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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原作者甄载明曹担任过邓宝珊将军新一军秘书、为甘肃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  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时的邓宝珊 邓宝珊（1894年—1968年），名瑜，字宝珊，甘肃天水人，是民国时期纵横西北几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是国军的陆军上将，西北军的重要将领。 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任国民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阻击日军渡过黄河。1948年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民革，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正文 1936年在西安发生的“双十二”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个重大的转折点，追使蒋介石放弃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共同抗日局面。在“西安事变”中，邓宝珊将军因远在兰州，未参与。但在蒋被释放，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东北军和陕军方面少壮派愤欲举兵的危急时刻，邓宝珊将军却挺身而出，参与处理“双十二”事变的善后工作，这对促进我党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起过重大作用的，作者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为邓将军之随从，对邓将军情况略有见闻，兹回忆追述如下。 一、事变前的邓宝珊将军 邓宝珊与杨虎城、张义安在当时并称为“靖国三员战将”。这是三人合影，中为邓宝珊、右为杨虎城、左为张义安 “双十二”事变前，邓将军任新一军军长兼省政府委员驻在兰州。事变的当天，即1936年12月12日，邓骑马到兰州城外郊游，下午3时许返城时，忽发现城门上布满岗卫，同时还盘诘于他，他感觉到情况异常，但以为是部队发生了什么问题，并没有引起惊疑。他回到住处山字什公绾时，见其胞兄子盘从外县来看他，已先到家，他一如平时设家宴招待，座上有不速之客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高级幕僚范朴斋相陪，但饭还没吃完，便昕见东郊传来枪声。接着电话铃也响了起来，打电话者是省政府周从政秘书长，称他要来向邓军长报告要事。没多时，周拿着西安的一份电报交给邓，电报内容是张、杨扣蒋实行兵谏，还有对国是提出的八项主张通电，及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给周的电报，邓至此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事变之前，蒋介石在西安正忙着召集军事会议。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东北军）军长于学忠已奉召在准备赴陕。当时确定省政府事务由秘书长周从政代行。绥请公署主任由参谋长章亮琛暂代，事变的第二天，一切计划发生变化，上午9时，省政府召集全体委员及地方上绅在省政府后花园船亭上开了紧急会议，由周从政秘书长向到会者报告了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的简要经过，宣读了张、杨通电内容、还说明昨天的枪声，是因五十一军收缴东郊拱星墩、东校场中央军及城内绥靖公署的枪械时，遇到了一点抵抗。他要大家保持镇定，安于职守，要共同维护好地方治安。  绥靖公署被缴械后，因新一军军部与其只一墙之隔，有些官佐越墙入军部避难，邓命军部副官处给安排了食宿。是日晚，邓收到了杨虎城将军以私人名义给他的电报。电文极简，因语焉不详，邓思想上一度狐疑难决。他认为蒋介石早就意谋打内战，他是不大可能接受联合一致，枪口对外，共同抗日的进谏的。“捉虎容易放虎难”，他想到如果万一蒋不接受和平建议，那将会使局势更加捉摸难定，因此甚为忧虑。但他知道此时是非常时期，时局会瞬息万变，为慎重起见，在不便电报询问的情况下，他只好权且静观事态发展。其间，于学忠因军务倥惚，曾勿匆忙忙回过一趟兰州，但邓见其行态火急，未便追问，只与其简言数语，以致仍不悉底蕴所在。  直到同月27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来兰后一切才略有端倪。经他向邓陈述事变经过以及延安派周恩来、叶剑英到西安调解之始末，邓才了解“西安事变”前后的鉴个事态变化过程。他得悉蒋介石之被释得助于毛泽东，是共产党从拯救中华民族大局出发作出的妥善安排，因此邓将军对中国共产党这种以民族利益至高、国家利益至重的态度，感到无比的钦佩。 二、赴西安协助处理善后同年12月15日，张学良将军亲自把蒋介石护送到了南京。听到此消息后，邓将军不禁为之一惊。心中暗忖：糟了，汉卿何其荒唐！