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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战略”是美国国防与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防部通过开发与运用非对称手段，以在防务领域抵消对手优势的重要战略工具。在美苏冷战中，美国曾对苏联实施了两次成功的“抵消战略”。如今，美国政府为应对所谓新一轮大国竞争，又展开了“第三次抵消战略”。所以，通过对冷战中美“抵消战略”路径进行深入探析，以对美“第三次抵消战略”进行评估和应对，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前言 “抵消战略”发端于冷战时期，是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战略工具。它通常出现在美国战略扩张受阻的背景下，以“非对称”为主要特点，强调依托“竞争优势”，达成战略目的。整个战略以技术优势作为核心。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着财政危机和苏联常规力量钢铁洪流的威胁，于是提出了第一次“战略抵消”，即“新面貌战略”，主要试图利用核技术来抵消苏联的优势。而随着苏联核能力提升以及核均势的形成，这一次“战略抵消”并没有起到设想中的作用。时间来到上世纪70年代，和20年前相似，美国陷入了越战之后最大的困境，也仍然面对着存在优势的苏联军力，美国又做了和20年前一样的决定，进行第二次“抵消战略”——以精确打击为龙头，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卫星、全球定位等技术提高武器平台作战效能。此次战略被认为是成功的，加速了苏联的衰落，间接导致苏联解体。近些年，随着中俄军事实力的提升，美国在2014年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与前两次一样，都是在自身国力下降又面临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而与前两次不同，美国的战略对手已经发生变化，苏联不复存在，美国主要瞄准了中国。不仅如此，美国在军事科技方面并未处于下风，但已经不像是此前那样优势明显，战略目的是未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瞄准对方的相对优势实施精确对冲，而不是和前两次一样谋求全面超越对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抵消”战略的深层次目的，还在于以技术创新为先导，推动新一轮国防体制改革。第一轮“抵消”战略推动了美军1958年《国防部改组法》，拉开了“养兵”系统和“用兵”系统分离的大幕。第二轮“抵消”战略催生了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改组法》，大大加强了参联会主席的权力和对三个军种的集中统一领导。美推出新一轮“抵消”战略，被认为是要在军费规模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用技术创新牵引国防资源配置，“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所以，要理解当前美政府正在实施的新一轮“抵消战略”，了解其意图、技术重点及实现途径，就要对冷战中美对苏实施的前两次“抵消战略”进行尽可能全面的探究。“新面貌战略”的提出背景 朝鲜战争是美军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凯旋的战争，不仅如此，它还造成了美国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之失去了常规军事力量优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不得不对前任所推行的遏制战略进行检讨与调整，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战略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从军事上看，美国优势不再。1947年春，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铁幕应声落下，宣告了冷战的开始。作为曾经的世界中心，如今的对峙前线，欧洲大陆成了美苏争霸核心地区，双方在欧洲不断陈列重兵，添加砝码，事态陷入一片紧张，战争的幽灵悬浮在战后狼藉的欧洲上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火在欧洲大陆上似有燎原之势，铁幕后的苏联凭其在二战中取得的地缘优势和动员起来的庞大兵力，一直对欧洲虎视眈眈。根据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算，苏联当时常规力量约有175个陆军师，并可在30天内调动125~145个预备役师。相比之下，美国大概只有26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仅是苏联军队的17%，即使加上预备役力量也不过25%左右，苏联在常规力量上具有绝对数量优势。当时，战区级规模作战依然是决定大国战争的胜负手，在常规武器不存在代际差距的前提下，绝对的数量优势在战略上可直接兑现为军事优势，所以此时苏联似有足够的资本和灵活性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地点与美国展开竞争。当然，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大国冲突和美国的核报复，苏联在这一时期通常采取隐蔽的代理人战争来争夺利益空间，朝鲜战争使欧洲惴惴不安，唯恐欧亚大陆东端的战争尝试会让苏联在大陆西端跃跃欲试。而这时的美国由于常规力量资源捉襟见肘，只能被迫集中部署在少数极重要的战略地带以维持对峙态势。其次，从经济上看，美国陷入衰退。面对苏联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41号文件（NSC-141）呼吁，美国急需大幅增加国防费用，集中使用“大陆防御”、民防计划，以及对中东和远东地区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以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和135/3号文件（NSC-135/3）中提出的遏制战略目标。