性预后的预测价值。
随着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技术的发展，当前的基因检测技术已经由传统的第一代Sanger测序逐渐发展为高通量的第二代测序技术（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以及液体活组织检查。2014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团队在国内率先报道基于NGS技术对中国GIST患者伊马替尼治疗前后肿瘤相关基因突变情况分析。其为GIST驱动基因及耐药基因的研究提供真实世界数据，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思路和依据。
2018年，江苏省人民医院徐泽宽、徐皓团队评估循环肿瘤DNA（circular tumor DNA，ctDNA）结合NGS检测在晚期GIST诊断方面的优势，并指出肿瘤大小及ctDNA检测到KIT基因11外显子突变可作为伊马替尼疗效的独立预测因子。2021年，国内相关领域的临床和病理学专家对临床实践中涉及GIST基因检测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拟制订基于循证医学证据的GIST基因检测与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将有助于规范提高临床医师对GIST基因检测应用的重视并更好地指导靶向治疗，也标志着我国GIST病理诊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外科治疗规范化、微创化和整体化有机结合的发展趋势
以詹文华、师英强、梁小波等为代表的外科专家和以秦叔逵、沈琳、王雅杰等为代表的肿瘤内科专家在我国GIST临床专业化治疗初期做了大量卓越的启蒙工作。这些消化道肿瘤内外科医师敏锐察觉到GIST这一新瘤种的可研究价值，逐渐转到其诊断与治疗领域，也间接推动该项工作的兴起。至今，外科医师和肿瘤内科医师团队仍然是活跃在我国GIST诊断与治疗及研究领域的主体，主导我国GIST的临床研究、合作与交流。
外科手术切除是原发性GIST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靶向药物问世之前，外科手术甚至是复发转移性GIST唯一的治疗手段。因此，外科医师一直是GIST领域的生力军。GIST作为一种相对少见肿瘤，诊断与治疗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基层医院的外科医师常对其认识不足，容易出现误诊误治，而对于GIST这种生物学行为高度多样性的肿瘤，初诊初治的正确与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初次治疗的失误常会给后续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有鉴于此，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在2015年推出《胃肠间质瘤规范化外科治疗专家共识》。2018年，随着在腹腔镜技术适应证、小GIST内镜/外科处理及晚期GIST外科治疗等方面不断出现新的循证医学证据，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CCS）胃肠道间质瘤诊疗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胃肠外科学组再次对上述专家共识进行一次重要的更新，形成《胃肠间质瘤规范化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版）》。该共识对于规范我国GIST外科治疗，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目前我国GIST外科处理的参考依据和行业标准。
近年来，随着对GIST生物学行为认识的深入和外科手术技术及器械的发展，GIST的外科治疗明显呈现出规范化、微创化和整体化相结合的趋势。传统开腹手术过去一直是GIST主要的治疗手段，近年来随着以腹腔镜为代表的微创技术发展，腹腔镜手术在腹部外科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甚至已成为包括胃癌、大肠癌在内的消化道上皮来源癌肿的标准手术方式之一。GIST的外科治疗原则主要包括R0切除（切缘阴性）和避免肿瘤包膜破裂，不需要常规行淋巴结清扫和扩大脏器切除，上述原则使腹腔镜技术注定可以在GIST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外科界对于腹腔镜技术用于GIST治疗也经历了从质疑到谨慎尝试，再到逐渐推广的过程。
从最早的《中国胃肠道间质瘤诊断治疗共识（2008年版）》到最新的《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2021》。在共识或指南多次修订更新过程中，可以看到腹腔镜手术适应证被逐渐有序稳步扩大，目前推荐在有经验的腹腔镜医疗中心，可以根据肿瘤部位和大小考虑腹腔镜切除，如胃大弯侧及胃底体前壁直径≤5 cm的病灶被认为相对适合行腹腔镜手术，上述更新趋势也与国外GIST诊疗指南的更新变化保持一致，反映了微创理念在外科治疗中的普及。
