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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牢”：澳门监狱特有称谓 撰文丨黄婉妍 陈淑怡 黄婉妍，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淑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摘 要] 我国现存研究中国监狱的文献和所有的中文辞典工具书，均未见“矢牢”一词。但自明朝起，“矢牢”已悄然进入明朝有关葡人居澳的史册。通过文献回顾、文字考析、梳理整合，可以追溯到“矢牢”一词的来龙去脉，进而揭示其所反映的历史价值及其学术价值。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矢牢”实乃中西文化及司法体系在澳门交融滋生的历史产物。通过梳理中国古监狱名称，以及澳门监狱在城区街道中、葡文名称的变化，可进一步印证“矢牢”是澳门监狱特有的称谓，同时亦是我国有关监狱体系的“佚词”。这一佚词见证了中西文化在澳门司法系统中的历史交汇，应被收录到中文有关的辞典及工具书内。 [关键词] “矢牢” “屎牢” 市牢 澳门监狱 中西监狱体系 一、中国古监狱的称谓 监狱的衍生与人类繁衍所涉及的资源共管共享有着密切关系。在人类的认知世界中，各种资源均属有限性质，更多的是不可再生，但人类由于基因繁衍的需求无限，故对于紧缺资源该如何管理及应用便有着不同的学说。我国有关如何管治社会的法则有众多立论。春秋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之说，需要受众具有高层次的精神领悟及舍离物欲追求，故能成就者凤毛麟角。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理念，以恻隐心及同理心为社会基石，但孔子的理论却只道出了社会应该具有的道德标准，然而指标往往犹如成败萧何，社会安定与否全赖个人意愿执行。故以法治国的论说似乎更有张力地成为社会的营运核心。 人类与自然互相依存。为了善用紧缺资源，共同生活于一方水土的个体便需要遵守以不同形式制订出来的法则，亦只有那些守法者才能安然共同生活。这些法则建立的目的是让人类在管理及享用资源状态下得到更大程度的兼容，从而避免个体之间因资源倾斜或不公而出现争夺及杀戮。为了维系人们所构建的社会安宁，不守法者便需要从群体中被隔离及另辟一室以置之，在被监管的同时，离群者便需要接受与社会“同化”的相应训练，这就是《商君书·赏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之由来。是故监狱乃因管治及维持社会秩序而衍生的法治产物，是展示人类文明程度的场所。监狱的出现同时避免人类因为资源竞争而进行大肆屠杀，其所展现的社会进步性、文明性，促使人类逐步走入法规法治的文明时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体现。[１]法制既然对人类如此重要，那么从文献回顾见证牢狱是重要的社会产物更见其迫切性。以下将从文献梳理呈现我国有关牢狱之起源、历史背景、形制与演变。 按现存文献有关古监狱的起源，我国有不同说法。史上最早有关监狱记录的正式文献始源于夏朝。按《周礼·大司寇》载“夏帝芬三十六年作圜土”，[２]“圜土，狱城也”。[３]夏帝芬是少康的孙子，启以后的第七位夏王，芬作圜土，用圜土来囚禁反抗者。又见《风俗通义》载：“三王始有狱”，先有三王后有五帝，那么按现有之文史数据，夏朝可能是建立牢狱的最早朝代。[４]当然有关牢狱出现的考证，前人研究成果也曾指出监狱可能起源于不同时期，《尚书·尧典》《尚书·皋陶谟》《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均有相关内容论及监狱起源。《尚书·皋陶谟》中的皋陶[５]更被认为是制造监狱之始祖，后世称之为“狱神”。[６]《急就篇》曾提及“皋陶造狱法律存”。[７]而《广韵·三烛》也指出“狱，皋陶所造”。[８]因此有论者认为古监狱始源于五帝时期。下列二表罗列目前可寻之文献记载有关我国古监狱一词的起源及说法。
从表一有关古监狱的历史起源可看出监狱与法律相互关连。至于狱的设置及其大小、功能、刑制，我们也可从文献中得知中国历代不同刑罚制度及场所大小。有趣的是，狱的大小跨越之宽度差距甚大，小的仅为一室、一台，大的则可以 “一城”“一园”示现。此外，刑制及受刑时长亦各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从表二可见，除了出现于清代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所著的《澳门纪略》外，古代对监狱的称谓从未见“矢牢”二字。 二、“矢牢”是澳门监狱特有称谓 前人研究有关监狱题材的文章，如刘伟《宋代牢城研究》、高奉春《从〈提牢备考〉看中国传播监狱文化》、汤开健《明清时期澳门葡萄牙军事及警察制度考述》、陈兆肆《清代私牢研究》、景亚平《宋代录囚制度研究》、冯凤芳《唐代的虑囚制度》、杨海强《现代狱政管理的探讨》、董烨程《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监狱建筑——德建青岛监狱评析》等，这些研究比较集中于囚制刑罚及时代背景的分析。提及“矢牢”二字可见于赵利峰《澳门议事亭建筑图考》、[９]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１０]等，他们提及“矢牢”二字的文字均出自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著的《澳门纪略》原文。虽然赵文和汤文提及“矢牢”二字，但内容主要围绕监狱建筑的描述及其社会功能，并未深入考究“矢牢”内涵，尤其是关于“矢牢”之命名起源，为何该建筑物名为“矢牢”“屎牢”，以及其所具有的中西文化交汇之意义。 表二 中国历代监狱的称谓[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表二尾注对应图片脚注，如[１１]对应①，以此类推）