但由于朝鲜战争的久拖不决使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极力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早在竞选活动中，他就认识到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困境，认为单一强调为实现绝对安全强化军备，不断扩大财政赤字，最终会削弱美国的经济。他一再强调，国家安全不仅包括本国及盟友领土防御，还包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制度和经济体系。他在1952年曾评论道：“一个破产的美国和一个在战场上被打败的美国，苏联人更想得到前者。”在艾森豪威尔眼中，美国战略终极目的是捍卫以个人选择自由、政府程序民主和经济私有制为特征的社会制度。NSC-68提出的“手段可以依照适应利益的需求予以扩展，美国有能力付出任何大代价以实现安全”很可能导致“手段毁掉目的”。因为艾森豪威尔深知，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具有非生产性和消费性，军费开支不只会空耗社会财富而不能生产社会财富，还会挤压社会生产的各类资源——无节制地扩展军事手段，必然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遭受毁灭性影响。他在195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架现代重型轰炸机的成本相当于在30多个城市里各建一座现代化教舍，等于两个为6万人城镇供电的发电厂，两座设备完善的医院……”不受限制的军费开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的性质。所以，他认为美国急需摆脱无节制增加国防投入的思路，转而寻找一条成本更低更有效的遏制途径，使美国既能重获战略主动权又能够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军事还是在经济上，美国都难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只得另辟蹊径，着手“抵消”。“新面貌战略”的实施路径与效果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0月签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NSC-162/2），成为“新面貌”战略的蓝图。1954年1月12日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讲上公开公布了这一战略，演讲中杜勒斯所使用的“大规模报复”一词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成为该战略内容的代名词。据此，很多人想当然地将该战略认作是“哪怕遇到最低程度的威胁也要使用核武器”的全面核战略。事实上，该战略的核心是“非对称反应”，即以己之长攻敌之短，重新获取行动自由和战略主动权。虽然美国强大的核优势是抵消苏联常规部队数量优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同盟体系、心理战、情报战、经济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绝非单一的“全面核战略”。“新面貌”战略作为一个全面的、非对称的威慑战略成为艾森豪威尔两届任期的核心战略指导思想。“新面貌”战略将维护经济和价值观安全摆到了与维护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不再是单一强调在军事上应对和击退苏联威胁，一切手段的运用都不能损害这一符合目的的实现。杜鲁门政府强调必须对所有威胁予以“不可避免却又对称有限”的回应，而“新面貌”战略更倾向于使用非对称手段，试图将必定做出反应的确定性与采取何种反应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制造一种不对称的威慑。“新面貌”战略削弱了核武器的特殊性，突出和明确了核武器，尤其是战术核武器的首要作用。通过建设核力量非对称抵消苏联数量优势这一战略选项进入决策者视野和头脑中，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似是顺理成章。 首先，这一战略的基础出自艾森豪威尔对于战争性质的认知，艾森豪威尔认为“人类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核时代，核武器必将成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核武器已经成为未来战争的必选项而非可选项，美国必选做好打核战争的准备。其次，核优势是美国所拥有的最为非对称的战略优势——1952年底，美国有841颗核弹头，苏联约有120颗。同时，美国正以每年数百个的速度扩充其核武库，苏联每年只有约100个。美国在核武器投送能力上也占尽优势，美国当时拥有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如B-47喷气式远程轰炸机和B-52洲际轰炸机，在欧洲、亚洲和北非美国拥有多个海外基地能够支援核打击行动，使核部署更趋灵活。而苏联只有笨重的中程轰炸机，且没有靠近美国的基地。相比之下，大幅扩充常备军，在数量上与苏联一较高下，对一切挑战“灵活反应”，在当时美国领导层和民众的认知中既不符合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精神，更重要的是，也不符合美国社会，特别是经济上的现实。美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一支庞大的常规军队，如果强行提升国防开支，美国的经济很可能被摧毁。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能够胜选，很大的原因也是由于其承诺大幅削减国防开支，着力发展经济。他在1953年12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指出，“既然我们不能使美国成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堡垒，我们就必须制定计划在陷入战争的时候使用原子弹。”核战争不可避免、非对称核优势明显、常规力量增长不符合现实条件，所以“新面貌”战略是当时唯一可行且成本最低的选项。根据“新面貌”战略的构想设计，艾森豪威尔当局从在三方面展开了能力建设：一是优先发展提升核力量优势；二是减少国防支出，调配国防开支；三是推行盟国战略，帮助盟国加强常规作战力量建设。首先，优先发展核力量，维持并提升核优势。“新面貌”战略的核心逻辑是“以核武求安全”，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多项措施以确保维持并扩大美国的核优势。在具体实施上，美国的方针是着重核武器的规模化、多样化和小型化。其中，小型化核武器的意义在于通过核武器分散化、便捷化、多元化，以增强反应手段使用的灵活性，拓宽可选择核手段的图谱，增加不确定性。