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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底，军统上海区群龙无首，赵理君做了一个多月的代理区长，原以为戴笠要把他”代理“二字取掉，区长宝座非他莫属。但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王天木从天而降，受命出任上海区区长，赵理君屈为副区长兼行动组组组长。赵理君心中那个憋屈，这王天木是个能人不假，原来是军统华北区的区长，没想到，他居然会被戴笠调到上海，更没想到的是，会让他当区长。对于戴笠的这个决定，其实王天木也没想到，但命令始终是命令，他只能服从，初来乍到，自然是放下架子对赵理君这个地头蛇百般讨好。但是还未消气的赵理君却死活不买帐，暗地里还和下面人通了气，就是不让这个新区长好过。新官上任，王天木原本打算一到上海就干成几件大事，树立自己的权威，也报答戴笠对自己的关照。不想几次行动都无功无果，不是消息不准，就是走漏了风声。凭直觉，他知道是赵理君在暗中搞鬼。但自己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贸然与赵理君这个地头蛇拉开面子。但毕竟是区长，迟迟立不了威，这样下去，恐怕会出问题。王天木因此一筹莫展，正苦恼之际，军统上海区人事组长陈明楚却来送礼了。这陈明楚，主管人事，自然也算是个人精，王天木上任后原想着对他进习惯笼络，打算对其提拔重用，但赵理君却极力反对，这让陈明楚很不爽，自然也就更亲近王天木一些。陈明楚送的确实是份厚礼，当下王天木未站稳脚跟，手下更是无人可用，而陈明楚却很及时的向他引荐了一个人才。陈明楚深知王天木一举一动必然在赵理君监视之下，所以他很神秘的带着王天木穿过好几条小巷，甩掉尾巴后，才钻进一户人家。在屋里等着的，是一名年轻特工，王天木上下打量了那人几眼。只见他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个，身体偏瘦，胸前隆起一块块肌肉，说明他体质好。再往脸上瞧，见他生得浓眉大眼，二目有神，显得精明强干，不觉好感顿生。这个年轻人名叫刘戈青，是军统上海区的一名特工，刚从戴笠在湖南办的临澧训练班出来而安排到军统上海区。区长亲自登门，刘戈青不胜惶恐，几句交谈后，他发觉这王区长平易近人，毫无长官的架子，跟前面的周伟龙、赵理君可谓天壤之别。不得不说，王天木这个老江湖很有一套，在陈明楚的引荐下，他和和刘戈青逐步加深来往，没过多久，两人几乎就以兄弟相称了。王天木经常和刘戈青诉苦，讲他在上海区如何憋屈，如何一事无成，讲他如何孤立无助，讲赵理君如何跋扈，如何暗下绊子。苦水倒了又倒，刘戈青听到了心里，他为这个“大哥”叫苦，居然也心疼起这个大哥。这让王天木很是不安，来到上海几个月，没干成一件像样的事情，此次述职，想必会有祸事临头，弄不好，区长的位置要拱手相让了。临行香港前，王天木找刘戈青喝酒道别，席间，又是声泪俱下的倒了一番苦水，看着王天木在喝闷酒，刘戈青起身宽慰：不如这样吧，我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给你壮壮行色，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即使不被表扬呢，去了也不至于挨训。王天木假意推辞，但刘戈青却格外坚持，他饮下一杯酒，慷慨陈词：士为知己者死，在所不辞！这刘戈青向来就立志要锄奸救国，以往是空有一片爱国激情而被官僚主义的周伟龙和赵理君埋没，如果有机会，他必然会奋起出手，杀上几个汉奸。王天木见状，急忙又抛出了一个问题：上海汉奸众多，挑谁下手呢？杀小汉奸，不够轰动，戴笠也看不上，作用不大；杀大汉奸，又太过冒险，万一失手，后果不堪设想。刘戈青看穿王天木的心思，又趁着醉意，大声吼出了一个名字。陈箓是什么人？此人1891年进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赴法国的大学留学法律，因翻译《法国民法》成名，归国后步步高升，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代总长等。抗战爆发时陈箓已经退休，1938年，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伪政权维新政府时，陈箓落水当汉奸，出任其外交部长，汉奸排序仅次于梁鸿志。同时还与北平的王克敏敌伪组织关系密切，故被任命为南北两府的外交总长，是联络南北敌伪组织的重要人物，算得上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汉奸。王天木听到名字后，不由得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但是要对这样的大汉奸出手，难度也可想而知。但刘戈青拍着胸脯保证：大哥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铲除陈箓这个大汉奸。王天木举着酒一饮而下，并告诉刘戈青，缺枪缺人，只要知会一声，他都全力相助。当天晚上，王天木特意向管理枪械的林之江交代，让他给刘戈青准备几支好枪，以备其执行特殊任务时用，林之江满口答应下来。第二天，王天木乘船离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赴香港述职去了。