其实“矢牢”二字随着葡萄牙人于明朝租借当时隶属香山县的澳门开始，便悄然记录于明朝的文档中。“矢牢”一词最早见于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所著的《澳门纪略》：“狱设龙嵩庙右，为楼三层，夷罪薄者置之上层，稍重系于中，重则桎梏于下。有土窟、委干牛马矢、炷火其中，名曰'矢牢’”。[３０]“矢牢”又见于王廷钤等纂辑的《澳门纂略》，当中提及：“狱设议事亭后，名曰'矢牢’。为屋二进，楼一层以上居白皙夷人之有罪者，楼下居黑奴之有罪者。按其罪之轻重而之内外进，封禁之。其有官职及船主人等犯罪，则坐炮台，不在'矢牢’收禁”。[３１]可见《澳门纪略》和《澳门纂略》均以“矢牢”为监狱的称谓，但描述的楼层数目不同，可见是不同年代囚禁澳夷的监狱。《澳门纂略》当中的白皙夷人和黑奴分层囚之，却没有提及华人，体现了澳门当时华洋杂处和分治的历史事实。 从《澳门纪略》中提及的“狱设龙嵩庙右”，可见监狱设于澳门的实际位置，同时也是澳门历史上最早出现监狱的中文记载。按该文献内容提及监狱的名称为“矢牢”所示，虽然文中没有提及该“矢牢”建于何年，按《澳门纪略》所言龙嵩堂为本地华人称呼圣奥斯定教堂之别称，于1591年正式落成。教堂曾于1623年遭炮火轰击，损毁严重，教徒合力放置葵叶覆盖教堂顶部，以减轻建筑物损坏，从远处看则风动葵舞，像龙的触须跳动，故名“龙嵩庙”。由此推测龙嵩庙右侧的“矢牢”建成应不早于1623年。同时，“矢牢”一词在文中即为监狱之意。那为何监狱一词不被采用，而是另辟新词? 下文将透过文字剖析透视“矢牢”既为澳门特有名词的同时，亦述及其起源和隐含意义。 （一）“矢牢”的字源。新词的出现大多与时代背景有关。我们先从“矢牢”二字分析。“矢”一字，象箭矢之形，即箭。如《周礼·司弓矢》所指：“掌六弓、四弩、八矢法”。“矢”在词性延伸意义上，则代表箭；作为形容词则代表正直的、端正的。 当“矢”作为名词时，便有粪便之意。根据《辞源》所载，“矢”通“屎”，左传文公十八年：“（襄）仲以君命召惠伯……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３２]《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 又据《新编国语日报辞典》所载，粪便同“矢”，如“遗矢”。[３３] 《说文》早已提及：“粪也，本亦作'矢’，俗作'屎’”。[３４]“粪”“矢”“屎”三通；“监”通“牢”，“矢牢”即“屎牢”之意，绝非大众常误会的、四面围箭作防卫之用的“箭牢”。 目前所知，“矢牢”出现的文献，包括1751年成书的《澳门纪略》、1827年完成的《澳门志略》、1828年祝淮版《新修香山县志》、1837年后出版的《粤海关志》和1881年出版的《重修香山县志》，若忽略引用前人文章的《粤海关志》和《重修香山县志》，“矢牢”最晚见于《新修香山县志》中。这一时期，澳门监狱也被称为“屎牢”。“屎牢”一词在《澳夷善后事宜条议》《香山县志》《华工出国史料汇编》《清末澳门猪仔馆述评》和《镜海丛报》等文献中均有提及，尤其在描述华工在被贩卖过程时的环境狼藉不堪时，便会提及澳门“屎牢”一词，其最晚出现于1895年的《镜海丛报》中，较《新修香山县志》晚67年。 《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由《澳门纪略》作者张汝霖拟定，中葡双方签署于1749年，其中第六条指出：“禁私擅凌虐。嗣后遇有华人拖欠夷债，及侵犯夷人等事，该夷即将华人禀官究追，不得擅自拘禁屎牢，私刑鞭责。违者按律治罪。”[３５]《澳夷善后事宜条议》是最早写入“屎牢”一词的澳门文献，该条议原文亦收录于《澳门纪略》、乾隆年间的《香山县志》、1931年的《澳门界务争持考》等。[３６]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记录了被拐华人王廷贵的供词亦提及屎牢：“同治二年（1863），王廷贵供'我是医跌打疯痰卖药的，就有人说，他有老母生病，请我去看，我就跟他到澳门住了四天，叫我上船，我晓得被他拐，不肯上船，他就拉我下'屎牢’，我只得上船……今天西洋官问你，你说不愿去，就真送你下'屎牢’，永远不得出来。我只好答应了，给我合同一张，银八圆。十二月内开船。’”[３７]另于《清末澳门猪仔馆述评》中亦有提及：“同治四年（1865），华工梁阿盛供逼勒到该猪仔馆（仁和猪仔行）后，表示不愿出洋，但我见有不愿出洋者皆被喝押入'屎牢’，便同意立合同画押出洋了”。[３８]1894年，华商何连旺因7月间以匿名信叫人放火恫吓《镜海丛报》，并满街张贴，被控有罪。《镜海丛报》事后亦对何连旺嬉笑怒骂，报中曾载“通澳喧传，何连旺坐'屎牢’，众口欢腾，人心快慰”。[３９]同一报刊一年后刊登的售楼告白也提及“屎牢”：“兹有大屋两间，坐落屎牢街上边”。[４０]由上可见，“屎牢”一词已被当时民间广泛使用。 （二）“矢牢”是中葡监狱文化的融合。从上述文献可知，“屎牢”是17至19世纪人们对澳门监狱的通称，尤其是《澳门纪略》同时出现“矢牢”与“屎牢”，除了因其音义相通外，亦透视另一层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汇意义。为何“矢牢”与“屎牢”二词无法在词源中找到、古中国监狱没有记载，而相关记载发生在明清时期，并载于《澳门纪略》中？这与葡人在400多年前踏足澳门有着重要关系。