由于GIST起病隐匿，不少患者初诊即为晚期，丧失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而部分GIST患者即使在接受了根治性手术后仍易出现复发转移，在靶向药物时代前，对于这些晚期GIST患者治疗常是姑息、被动、无奈的外科手术，甚至这样的手术需要在整个病程中反复进行，伴随手术次数的增加，手术效果越来越差，手术风险及难度则越来越大。以伊马替尼为代表的药物曾一度有效改变此尴尬局面，一方面，局部晚期GIST可以通过术前新辅助治疗实现肿瘤降期，进而实现手术风险的降低、根治性的提高以及脏器功能的保留；另一方面，伊马替尼术后辅助治疗也显著降低GIST术后复发的风险。但是随着伊马替尼的临床应用逐渐普及，伊马替尼耐药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制约进展期GIST疗效的主要原因。在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时代，外科手术在晚期GIST治疗中的地位究竟如何？该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具体可以体现在外科手术治疗介入的指征、时机与方式等问题。靶向药物问世的20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始终没有停止过外科手术在晚期GIST治疗中地位的探索，国外的一系列回顾性研究基本都一致发现，在靶向药物取得满意疗效的前提下，开展减瘤手术可能会使患者生存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多个国内研究团队也通过单中心数据的回顾研究，得到相似结论。上述循证医学证据提示在靶向药物时代，晚期GIST的外科治疗不应是独立的，而应是与药物进行有机结合，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合理干预，这也反映了当前对GIST整体观的综合判断和认识。
（三）靶向药物推陈出新，不断挑战GIST患者生存极限
在靶向药物问世之前，晚期GIST患者因对放化疗不敏感，通常预后较差，伊马替尼彻底改变了晚期GIST患者的治疗局面，约85%的晚期GIST患者可以从伊马替尼治疗中获益，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median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mPFS）达20~24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median overall survival，mOS）达5年。基于一系列临床研究取得的证据，目前国内外指南均推荐伊马替尼作为不可切除、转移或复发性晚期GIST患者的一线治疗用药以及具有显著复发风险的GIST根治性手术后的辅助治疗药物。2002年伊马替尼在国内快速通过药监部门审批获得用于治疗中国晚期GIST患者的适应证，但在该药上市的早期，由于价格昂贵使不少患者因为经济因素放弃了治疗，其后在临床医师、制药企业、慈善公益组织和国家相关部门的共同推动下，伊马替尼的治疗成本不断下降，可及性极大提高，目前对于绝大多数患者，经济因素已经不成为其限制治疗的因素。然而，伊马替尼治疗后2年内，约50%的GIST患者出现继发耐药，另有约4%的患者对伊马替尼不耐受。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证实多靶点TKI药物舒尼替尼用于伊马替尼耐药或不耐受的晚期GIST患者的疗效，基于此研究，舒尼替尼被批准用于伊马替尼治疗失败或不耐受的晚期GIST患者。但在后续研究中发现，长期暴露于舒尼替尼可使激酶活化环出现新突变，常见于KIT外显子17（如D816H和Y823D），从而导致舒尼替尼耐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和安慰剂对照的Ⅲ期研究（GRID研究）证实另一个多靶点TKI药物瑞戈非尼对于伊马替尼和舒尼替尼治疗进展的转移和（或）不可切除的GIST患者疗效，从而成为GIST标准三线药物。2020年，沉寂多年GIST药物治疗格局被打破，2种新型TKI药物相继在国外获得GIST治疗适应证并于2021年在国内获批上市。瑞派替尼是一种新型广谱酪氨酸激酶开关控制抑制剂，对发生在ATP结合区和活化环的2种突变均具有活性，可广泛、有效地抑制GIST中已知的激活突变，在INVICTUS研究（NCT03353753）中纳入129例进展中的≥四线的晚期GIST患者，瑞派替尼组和安慰剂组的mPFS分别为6.3个月和1.0个月（HR=0.15，P<0.000 1），瑞派替尼组和安慰剂组的mOS分别为15.1个月和6.6个月（HR=0.36，P=0.000 4），两组总体安全性相当。而阿伐替尼是针对PDGFRA D842V这类伊马替尼原发耐药突变具有高度选择性的Ⅰ型抑制剂，Ⅰ期研究（NAVIGATOR）纳入56例D842V突变的GIST患者，针对存在PDGFRA D842V突变的晚期GIST患者，阿伐替尼在98%情况下可使肿瘤缩小，客观缓解率为84%，5例（9%）完全缓解，44例（79%）部分缓解。当前，国内外指南已明确GIST的药物治疗分线格局：一线伊马替尼、二线舒尼替尼、三线瑞戈非尼、四线瑞派替尼以及阿伐替尼用于PDGFRA18外显子治疗。回顾过去20年，逐步形成的该药物治疗管线，经历了从单靶点到多靶点再到精准靶向基因特定突变类型，最终给患者带来精准治疗获益，晚期GIST患者的生存时间得到进一步延长，甚至一部分体内残余肿瘤负荷较小的晚期患者病情长期稳定，实现了与肿瘤的共存状态，GIST逐渐呈现出慢病化的趋势。
（四）规范化诊断与治疗模式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
近30年来，肿瘤治疗原则发生很大变化，由单一的外科治疗逐步发展演变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治疗。随着专业的不断细分和亚专业的形成，学科界限也变得越发模糊，因此，各学科间的沟通与协作显得越来越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