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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北京铁道学院来信。打开一看，除录取通知书外，还有一篇印在粉红色纸上，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红果园欢迎你》，以及两张行李票签。对于一个没见过世面，状似井底之蛙，从未走出过绍兴这个江南小城的我，兴奋难于言表。激动之余，写下了一首表达自己对未来美好生活无限响往，对未来前程无比期盼的“诗”： 注：“龙飞矫矫”原文为“龙飞滔滔”。一九六零年春，在北京窦店修土铁路工余，同班同学李承义建议改为“龙飞矫矫”。真乃一字师也。 傍晚与我好友赵圣泉见面(高考后的暑期，我与他几乎每天都见面)，我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热情诚挚地祝贺我，但明显感觉到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当年在学校填完报考志愿后回家，因是独子，圣泉同学父母坚决不同意他填报北京等外地的大学。圣泉同学当晚到班主任那里去更改志愿，何愊洋老师明确告诉他，你改不改都可以，你肯定考得上的。尽管吃了定心丸，自我感觉考得也不错，但圣泉同学产生不安和期盼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后我才知道，我是班上第一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几天后圣泉同学也收到了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 父母为我置备行装，因为怕北京冷，特意准备了八斤重棉胎。这成了后来民兵训练紧急集合时的一大累赘：背包打不好，行军揹不动。而北方同学几乎全只有三、四斤重的薄棉被。原因是北方冬天取暖后的室内远比南方暖和。这是后话了。 在绍兴火车站买的是到北京的联票(凭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半票优惠，记得硬座票价是十一元一角伍分) ，但是慢车票。在上海、南京(南京下车要坐轮渡到浦口再转车)、天津，甚至济南等车站要签证转车。路远迢迢，时间漫长，这是没有预料到的。在上海北站，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孤独一人在侯车室徘徊彷徨。第一次感到离开父母后的无助和无奈。咬牙作了人生第一次化“大钱”的决定，用三元八角八分加快费，坐上了上海至北京的直通快车去北京(这相当于穷苦人家孩子差不多一个月的伙食费。)如果是特别快车，还要再加三元八角八分。 同车厢的几乎全是运动员，经询问方知是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从车窗向外眺望，长江以南与家乡差不多，田里大都是水稻。在南京过了长江，在蚌埠过了淮河，到济南已是黄河边上的了。地里水稻渐次减少，代之以玉米和高梁，即《四季歌》中所唱“青纱起高梁”了。过了黄河后，见到广漠的黄土地，一望无垠，心胸为之宽广。时而见到远处有一片树林环绕的房屋，就是村庄了。 说是直快也跑了近四十个小时。我是九月二号晚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北京新客站作为十大建筑之一，已经建成，但要一个月后十年大庆时启用。当时北京有火车客站三处，前门站到发快车，永定门站到发慢车，西直门站到发京张铁路客车)，较报到时间已晚了两天。尽管列车到达时间已很晚了，车站里还是有学校派来迎接新生的学长和校车。此时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到学校已是午夜，和衣在学生宿舍的板床上度过了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夜晚。庆幸的是第二天中午，行李也到了，是在前门站接新生的学长带回来的。因为录取通知书中附有两张印有学校名称的行李标签，所以很好辨识。学校考虑周到，不但在火车站出口处派有迎接新生的人，而且在火车站行包房也专门派了接行李的人。 班上第一个与我接触的同学名叫胡繁，四川成都人，对人很热心。他自称是班级的总干事。是他把我带到学生宿舍并给我安排了床位。对总干事这个班干部名称，我是第一次听说，猜想是总管，所有班干部的头吧！也许他这个总干事是学校临时指定的，新生到齐后，很快班干部重新有了“任命”(没有经过选举)。总干事换成一个叫马骥的同学。这位胡繁同学从此没有再当过班干部。但他颇为豁达，自我感觉良好，表现依旧十分活跃，班上事事处处都可以感觉到有他的存在，对同学间善意的笑料他也并不在意。后来团支部委员、班干部经过全体团员和全体同学分别选举产生。总干事和班长同时存在，各自职责到毕业我也没搞清。感觉中好像班长只管学生学习，而总干事什么都管，而且总干事是团支部委员兼的，“官”应该比班长要大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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