按社会学理论有关移民人口和文化体系之关联显示，人类在迁徙过程中往往将自身的文化体系带到移居地，“矢牢”亦是如此。从印光任、张汝霖著的《澳门纪略》中提及“狱设龙嵩庙右，为楼三层……有土窟、委干牛马矢、炷火其中，名曰'矢牢’”，[４１]可见狱中使用动物粪，这与欧洲国家，包括葡萄牙人使用动物粪的习俗不无关系。按葡文文献所载，中世纪时欧洲便盛行以动物粪Estrume作多种用途，例如吃动物粪治病、[４２]作燃料取暖、作肥料耕种，甚至待粪便完全风干后用作建屋的材料。此举不单只是在欧洲可见，Davies[４３]指出，在位于约旦一个名为Zarqa的乡村内发现，于公元前900年便有使用羊粪作为人类居处的证据。另见Sílvio Colin描述有关葡国建筑一文时提及，葡人以牛粪拌泥沙作为夹层以堆栈方式垫高墙身，情况类同澳门夯土的建筑手法。[４４]夯土是旧城墙遗址建筑物料，坐落于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历史城区内，以蚝壳粉、泥沙、细石和稻草混合以堆栈式逐层搭成。中国古代也有用粪便筑墙的记载，据《水经注》《温水》篇记载：“阁殿上柱，高城丈余五，牛屎为泥”。《论语》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从这些记述可见中国古代也使用粪便为建筑物料，但如表二所示，中国古监狱名称在明、清两代之前却并未出现粪牢、矢牢、屎牢等词。 在葡萄牙，由于以动物粪构成的建筑物有一定异味，故通常这样的建筑物也是以圈养动物或给予社会最底层的奴役使用为主。居澳葡人当时引进了家乡使用动物粪的习俗于澳门监狱之内。葡人于16世纪中叶才到达澳门，他们早期扎根于小城内的物料都属临时性质。即使是圣保禄圣堂（俗称大三巴）的石建构建筑也是由1602至1638年才完工（此与“矢牢”兴建的年份相若），而且只有圣堂外侧立面为石结构，圣堂内部都只是砖木结构。[４５]圣堂能够以石建筑为立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葡商出巨资资助的结果。[４６]按此不难理解，用于囚禁犯罪者、异见者、异己者的狱室，必定是以最低成本建之，故葡人运用了他们故乡的建筑手法和物料为澳门囚犯兴建狱室，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移植。“矢牢”与“屎牢”也是继当时华人认知的“番人庙”后又一新词，故成书约于1751年的《澳门纪略》中，作者印光任和张汝霖同时提及“矢牢”与“屎牢”二词。此外，葡文文献Camilo na Cadeia 述及位于今天葡萄牙波尔图城市现存最古老的监狱（Cadeia da Relação do Porto）乃建于1582年，旁边便是当时的议事会，两座建筑相邻的地理布局与葡人早期来澳于1583年在澳门成立的议事会，其旁边设有监狱的布局如出一辙。 Cadeia是葡萄牙形容监狱的早期名词，早见于16世纪，与现今的Prisão或Penitenciária有着规模及司法形制上的不同。Santos 表示按葡国司法体制演进分析，Cadeia是古代葡萄牙司法体制的产物，其功能把拘留所及现代监狱混为一体，同时把未成年者与成年者同囚、男女同囚、等候审判者与轻度和重犯同囚，因而衍生出大量狱法及司法制度上的问题，导致葡萄牙于20世纪进行一系列重要的监狱改制及司法系统改革。[４７]Cadeia本意为锁链，但它并不单纯只是指锁链，其意涵为囚禁犯人的脚镣，为监狱之意。在中世纪，一些监禁方式是犯人直接在牢房内大小便，导致恶臭难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囚犯的身心均造成重大打击，这也是一种附带惩罚。葡萄牙著名诗人Camilo Castelo Branco（1825—1890）于1861年因通奸罪被判入Cadeia da Relação do Porto监狱，他出狱后撰文描绘了监狱的恶劣情况，当中述及监狱的卫生设施及条件惨不忍睹，屎尿溢出以致监狱外街的范围都能闻到。[４８]这里记述了当时葡萄牙监狱的情况，也是Cadeia一词所具有的隐意，故Cadeia不单单只是一个名词，它同时还具有形容修饰的功能。华人按葡人监狱cadeia的隐含意义将其意译为汉语“矢牢”（葡语直译应为cadeia com fezes），情况如同华人将圣堂igreja（a house of worship）称为“番人庙”一样，因为在华人的认知世界中，外国人所谓的圣堂相当于中国人拜神的庙宇，故才有“番人庙”在澳门的称说。葡人在澳门所建的监狱被华人称为“矢牢”与“屎牢”，除了因为建筑物料和按印光任、张汝霖在《澳门纪略》中述及在牢内使用牛马粪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Cadeia一词在葡文字义的隐含意义。但从中国人的认知世界所产生的“矢牢”这一新词却未被收录于日后的词典等工具书，即使是在1992年由赵春晨重新校注的《澳门记略》一千余条“注目索引”中，亦没有注释收录“矢牢”一词。 目前汉语工具书收录有关监狱的词语可见于《辞海》《辞源》《辞渊》《大辞典》《新编辞海》《康熙字典》《古代汉语大词典》《古今汉语词典》《广东话普通话词典》《广州话方言词典》《中文百科大辞典》《汉语大辞典》《中国风俗大辞典》《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大辞典》等十数本重要辞书。193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有关监狱记载，共有六种称谓，包括：缧绁、牢狱、监牢、监仓、笆篱子、栊仔。这些工具书均未出现澳门监狱称谓“矢牢”“屎牢”的条目。“矢牢”实属“土生土长”的澳门称谓，其起源及内涵拓展了监狱词汇的广度与深度。