正如沃克所说，“第一次'抵消战略’的技术根源是核武器的小型化，我们成功地将一个5000磅的核弹缩小到150磅……美国使用这些战术级和战场级核武器来进行常规威慑，并警告苏联，如果进行攻击，我们将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还击”。当然，作为一名经历过二战洗礼的资深战略家，艾森豪威尔很清楚战略博弈是一个互动过程，美国主动的核加速必然迫使苏联采取应对措施，加快发展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美国不可能寄希望于永久保持战略核优势。所以，“新面貌”在设计之初就决定了它只是一个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战略，随着苏联核力量的不断发展，“新面貌”战略也不断进行调整，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在时间上等同于“新面貌”的提出阶段，期间美国对苏联享有绝对核优势，主要表现为：独享氢弹技术，核弹头和运载工具质量数量均大幅领先，拥有前沿核基地。相对优势阶段——莫斯科的反应之迅速并没有让美国人“失望”。1953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了一颗当量40万吨氢弹，次年5月4日劳动节阅兵式上展示了M-4“野牛”洲际喷气式战略轰炸机的原型机，并在1955年7月航空节上向公众展示，标志着苏联具备了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威胁之下美国加快了战略推进，通过扩大核投送与核部署优势来维持全面核优势以争取时间，等待苏联集权主义体制内部的弱点暴露出来。这一时期的关键举措有：加速部署B-52洲际重型轰炸机和液体燃料的“阿特拉斯”和“泰坦”洲际弹道导弹，扩大“雷神”中程弹道导弹对西欧的出口数量等。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在核武装领域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美苏之间核竞赛愈演愈烈。虽然艾森豪威尔通过U-2侦察机高空侦察等情报信息深知，此时美国的战略核力量仍比苏联强大得多，如核弹头数量是苏联的十倍有余，但苏联的很多装备——如前面提到的M-4战略轰炸机，由于其油耗高得惊人导致航程有限，加之自从试飞开始就事故不断，所以几乎没有实际战略价值，仅仅制造了9架，但这些事实并不能弥补美国政治上的重大分歧。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美国国内大为震惊，在野的民主党趁势将“导弹差距”作为批评当局安全政策的重要政治武器，大肆进行炒作，而被削减的陆军更是从来没有接受过“新面貌”的理论。“新面貌”战略在国家内部面临了巨大的政治挑战，艾森豪威尔被迫放弃追求核武器的“绝对优势”，转而寻求维持“充足的核力量”确保二次摧毁能力，以给予苏联无法承受的损失。 这一时期的关键举措有：将B-47中程轰炸机从欧洲撤回美本土，因这种飞机在苏联先发制人的空中打击和导弹打击下十分脆弱，然后大幅提升空中加油能力；加强美国一体化反导防空防御网络建设，包括远程预警系统和弹道导弹早期预警雷达系统；加速研发固体洲际弹道导弹（如“民兵”导弹，1961年试射成功，1963年投入使用）和“北极星”潜射导弹（1961年试射成功，1963年部署）；建设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分散轰炸机基地，以及其他被动防御措施；支持研发和部署U-2超高空侦察机（1955年首飞，1957年投入使用）和“科罗纳”照相侦察卫星（1956年研发，1960年投入使用），提升对苏联的战略预警能力。同时，为应对苏联“技术突袭”，重振美军科技优势，1958年2月美国国防部组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技术机构——“高级研究项目局”（ARPA），着眼未来战争样式，研究具有重大颠覆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的高新技术群，为解决中远期国家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撑。其次，削减国防支出，调整军队结构。“新面貌”战略的核心追求是资源平衡，即在确保安全的同时，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对经济上的不景气和可能引起的政治风险，美国战略决策者们必须在成本可负担的情况下威慑苏联，实现“少花钱多办事”。所以，如何调整军费和军队结构达到这一目标成为了艾森豪威尔当局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削减总体国防开支。艾森豪威尔一上任就将杜鲁门政府制定的1954财年412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削减至358亿，降幅高达13%，而且只为1955财年计划309亿美元的预算。1954~1961年“新面貌”战略实施的7年间，军费占联邦财政的百分比由65.7%降至48.5%。由于GDP的增长，同时期国防开支GDP占比由12.8%降至9.1%。二是改变各军种的经费比重。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预算，以增加空军尤其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预算。如1953财年，美空军预算的防务预算占比是34.2%，而在1954~1957财年中，空军平均防务预算占比升到了47%，并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海军和陆军分别只有29%和22%。总体上看，在1954~1961年“新面貌”战略实施期间总体预算削减的大背景下，美陆军拨款缩减近40%，其中1954年、1955年连续两年的削减额度达到41亿和48亿美元，陆战队缩减24%，海军和空军则为14%。三是扩大空军力量规模。由于当时美国战略核力量的运维与投送主要是由空军负责，所以美国大幅扩充空军的规模。1952年财年末，经预算核准空军由95个飞行联队组成，包括41个归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空军”联队，其中包括6个重型轰炸机联队、20个中型轰炸机联队。1954~1957财年国防计划中明确表示，空军计划于1957年实现137个飞行联队的目标，包括战略空军司令部的92个联队。四是削减陆军常规力量。因为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美国不需要维持一支在各个层面都能够对称回应苏联挑战的军队，相反必须发挥美军自身优势，提供海空支持和核保护，所以陆军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为节省军费而削减的主要对象。