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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94—P95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摘自《现代哲学》2022年5期，罗浩摘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观照中国现实，主张将“政党”带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并突出“政党”的核心位置，以政党为视角的国家理论研究逐渐兴起。 “国家—社会”中心研究视角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局限性 首先，“国家—社会”中心论弱化了政党的应有作用，无法充分阐释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卡特尔政党”概念，给予政党与国家同等的地位，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政党与国家之间相互渗透”，在此过程中，政党不但不被削弱，而且还在不断的自我调适中强化了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西方，“政党”也是政治实践的关键要素。然而，“国家—社会”中心视角囿于认识论的局限，未能对西方政党的调适与变革作出充分阐释，进而难以阐明政党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应有作用。 其次，带有强烈“普适性”色彩的“国家—社会”中心论，难以充分解释后发展国家的“特殊性”。“国家—社会”中心论，往往用一种超历史的、“普适的”、静止的认识论看待政治现象，而不是将之看作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具有社会特殊性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国家—社会”中心视角由于其超历史的、“普适的”、静止的认识论局限，容易将建构在西方经验下的理论范式，包装成“普遍适用”的“共识”输出到后发展国家，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后发展国家沦为“失败国家”。 最后，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治理理论也未能超越“国家—社会”中心论的认识论局限，致使政党被置于更低的地位。 政党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应有视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种意义上都给予政党以重要乃至优先的位置。首先，就唯物史观的表述本身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为“政党”等上层建筑因素发挥作用留下足够的空间。对政党这一上层建筑要素更是如此，除了人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很少专门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政党”等上层建筑。实质上，从1846—1848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开始思考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领导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到改组“正义者同盟”，进而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走向自我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引领者。 其次，在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何以可能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优先地位。恩格斯强调必须首先“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然后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进而构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认识到，缺乏自己政党组织领导的“偶发的”“零散的”工人运动，或是遭到政府当局的疯狂镇压、或是沦为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难以实现自身利益。 最后，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见证无产阶级政党成为一国执政党，也没有专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不重要了，相反，他们依然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核心。 列宁具体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掌握国家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中，列宁明确了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党对国家的具体领导。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不管是夺取革命的胜利，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治理，无产阶级政党都是领导力量，处于中心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是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理应确立政党的研究视角，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应有视角。 政党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实践逻辑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基本国情中的政党因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首先是与我国基本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抑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不同时期的国情特征都表明，不管是为争取国家之独立，还是为确保社会之稳定和发展，都需要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然而，谁是强有力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谁是稳定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二者的答案无疑都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显然，从政党视角出发，更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基本国情始终指向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的内在逻辑。就中国国情的内在逻辑而言，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历史经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其次，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融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就是要构建一种既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又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的国家制度，即在国家制度安排中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诉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底蕴有机结合，而中国共产党就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据此，只有从政党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揭示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结合何以可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完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最后，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与政党中心的内在关联性。任何历史活动和实践都是在已有的、继承下来的历史传统基础上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也不例外，不应抛弃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国家政治制度传统，而应吸纳其积极因素。“大一统”基因绵延至今，一个统一的、整体的中国既是历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传统的优秀成分。对中国而言，“大一统是中国之轴，失去了大一统，中国也就失去了整体存续的基础与价值”。大一统的国家传统蕴含的集中、整体、统一的特性，内在地要求我们通过集中力量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建设现代国家。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最终将这种源自大一统国家传统中的力量，赋予了能够凝聚民心、能够“动员与组织人民进行革命的革命党”，即中国共产党。因此，从政党视角出发，彰显我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政党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厘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国家建构与政治制度优秀传统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政党视角不难看到，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最初探索基本上就是政党制度选择的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良好关系，构建了充分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显然，从政党视角出发，才能更好地阐明我国以党建国的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我国政治制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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