“矢牢”是与澳门历史进程有着密切关联的历史称谓，是西方监狱及司法刑制引入中国的见证。 三、从“矢牢”称谓的演变看澳门监狱史 （一）澳门设置公共监狱前夷犯关押之地。1627年，根据《澳门仁慈堂章程》（12章），[４９]为保障葡萄牙殖民地印度果亚与澳门仁慈堂的各类活动、设备的实施和管理，特设立执事一职专门负责相关工作。以下节录执事们曾经为囚犯服务的相关内容： （1）“执事们一定要保证囚犯在四旬斋和教区四个重要节日[５０]内进行忏悔，并接受领圣体”。 （2）“澳门仁慈堂允许执事向囚犯提供每日所需的食物”。 （3）“如果囚犯是品德高尚的人，适宜以银钱的形式向其发放生活必需品”。 （4）“为了那些贫穷的囚犯……执事负责每月接收施舍物资，以及为囚犯募集的物品”。[５１] 由上可见，澳门仁慈堂管理机构为囚犯提供了相关的服务。在17世纪，澳门不少教堂内附设教区监狱，由教区主教或相关具职权人士判决违反教会规条的教徒入狱，让其进行反省、忏悔及灵魂的救赎，与薛馧《澳门记》中介绍监狱的惩罚方式相对应：“附庙置狱，狱三重。薄罪圈拘，听礼拜庙即释。重则缚置炮口击入海。”[５２]明朝遗民屈大均就留意到特别的刑罚：“凡番人有罪至寺，法王不许忏悔，即立诛斩；许忏悔，则自以铁钩钩四体，血流狼藉，以为可免地狱之患。”[５３]听礼拜后即可释放，又或仿效耶稣受难而刺穿四肢，都显示附设于教堂的监狱具宗教性质，也印证了葡萄牙国王在澳门派驻宗教裁判所[５４]的历史。 以下内容则透露清朝士兵与葡萄牙妇女同居的行为于17世纪的社会氛围不被接纳、教区监狱边防安全性有待加强，这也是后来兴建监狱需要注意的事项之一。1668年12月16日：“澳门教区主管判处一名葡萄牙妇女入狱，原因是她与驻澳门的清朝士兵同居。但该妇女入狱不久，清朝士兵遂带领同伙冲进监狱，将该妇女劫走，当时，竟无人敢发一言”。[５５]由此可见澳门早期监狱防卫甚松，疏漏颇多，从而引致后来的迁徙。 （二）设置公共监狱后，“矢牢”第一迁。《澳门纪略》是目前所见澳门最早记载公共监狱的文献。18世纪，“矢牢”使用多年后，澳门总督沙丹耶（Diogo Fernandes Salema e Saldanha）向印度总督提出搬迁建议。由于葡萄牙在拓展海外殖民时期，一直以果阿（Goa）为其远东政治中心，故居澳葡人从1580年开始便直接向印度果阿总督汇报。下述节录为澳门总督沙丹耶向印度总督提出搬迁建议之内容：“1754年1月12日，把位于圣·奥古斯定教堂（龙嵩庙）地段的监狱迁至议事亭旁边，并说明下列理由：监狱位置偏僻，前面只有座向另一边的房子和圣·奥古斯定修院，而该院只有唱诗班一个小窗口对监狱：该监狱'既无能力、也无堡垒、更不安全’。”[５６]透过澳门总督沙丹耶形容的监狱“向另一边的房子和圣·奥古斯定修院，有唱诗班一个小窗口对监狱”，与《澳门纪略》提及的内容，双重印证“矢牢”建于龙嵩庙右侧，沙丹耶希望把“矢牢”搬到议事亭附近更具安全性的地方。 “矢牢”搬到哪里？ 1889年，由葡萄牙人描绘的澳门半岛地图中，葡文Cadeia（监狱）显示于 Casa da Camara（议事亭）后座（今市政署大楼）。原建于E. de.S.to Agostinho（圣奥斯定堂）旁的监狱则消失了，其附近片区也并没有标示多于一间Cadeia （监狱）。从该地图结合上文澳门总督沙丹耶搬迁建议推测，原位于龙嵩庙右侧的“矢牢”搬至议事亭后座。 除葡文地图外，其他文献也有相关记载，《澳门记略校注》指出：“番人犯法，兵头集夷目于议事亭，或请法王至，会鞠定案。……闻判罪后，则羁押于座后监牢内，取其便也”。[５７]1783年12月6日，澳葡议事局之档案中提及于议事局旁兴建监狱：“尝与地段业主商订价值，承买该地，以备重新兴建议事局及监牢，并附送该建筑全面图则云。”[５８]又见《澳门编年史》第四卷中提及1849年6月7日，新教徒岑马士（James Summers）因观看天主教圣体巡游时没有按澳督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指示脱帽致敬，被关进议事亭后面的监狱。[５９]此处明确指出监狱位于议事亭后方。 此外，已故澳门知名葡萄牙历史学者文德泉神父记载了1865年监狱的细节：“西北侧和西南侧面向两条狭窄的街道，东北侧面向一个小庭院，该庭院将监狱与市政厅大楼分隔开；最大的部分在街道一侧，供较轻罪囚犯使用；每个房间都有通往街道的窗户，另一个是露台；另一部分用于保留的地牢，每次透过打开的门能把空气和光线洒进牢房内。”[６０] 由于楼层影响狱卒的人力安排，1851年的《澳门监房章程》分别规定囚犯离开地牢和地面囚室时须缴付不同的看管费，地牢看管费便宜一半，该规定侧面印证了文德泉神父的记载。[６１] 结合前述《澳门纂略》的记载，当时的监狱只有两层，夷人在澳门犯事，由于种族、身份、官阶所受待遇有别，白人被囚于二楼，黑人则囚在一楼。按犯罪的轻重，分配囚室的位置格局。罪重者，将严密封禁，以方便监视。 又见《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载：（该内容没有记录年份，“流放地满”〔Exile policy and be grounded in Timor〕政策于18世纪相当普遍，故推测约18世纪左右）“其法，轻予鞭，稍重送地满，死刑则或勒毙，或戮或焚或缚诸炮口而烬之，监禁则贱者在矢牢，贵者在炮台”。[６２]防重犯逃狱；轻罪者，受皮肉鞭打，稍重罪者流放到地满（帝汶），重罪者判以死刑、勒毙或被绑于大炮直接炸死。如罪犯有官职或是船主，则只需要囚禁澳门大炮台，环境远优于矢牢。时人形容“监禁则贱者在'矢牢’，贵者在炮台”，反映出澳葡政府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设有不同的差别待遇。 议事亭后座监狱仍保留着一些宗教的配套设施，“它（议事亭）还有一个小教堂，供奉澳门的女守护神圣卡塔琳娜·德·塞纳马恩（Santa Catharina de Senna），曾被用于囚犯弥撒，这就是为什么公共监狱毗邻且连接至我们所处建筑物。”