让林之江提供枪，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一件事，但却没想到，正因为这个安排，差点让刘戈青的刺陈计划溃于无形。刘戈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在敲定目标后，他很快找来几个特训班的老同学，共同密谋策划，并调查陈箓的动向。陈箓多在南京办事，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平常也是深居简出，就算外出，也守卫周密。上海沦陷后，连连发生锄奸活动，许多作恶多端的汉奸死于非命，陈箓自知罪孽深重，平时行动十分小心。刘戈青意识到，要想在外面动手，难度太大，于是众人商议后，决定潜入陈宅，在陈最放松的时候，攻其不备。主意拿定，问题又来了，他们谁也没去过陈宅，不熟悉里面的地形，贸然闯入，恐怕行不通。刘戈青动用自己所有关系，终于有了眉目，他有位朋友叫刘海山，曾是公共租界的巡捕，原是张学良的卫队长，陈箓家雇用的保镖都是原张学良的警卫，因而刘海山与陈家保镖十分熟悉，而且还都是东北老乡。保镖中有一位名叫张国卿，因为保护陈家大少爷腿部受伤残疾，陈家只支付了一点点抚恤金就对他不管不问。张国卿对陈家刻薄寡恩深感痛恨，于是手绘了一张陈宅的平面图，并向刘海山和刘戈青详细讲解了陈家的基本情况。并且，刘戈青还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大年三十晚上，陈箓一定在家吃团圆饭，大年初一，他都要领着全家祭祖拜年。陈箓所住的陈公馆在愚园新村25号，属静安寺闹市区，其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同时靠近沪西警察署，距李士群﹑丁默邨特务据点也很近，一旦响枪，就会引来各处巡捕警察，实施刺杀行动十分不容易。1939年2月18日，农历大年除夕，经刘戈青等人探查，陈箓果然从南京回到上海，当晚，陈箓在保镖簇拥下，回到了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刘戈青迅速召集刺杀小组成员，并让其中一人按照约定到林之江家取枪。林之江必然是故意躲着了，但究竟是因为偶然，还是一些更隐秘的原因，没有人知道。没有拿到枪，刘戈青很是无奈，便只好返回家中，把自己收藏的三支生锈的手枪去了出来。天色渐晚，华灯初上，除夕之夜，夜幕下的大上海，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一阵潮湿和寒冷袭来，颇感凄凉，只有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还在提醒着人们，过年了。刘戈青等人迅速开始行动，他们穿上雨衣，穿过愚园路，快捷地闪进愚园路新村弄堂口，分两边向愚园新村25号大门扑过去，一辆接应的汽车也悄然停在弄堂口外。此时陈公馆的大门口，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在岗亭里抽烟避雨取暖，随同行动的刘海山是个行家，立刻从刘戈青手里夺过枪，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用枪指住宋海林下了保镖的手枪，这时他们才又有了一支可用的手枪。刘海山站在门口扮成警卫，刘戈青带人进入房内，迅速从厨房冲进客厅。此时，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夫妇正和客人聊天，刘戈青拔枪就照陈箓脸上就打，陈箓见势不妙已先弯腰，正巧闪过了这一枪，滚翻到桌子底下试图逃命。刘戈青又靠近射击，打中陈箓，随后又补几枪，弹弹见血。陈箓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当场身亡。纸条被扔在陈箓的尸体上，随后，刘戈青等人迅速撤退，屋内保镖这才反应过来，纷纷掏枪射击，但有趣的是由于陈家此前大放鞭炮，尽管此时双方枪声大作，但外人都以为是鞭炮放个不停。等警察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满街叫卖报纸的声音不绝，竞相刊载陈箓毙命的特大新闻。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标题是：一早醒来，看了上海各报的新闻报道，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而大大小小的汉奸个个胆战心惊。南京伪维新政府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发给陈箓家属10万元抚恤金，沪、宁两地均下半旗。大年初二汉奸政府的葬礼，标志着汉奸们不祥的结局。日本没查到案发时枪手留下的任何真实证据，也没有任何破案线索，毕竟，现场仅留下一张纸条，而纸条上的落款又是刘戈青临时想的，他们上哪儿查去。刘戈青因为刺杀陈箓受到嘉奖，但王天木却并未因为刘戈青立功而保住上海区区长之位，他从香港回到上海时，身份已变成军统直属通信员，而上海区区长，最终仍是赵理君代理。王天木一番安排，像是白忙活，但刘戈青的这场“铁血军锄奸”，却成为军统年轻杀手中的一个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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