1953年，艾森豪威尔希望将陆军从150万员额削减至100万，1955年前陆军作战师从20个减至17个。随后陆军开始全面发展战术核武器，并对其编制体制进行改革，如1956年为在大幅裁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持陆军作战师的编制数，陆军尝试建立“五群制原子师”。但改革并不成功，到1957年陆军仅剩15个作战师。由于陆军海外部署任务繁重，总体规模削减后，其海外部署力量占总力量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41%。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末，陆军遂行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已大幅下降。在调整各军种力量配比的同时，1958年艾森豪威尔主持的《美国国防部改组法》经由国会批准通过，这一法案明确了美国国防部、参联会、各军种和各战区的职能划分，确立军政军令分开的领导指挥体制，厘清了美军的作战指挥权，奠定了联合作战体制的基础。再次，推行盟国战略，健全多维施压体系。与律师出身、向来秉持着二元对立信念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不同，艾森豪威尔深知盟国的重要性。他认为，广泛的联盟体系是美国对于苏联除核武器外另一项巨大的竞争优势。所以他决心更好地利用这一优势，积极加强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同盟关系，在杜鲁门政府缔造的广泛盟友体系基础上进行拓展：将德国纳入北约组织；相继与韩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同时改变处理盟国关系的方法——在方法态度上，艾森豪威尔当局从不惧怕向盟友公开施压，多次向欧洲盟友发出威胁，要求他们配合自己的意图，如迫使英法撤出埃及，威胁法国必须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等。同时在目标设定上，艾森豪威尔一方面和杜鲁门一样希望逐步在欧洲和亚洲用盟友替代美国的人力，以减少对美国防开支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每个盟国都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威慑单元，独立发挥作用，不只是美军的一个陆上基地，而是在欧亚大陆周边对“赤色世界”形成一个包围圈。但由于财政支持和陆军规模的大幅缩减，欧洲盟友们认为美国承诺的集体安全没有达到目标，而“新面貌”战略所允诺的核报复似乎并不可信，所以它们也未派出之前承诺的足额地面部队。这迫使美国为维持基本威慑，不得不在西欧保持比预期更多的部队，同时更加依赖核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全球力量的部署，使其在应对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如金门炮战时，显得捉襟见肘。同时，美国还采取了其他非核手段来强化和丰富“新面貌”战略，其中主要包括以杜勒斯“解放”政策为代表的心理战。艾森豪威尔任命国务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情报战活动，例如组织推翻了两个国外政府（1953年在伊朗，1954年在危地马拉），试图推翻另外两个政府未遂（1958年在印尼，1960~1961年在古巴），向东欧国家渗透难民以试图激发混乱，在缅甸和老挝操作针对中国和北约的准军事行动，组织对苏联和中国进行高空侦察等。可以说，美国发展核武器、远程空中力量和弹道导弹优势的核心战略大体上是有效的，在60年代，美国核弹头的储备将近苏联的10倍，洲际导弹规模在1962年时是苏联的3倍。核武器库丰富而充盈，规模巨大且种类齐全，核威慑能力全面提升，基本奠定了当今美国战略核威慑的基础。这一时期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具体进展是：核弹头的库存数量从1953年的1350枚发展到1960年的18500枚；装备了B-52的A-H各种型号远程战略轰炸机；成功研制了“宇宙神”、“民兵I”、”和“大力神”三种洲际弹道导弹和种类丰富的战术核武器，如“诚实约翰”、“中士”、“潘兴”、“长矛”等机动发射的地对地战术核导弹、MK43型航空核炸弹、M422型203毫米核炮弹和M454型155毫米核炮弹、“克劳迪亚”核鱼雷和“克里福德”核鱼雷以及K90“贝蒂”深水核炸弹和MK101“鲁鲁”深水核炸弹；成功地研制出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鹦鹉螺”号（1954年）、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乔治·华盛顿”号（1959年）、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1961年）和第一艘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长滩”号（1961年）。在苏联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特别是与美国实现相互摧毁后，“新面貌”战略的抵消效果开始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因为“新面貌”设计之初目的已经达到，即成功地防止苏联凭其在欧陆上强大的常规力量优势对西欧国家或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发起攻击。历史事实证明，“新面貌”战略实施期间，苏联虽小动作不断，但畏于美国的“核大棒”，确实不敢对西欧采取大规模行动。总的来说，“新面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成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力量结构的调整，国内外的战略环境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这一战略不再具有适用性。“新面貌”战略纵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已经是可选范围内的最优选项。DOI:10.19486/j.cnki.11-1936/tj.2023.0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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