[６３]然而对比龙嵩庙的“矢牢”，议事亭后座的“矢牢”已推出成文的管理法规，法王的影响也在淡化，显示出宗教与世俗监狱已经分离。 迁徙后的“矢牢”坐落于议事亭后座，亦因此影响周边地段的街牌命名。透过澳门街道名册、《澳门宪报》、当地报刊内容可以侧面印证当年“矢牢”的位置。 1952年11月20日，《华侨报》刊登有关易名报道，居民希望日后寄信到户时不要再强调自家居于监牢某号： 监牢斜巷昨起易名东方斜巷 （本报专访）本澳监牢斜巷最近开设有东方戏院，该处因街名为“监牢”两字，一般居民咸认不雅，经去函巿政厅请求修改，结果，该斜巷易名为“东方斜巷”，以示该处因有东方戏院而设，昨午已由巿政厅正式派员在该处将旧街名牌移去，改易为“东方斜巷”新街牌，希以后如寄该处函件时，勿再写“监牢斜巷”云。[６４] 东方斜巷，原称为监牢斜巷，葡文Calçada do Tronco Velho，意为“旧监狱斜巷”，监牢斜巷收录于1869年7月26日《澳门及地扪省政府宪报》的澳门街道名录中。[６５]较早期时，监牢斜巷一带荒僻，居民住宅不多，适合监狱布局，完全可以满足当时沙丹耶总督的选址要求，因此开辟该地段作为新监狱，用于囚禁在澳门犯事的夷人。 1937年7月24日，载于《澳门宪报》澳门议事公局布告称：“素鸦利医学博士喜见本月七日平常会议议决将监牢街改名素鸦利医士街布告，除将本布告译出华文刊行宪报外并标贴在常贴告示处所希各佑照此布”。[６６]东方斜巷范围包括素鸦利医生街（现称苏雅利医生街）和天通里，细看街名“天通里”的葡文为“Rua de Cadeia”（监牢街）。根据《澳门宪报》记载，监牢街于1937年正式易名为“苏鸦利医生街”（Rua do Dr. Soares）。同理，需要另觅雅称的原因，就是附近居民为了避免在告知亲友自己的住所时需要提及监狱或监狱街，以免惹人遐想，引起不快。 监牢街又称“屎牢”街，据《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1895年，兹有大屋两间，坐落'屎牢’街上边”。[６７]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监牢斜巷、监牢街、“屎牢”街与“矢牢”这些地名相互联系，印证“矢牢”一词的社会应用，同时透过街名见证一座监狱因城市发展而搬迁的历史。 （三）“矢牢”第二迁。公共监狱卫生条件一直备受政府关注。1868年12月7日，据《澳门宪报》载，“澳门和帝汶省省长及其属地决定任命公共工程总督察、上尉、检察官代表、土木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组成的'改善监狱卫生环境委员会’，他们就对公共监狱现状的看法并提出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以受益于监狱的卫生条件。”1883年7月28日，澳门成立了负责研究“改善城市物质条件”的委员会，他们制定了关于澳门城市建设及卫生条件改善的计划，其中指导性的总体规划提到：“'矢牢’不具备安全和卫生条件等，因此建议搬到圣保禄教堂遗址附近地方，那里有宽阔的地段可以建立附属工厂，也可建立花园让囚犯养花植树，美化环境”。[６８]原位于议事亭后座的“矢牢”，由18世纪沿用至1909年，正式搬迁。据1909年3月2 日《镜海新政》载：“闻澳门政府拟改良监狱……在圣米加坟场（圣味基坟场） 附近建一新式监狱”。[６９] 可见1909年“矢牢”兴建在贾伯乐提督街（今镜湖马路顶百佳超级市场一带），是当年最大的监狱，占地约5000平方公尺。由原本四周了无人烟到四面高楼林立，市区把监狱紧紧包围着，因而名为“中心监牢”，而监狱亦由以前的“矢牢”或“屎牢”改称为“市牢”，象征城市中心的监牢，该监狱由1909年一直沿用至1990年。 （四）“矢牢”第三迁。根据1985年2月11日《华侨报》记载，“位于贾伯乐提督街的澳门监狱（即'市牢’），在兴建时的计划，只能容纳100多名囚犯。但是，正在服刑或收监候审的人数，已达到620名。”[７０]1986年3月13日《香港新闻》指出：“市牢的囚犯大约有670名，比最多的容纳量150人超出4倍有多。”两则报道均传递相同信息──市牢囚位不足，这也是需要搬迁的主因。 由于取消了流放地满（帝汶）政策，囚犯人数有增无减，造成囚位压力加重。再者，市牢是一座古旧落伍的监狱，防范设备简陋，秩序混乱。1971至1976年间，更出现数十宗囚犯闹事、逃狱等报道。为了解决市牢的长期挤迫情况及改善落伍的设施，协助犯人顺利服刑期满，兴建一座现代化监狱已是刻不容缓。 1990年，新监狱选址于氹仔广兴泰爆竹厂旧址，占地1.8万平方米，是当时政府氹仔填土工程的其中一块土地。后来，政府负责人认为上述地点不适合，最终新监狱地址由氹仔调整为路环，面积与原计划相同。那么，“矢牢”又搬到哪里？ （五）“矢牢”第四迁。1990年，市牢搬到路环市区。监狱位于路环竹湾马路圣方济各街，主体结构高两层，由五座建筑物组成，当中三座是男子仓区，两座行政楼，连同两座女子仓区及少年感化院，平面呈“王”字形，面积达1.8万平方米。[７１]里面配套设施齐全，包括医疗室、球场、工场、课室等。[７２]1999年，政府透过第64/SATOP/99号批示，收回路环监狱对面、毗连保安部队高等学校的土地，[７３]以建造第九座监仓区，用于囚禁须特别防范和隔离的高风险犯人。 路环监狱选址远离市区、自成一角，具现代化设施，整体管理及秩序明显改善。路环监狱设施先进，管理严格。如进入前必须先行预约和登记，经过保安楼的多重关卡才可内进，手机等随身物品均不可以携带。内部管理更有系统，中国籍和外籍的保安部队人员分驻两个区域，俗称“大屋”和“细屋”，守卫森严，体现出监狱管理的进步。 虽然路环监狱坐落于路环市区，但澳门居民不会再称之为市牢。反而“市牢”的名称仍然遗留于澳门半岛──第二迁监狱旧址所在地，今日的镜湖马路顶百佳超级市场一带，即使建成了栢威大厦，至今仍沿用“市牢”这个旧地名。估计监狱迎来第五迁后，“市牢”旧地名也必岿然不动。 （六）“矢牢”即将第五迁。路环市区监狱投入服务30多年，据当年的建筑方案，是可容纳800名囚犯，后来因需要而再扩建，能容纳更多服刑罪犯。现时路环监狱在囚已逾1600人，超过当初设计兴建容纳的一倍。“囚满之患”令新监狱工程迫在眉睫，“矢牢”即将第五迁。 2010年，澳门政府开辟占地26421平方米的九澳监狱，计划分为四期工程，首两期分别建造围墙瞭望塔和综合大楼，目前已完工，现正等待第三期的行政区和第四期的机电设施落成，即可搬迁。[７４] 综上所述，现罗列“矢牢”几次迁移的时间于下表。