他深知即使蒋介石确曾作出保证不加害于张将军，但是虎出牢笼，总是难保不进行反噬的，此举实属不必。不久，情况果然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是张学良将军被扣，东北军少壮派一致要举兵营救；二是东北军老将王以哲将军被暗杀（有说是王正组织力量打算与南京摊牌而被特务杀害)；三是蒋介石派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准备以三路大军进攻西安、蒋介石的四十六军樊崧甫部董钊、陈安宝两师已进入潼关，一部过渭河向西进通、一部进人华阴；四是西安对外的交通、邮电不通达，南京广播电台又多方造谣，说西安已由共军控制，中共已由延安移至西安，又说于学忠、杨虎城等正集结队伍，东出潼关；五是蒋回到南京后，在把张学良交军事法庭，后又特放交军委会管制后，想将东北军与陕军全部调离西安，开往甘肃进行整编；六是传言蒋欲撤消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职务，由蒋鼎文接任；七是听说冯钦哉已和樊崧甫秘密接头，自寻出路；八是杨虎城将军深感困惑之际，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将军，认为把他请来可以打开局面，曾同东北军将领商量过，请邓马上到陕共商大计。出于以上原因邓将军遂于元月上旬到达西安。 正当东北军青年将领聚集于杨虎城将军公馆，磨拳擦掌，一致推请杨虎城统率部队与南京方面开战，以便营救张学良将军的紧要时刻，邓宝珊将军到达西安。邓将军一面安慰东北军将领暂时稍耐，容他和杨虎城主任商量一下再行定夺，安慰他们如真的要打，他也愿与杨将军一道参加指挥；一面又和杨深入分析研究了政局态势。他指出：“张、杨既已通电要求停止内战，如果因张的被扣，由杨自己单独发动内战，会给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入侵机会，将来如果因此而招致更大的国难，则民族罪人，将不是蒋介石，而是你杨虎城将军了。”接着又说：“你们这次兵谏能够使蒋介石接受，主要是靠共产党和周恩来的鼎力相助，你为此向南出兵，显然与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意图不合。”他们经长时间的倾谈，并与有关幕僚及西安知名人士杜斌丞、刘霭如等老朋友详细商讨，杨的态度逐渐转变。最后他们商定一条妥善意见，认为阎锡山久经政局变化，特别中原一战的教训，老谋深算，又是陕西邻邦，应该看看他是什么态度。因此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气候下，邓将军乘坐一架教练机，只身赴太原和阎锡山交换了意见。阎锡山的看法和邓将军一致，认为光把中央军逐出潼关已经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杨部己有向潼关樊崧甫输诚的人。阎提出：只要想方设法把实力保存下来，将来何愁不能为抗日效命。对于杨虎城的处境，经过缜密考虑，邓、阎一致认为：他如真的脱离部队，蒋可以随时找借口杀害他，为此，应找一妥善的周旋之法。邓回西安后，根据阎的提示，提醒杨特别注意自己的部下，并建议杨申请政府给以出国考察机会，借故离开故土，将来一旦抗日战争需要，再行回国。杨觉得这是一个万全之策，于是决定派陕西省府秘书长李志刚先赴南京打听一下各方面的消息，听听社会舆论、呼声。然后邓将军拜访了于右任、孔祥熙等著名人士。征询他们对应变的看法。他们说，蒋已兵权在握，轻举妄动乃不智之举，希望杨能自己想法派人先试探一下蒋的态度，进而适当进行说项。但谁能够在蒋介石面前折冲樽俎呢？几经研究不得其人，于是邓将军便自告奋勇，挺身而作南京之行。 三、两次去南京谒蒋1937年2月8日，邓从西安到了南京，未期蒋介石该时赴杭州养疴。邓于是连夜奔赴杭州求见蒋，蒋可能已想到邓之求见是为杨进行说项，但为了不悖邓之情面，还是于次日早晨在航校官邸会见了邓。见面时，蒋躺在一个特制的长沙发上，表情十分严肃，只寒暄数语。当提到杨虎城时，蒋显得气急败坏，声色俱厉地对邓说：“杨虎城，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他？竟然跟上张学良一道反我，他跟张学良比跟我好吗？”说着火气越来越大，他虽腰疼，却仍挣扎着坐了起来。宋美龄见状，从内室出来给他倒了碗茶，他怒犹未息，邓将军到底是久经沙场名将，他并没有因蒋介石施威而畏缩。仍从容不迫地说：“这次西安事件，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心，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更加会引起中外人士的敬佩。”这几句话说完后。落介石颜色即稍霁(jì)，他慢慢地移动了一下身子，躺在靠背上，想耐心听听邓的意见，邓随即问及委员长有无让东北军和陕军开入甘肃进行整编之设想？并婉转地陈述了杨虎城的要求，邓希望委员长能以领袖之胸怀，对杨作妥善安置。蒋未置可否，示意叫邓先回住处休息，俟他考虑好后再告诉他。邓辞出时，适戴笠在旁，他拍了一下邓的肩膀，有点买好地低声称赞：“邓先生真会说话。”邓回到饭店休息，当晚接到通知：10日早晨蒋介石邀他便饭。邓于次晨至蒋的官邸去赴宴会。宴会由宋美龄代主接待，侍从室主任贺耀组（祖）等作陪。蒋在宴会上没有什么表情，心情较平静，他即席谈及自己意见：“杨虎城可以考虑出国，名义用军事专使或其它，将来再定。十七路军番号暂时不变，由孙蔚如领衔，陕西省主席亦由孙蔚如兼，西安绥靖主任等研究确定后再发表。至于东北年改编问题，即通知于学忠照办”。