四、结语：“矢牢”是我国监狱体系的“佚词” 自17世纪开始，“矢牢”被零星地记载于澳门古籍中，该词既记录了囚犯在澳门监禁之地，也透露了葡萄牙人建造监狱时使用动物粪便的传统。经词源考证，“矢”通“屎”，“牢”即“监”，“矢牢”通“屎牢”，两者皆是澳门17至19世纪对监狱的称谓，是澳门监狱历史不可忽略的词语。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对监狱的称谓在明清以前未见“矢牢”或“屎牢”二字。本文透过中外文献梳理，解释“矢牢”及“屎牢”是中西文化交汇实际可寻的“载体”，其后因狱址迁移，描述监狱环境的“矢牢”就变成描述地理位置的粤语同音词——“市牢”，然后以地理性质命名监狱的习惯继续维持，产生了路环监狱、九澳新监狱等。本文通过梳理对比中国和澳门监狱的历代名称，突出“矢牢”“屎牢”“市牢”的历史变革及学术价值，见证了葡萄牙监狱文化与澳门监狱文化的交汇，成为中西监狱文化史独特的一页。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１] 杨习梅：《中国监狱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２]《竹书纪年》卷上，载维基文库，https://zh.m./wiki/%E7%AB%B9%E6%9B%B8%E7%B4%80%E5%B9%B4_(%E5%9B%9B%E5%BA%AB%E5%85%A8%E6%9B%B8%E6%9C%AC)/%E5%8D%B7%E4%B8%8A，访问时间：2022年9月。 [３] [清]孙诒让：《周礼·大司寇》，载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周礼 ：秋官司寇—圜土—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访问时间：2021年8月。 [４]教育出版社：《酷刑文化》，Beijing Book Co. Inc.，2008年。载酷刑文化—教育出版社— Google 图书，访问时间：2021年7月。 [５]皋陶是舜帝的大臣，掌管刑法狱讼。 [６]潘君明：《中国历代监狱大观》，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７]史游：《急就篇》卷4，载维基文库https://zh.m./wiki/%E6%80%A5%E5%B0%B1%E7%AF%87/%E5%8D%B7%E5%9B%9B，访问时间：2021年9月。 [８] [隋] 陆法言：《广韵·三烛》，载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９]赵利峰：《澳门议事亭建筑图考》，载刘正刚：《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8辑，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第275-290页。 [１０]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上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１１]丛棘，后引申为牢狱。《易经·坎上六》：“系用征 [１２]幽谷，《易经·困卦·初六》载：“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即臀部受刑杖后，再关入监狱，三年不见天日。此乃有关古代刑罚的具体记载。 [１３]均台，《史记索隐》载：“狱名，夏曰均台 ”。 [１４]夏台，《史记》载：“乃召汤囚之夏台 ”，主人公囚于夏台的监狱。 [１５]《博物志》载：“夏日念室”，将有罪之人关闭于室内，令其痛定思过，其后再施加刑罚。 [１６]圉载于《尔雅》：“圉，禁也 ”。圉，意指监狱、养马场等。由此可见监狱的大小。 [１７]《史记·殷本纪》载：“纣囚西伯羑里 ”。意指西伯（周文王）被商纣关进监狱里，当中的羑里即中央监狱之意。 [１８]《博物志》载：“殷日动止”，意指将有罪之人关闭于室内，令其痛定思过，其后再施加刑罚。 [１９]《周礼·地官·比长》郑玄注：“圜土者，狱城也”，圜土即狱城，土牢狱呈圆形，表明圆的中心是仁恩，从仁心出发悯恤，感化罪犯。 [２０]《初学记》中提及：“囹，即领也；圄，御也。二字合称言指领录之囚徒，禁御也”。 [２１]《龙经》有云：“狴犴好讼，亦曰宪章。”传说狴犴不仅急公好义，仗义执言，而且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后引申为监狱。 [２２]《荀子·宥坐》：“狱犴不治，不可刑也 ”，若监狱都治理不好，则很难彰显秩序。 [２３]嘉石源于嘉石制度，其主要是以教育感化为主，将犯人通过公开示众的方式进行处罚。 [２４]稽留，停留、推迟，后引申为拘禁、羁押。 [２５]秦朝中央监狱设在京城咸阳。 [２６]明朝狱又称监。 [２７]缧绁，古代用以捆绑罪犯的黑色绳索，后比喻监狱。