邓在便宴之后，当日转回南京，第四天折回西安。 邓回西安后，杨虎城对蒋的处理，起先还在犹豫，后来发现蒋介石对十七路军耍了不少阴谋，收买分化他的部下，十七路军仅次于孙蔚如的将领冯饮哉投，连他最来信的警卫团团长来振西也叛离，还有王劲哉、杨子恒也转向蒋介石，在此情况下，如果不出国，可能会变成光杆司令，甚至会发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加之在其后不久，蒋电召孙蔚如面授机宜，并宣布将杨虎城撤职。于是杨下定决心卸去一切职务准备出国。 杨意决之后，邓遂与杨计议组成了他出国的随从班子。鉴于蒋的指示虽已取得杨的同意，仍须要对蒋作个交代，邓于同年3月13日第二次到了南京。他在黄埔军校南京官邸谒见了蒋，报告了西安之行的结果，并代杨虎城将军表示了谢意。说承蒙委员长以“宽大处理”之厚德，才使杨能够出国成行。蒋听了色蕴喜、表示满意，邓亦顺便提出欲在南京小住数日。蒋点头同意，并说东北军即将全部开离西北，嘱邓要把甘肃问题考虑考虑。 邓在南京小住期间，常赴于右任家中与于叙旧，畅谈了许多往事及当前政局。邓面见的国民党中央要人还有陈诚、何应钦、胡宗南，宋希濂等，还访见了国民军旧同僚张之江、徐永昌、石敬亭、何遂、李云龙等。所谈内容皆系西安的和平解决及将来对日开战问题。《大公报》的张季鸾先生与范长江曾专程由沪到京访邓，作长夜谈。  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 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24岁参与起草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先后担任《民立报》分社总编辑、《大共和报》议员、《民信日报》总编辑、《新闻报》北京通事、《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去世后，毛泽东评价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赞誉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邓将军在南京驻留约两星期，蒋知邓未走，又一次接见了他。告诉邓：“杨虎城以军事专使名义出国考察，旅费及出国手续，由军事委员会会同外交部办理。”嘱邓“回西安后转告虎城立即准备出国。”当问起邓对甘肃人事有何意见时，邓想了想。未等他答复，蒋即接着说：“甘肃省主席我看还是你去好。”邓说：“我是甘肃地方人，对地方事确有许多难办的地方，尤其甘肃情况复杂，我不一定受地方人士的欢迎（暗指马鸿逵、马步芳等）。”蒋说：“那你希谁合适？”邓以前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很快便回答说：“我看宗南去比较好，他对甘肃情况比较熟悉，地方人士也没话说。”蒋点了点头。邓辞出后即转往上海，在沪驻足约一星期后即回到西安。  1937年于学忠在南京（中） 在沪期间，适杨虎城和于学忠奉召赴杭州谒蒋过沪，邓遂与杨、于等于3月30日又一次去了杭州，在蒋面示杨出国的决定不变后，他们才一起回了西安。邓在上海，还为杨虎城将军的出国，做了一件极尽友谊的事。他通过郑毓琇那位老上海的关系，同上海市“黑社会”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进行了接触，请他们在杨出国到上海时，务必保证其出境的的安全。 四、送杨虎城将军出国杨虎城将军准备就绪后，于1937年5月中旬，由邓宝珊将军陪同到上海，并将随从人员安顿在上海。联系办理好出国手续后。邓又陪杨到了南京，向友好辞行。当时蒋介石已去牯岭，他们电蒋请示同意他们去向他辞行，随后两人同去庐山。将在庐山面告邓，由他兼任兰州警备司令部司令。 邓宝珊将军于是年6月29日，把杨虎城将军一行送上出国的轮船，遂后回西安处理了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后的一些事，即到三原小住，不久回到兰州。所谓要邓兼的兰州警备司令部司令，那只是在新一军的经费之外，每月增加2000元的所谓警备费，“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并未挂出。杨将军出国不久，在同年7月7日，即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同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呼声下，杨将军岂肯寓居外人篱下？不久、他从法国马赛给邓将军拍来电报，谓“抗战发生，弟身为军人，不能再滞留国外，决日内动身回国。拟先在兰州小住后，再率队奔赴前方。”不期，该时邓已率部去榆林。我接到电报后，将原电转往了榆林。从电报上得知杨将军要来兰小住，我和副官处商量后，立即给杨将军准备了住处。不料，以后却消息渺然、杨将军杳无下落。一年之后，我才知道杨将军一入国境，即被蒋家特务监视，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外的一处二层小楼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遇害。 资料来源： 《甘肃文史资料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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