孔子这样评论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论语·公冶长》）。 [２８]笆篱子，方言的一种，指监狱。现代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提过“他被捕去蹲了三个月的笆篱子”，指的是坐牢。 [２９]栊仔，古代解送或囚禁犯人的木笼，后引因为监狱。 [３０]印光任、张汝霖原著，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153页。 [３１]王廷钤等：《香山县下恭常都十三乡采访册》，载于[清]祝淮：《澳门志略》，北京：国家图书馆，2010年，第40页。 [３２]何九盈、王宁、董琨：《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947页。 [３３]国语日报出版中心：《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台北：国语日报社，2000年，第1231页。 [３４]载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text.pl?node=299667&if=en&remap=gb, 访问时间：2022年1月。 [３５]载维基文库，https://zh./zh-hant/%E6%BE%B3%E5%A4%B7%E5%96%84%E5%BE%8C%E4%BA%8B%E5%AE%9C%E6%A2%9D%E8%AD%B0,访问时间：2023年2月。 [３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３７]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05页。 [３８]徐艺圃：《清末澳门猪仔馆述评》，《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9期，澳门：文化局，2017年，第120页。 [３９]澳门基金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编：《镜海丛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４０]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90页。 [４１]印光任、张汝霖原著，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第153页。 [４２] Danièle Cybulskie: Life in Medieval Europe: Fact and Fiction,Strange Medieval Medicine-eat shit and (Don’t) Die，Eat Sh*t and (Don’t) Die - Medievalists.net, https://www./2019/12/eat-sht-and-dont-die/, 2019. [４３] Caleb Davies: Neolithic remains help sniff out the earliest human use of dung, Neolithic remains help sniff out the earliest human use of dung |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 https://ec./research-and-innovation/en/horizon-magazine/neolithic-remains-help-sniff-out-earliest-human-use-dung, 2019. [４４] Sílvio Colin: Técnicas construtivas do período colonial – I, Técnicas construtivas do período colonial – I | Coisas da Arquitetura (wordpress.com), 2010. [４５]邢荣发：《澳门圣保禄学院、会院及教堂建筑平面布局的研究》，《文化杂志》（中文版）第57期，2005年冬季刊。 [４６] Pereira 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As Ruínas de S. Paulo: um momento para o futuro St. Paul’s Ruins: a monument towards the futur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Lisboa: Missão de Macau em Lisboa, 1994. [４７] Santos, Maria Moutinho, “Os monores no Porto: entre o desamparo e o crime (1880-1911)”, Ler Historia (53), 2007, pp.71-92. [４８] Singleton, Theresa A., “Slavery and Spatial Dialectics on Cuban Coffee Plantations”, World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y of Slavery, 33(1), pp.98-114.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Ltd, 2001. [４９] Leonor Diaz de Seabra, O Compromisso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de 1627,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03, pp.59-61. [５０]教区四个重要节日：8月圣母升天节、11月1日诸圣节、圣诞节和圣灵节。 [５１] Leonor Diaz de Seabra, O Compromisso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de 1627, pp.59-61. [５２]薛馧：《澳门记》，全国公共图书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澳门问题史料集》上卷，北京：中华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 [５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卷。 [５４]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上卷。 [５５]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著：《澳门编年史》第2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5页。 [５６]施白蒂：《澳门编年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151-152页。 [５７]印光任、张汝霖原著，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第152页。 [５８]李鹏翥：《澳门古今》，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 年，第 201 页。 [５９]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4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44-1645页。 [６０] P.Manuel Teixeira（文德泉神父）：《Toponímia de Macau》，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1997年，第338页。 [６１]张廷茂编译：《澳门历史文献辑译》 第1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６２]《香山县志》第2卷，第107页，载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read./OutOpenBook/OpenTwoObjectBook?aid=403&bid=68739.0&cid=155942，访问时间：2022年9月。 [６３] Jornal Único - Celebração do 4, Centenario do Descobrimento do Caminho Maritimo para a India por Vasco Da Gama, Macau: Impresso nas typographias de N.T. Fernandes e Filhos e Noronha & Co., 1898, p.46. [６４]《华侨报》1952年11月20日，第2版“本埠新闻”。 [６５]林广志、吕志鹏：《澳门旧街往事》，澳门：民政总署，2013年，第139页。 [６６]澳门议事公局布告载于《澳门宪报》，1937年7月31刊登。 [６７]汤开健、陈文源、叶农：《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490页。 [６８]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澳门编年史》第4卷，第1924-1927页。 [６９]汤开建，陈文源，叶农：《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第223页。 [７０]《华侨报》1985年2月11日，第3版“监狱厅锐意改善市牢初步已取得可喜成绩”。 [７１]《澳门监狱近百年史》，载澳门记忆网站，https://www./entries_b0f810249c9a4de5bd70d4221b4da557,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 [７２]《监狱设施》，载惩教管理局网站, https://www./site/work_info.aspx?id=49,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 [７３]《第64/SATOP/99号批示，关于废止以租赁方式批出一幅位于路环田畔街之土地之合同》，载印务局网站，https://images.//bo/ii/99/32/satop-64-99.pdf, 访问时间：2022年11月。 [７４]《澳门日报》2022 年9月5日，第A03版“九澳新监狱力争后年启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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