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被原子弹轰炸的长崎，竟是日本最大的华侨聚集地！

长崎，因1945年遭遇原子弹爆炸而广为人知。不过，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回溯，长崎竟又是全世界华人政权以外保存中国文化最丰富的地区。

荣耀与苦难，两种记忆跨越了海峡，在长崎交汇。

日本最大的华侨聚集地

长崎位于日本南端，九州的最西部，距上海约800公里，是日本本岛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城市。这里曾经是日本的西大门。

▲  藏于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的《唐船图》， 描绘的是明清时期的中国船。 摄影／Panda

1562年，第一艘来自中国的“唐船”驶抵长崎，8年后，长崎港正式开港，并一举成为全日本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1612年，德川幕府发布“禁教令”，禁止天主教传教，之后陆续颁布五次“锁国令”，中断海上贸易，仅保留长崎一地的海港，直至1854年美国海军军舰强行叩开日本国门为止。由此，长崎成了日本最大的华侨聚集地，独自酝酿了几个世纪的文化杂糅。

长崎是全日本唯一过中国新年的地方，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这里将会举办远近闻名的“中国灯会”。届时，全城张灯结彩，杂技、歌舞、民乐、舞龙舞狮、皇帝仪仗、妈祖巡游，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堪称全日本冬季影响最大、最具特色的节日庆典。

▲  元宵节期间，在长崎中华街举办的中国灯会。网图。

这些华侨的祖先当年为何会来到长崎？

不必说，贸易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因素，但具体到个人，也有不同动因。比如，在一块古老的石碑上，铭刻着江西浮梁县刘姓商人，于1620年渡海来日的动机——“时中华不靖”。此后，国内政权更迭，一批批华人不辞艰辛，远渡长崎，闯荡谋生，从事丝绸布匹、陶瓷器皿、中草药材、砂糖香料等商货的交易。

1689年，长崎市将十善寺的一片土地圈起来，建成了专门控制华人居住的地段——“唐人屋敷”。1702年，又在唐人屋敷大门外的海中，填造出1200平方米土地，建起了“新地藏”中华街。

这块石碑，树立于长崎最知名的文物古迹之一——兴福寺。兴福寺与崇福寺、福济寺和圣福寺皆由明末清初的旅日华人兴建，并称“四大唐寺”。其中以福济寺最为宏旷，曾经是长崎的海上地标，二战前即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级文化财”，原子弹爆炸后已经片瓦无存。所幸其余三寺仍完整如旧。

▲  华人在长崎市东南建立的第一座寺庙——兴福寺。

兴福寺是长崎第一座由华人建立的寺庙。起初，只是出家的中国商人在1620年创设的一所小庵，随着禁教政策的强化，华侨为洗清基督教徒的嫌疑，免遭迫害，遂将兴福寺扩建为一座体制完备的佛教寺院。

1654年，63岁高龄的隐元禅师受兴福寺住持之邀，自福建黄檗山东渡长崎，一路历经艰险。后来，隐元禅师被视为日本佛教禅宗之一派——黄檗宗的始祖。他在书法、绘画、篆刻、雕塑、建筑、医药、饮食等领域，也极大地推进了明清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直到如今，这座由日本工匠以和式风格重建的山门内，仍然高悬着隐元禅师的书法名作——“初登宝地”木匾，接受着无数日本书法家的瞻仰。

▲ “初登宝地”木匾。 网图。

兴福寺作为日本黄檗宗的初传地，寺院建筑既有日本工匠建造的和式山门，又有“和式结构中式装修”的妈祖堂，也有纯粹由中国工匠设计建造的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即兴福寺本堂，它建成不久即遭焚毁，1689年重建后，又在1865年被台风摧毁。如今，屹立在兴福寺中心的大雄宝殿，是1883年重建的产物。在大殿内外，还悬挂着不少重建后，由当地华人题写的木匾，落款时间均为“大清光绪九年”，也就是当时的“北京时间”。

▲  冰裂纹木格窗。网图。

大殿前廊下的大型冰裂纹木格窗，曾在原子弹爆炸中被冲击波局部损毁，目前看到的，是战后依照原样修复的作品，依然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江南风韵。如此大尺寸、设计精良的冰裂纹木格窗，在国内已大部分流入文物收藏界。而兴福寺大雄宝殿的这两扇窗，还难能可贵地在原地旧貌保存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1883年重建的兴福寺大殿，其木造梁架以及、门窗、山花板等细部装饰，全部是由中国工匠设计建造的，完全采用了当时江南地区流行的艺术风格，而屋顶的瓦作，却使用传统的日式“鬼头瓦”，可算是一种别具特色的中日交融。

▲  图中这处屋檐取自长崎兴福寺大雄宝殿。该殿由中国江南的工匠设计建造，采用传统的“戗角”构造来挑起高高的翼角，屋顶则配置日式的青瓦，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中日杂糅的风格。

尘封的乡情与乡愁

对日本人来说，长崎的“四大唐寺”，名义上都属于“中式”建筑，然而从中国建筑考古的角度来看，这些寺庙由不同籍贯的华侨依照其故乡的建筑传统而建，因此每一座都独具特色。圣福寺铭刻着广东风韵。与兴福寺齐名的崇福寺，为福建华侨创建，主体建筑呈现出清代闽地建筑风格，与同时期的江浙做法风格迥异。

中国独特的地域文化，在长崎各领风骚，异彩纷呈，这与华人社会的“会馆文化”有关。

▲ 十七世纪以前，日本是没有石拱桥的。1634年，来自中国江西的长崎兴福寺第二代住持默子如定，将石拱桥修造技术带到日本，主持修建了长崎中岛川上著名的双拱石桥——眼镜桥。

创建兴福寺的第一代住持真圆来自中国江西，兴福寺于是就成了旅日三江（古江南、江西、浙江）同乡的活动地点。清同治七年（1868年），三江华侨合资在兴福寺内建造了祭祀祖先的祠堂。光绪四年（1878年），新的三江会馆在兴福寺大雄宝殿前的一侧空地落成。

1945年，三江会馆受到原子弹爆炸冲击波影响而垮塌，仅大门独存。这是一座完全采用清代江南府邸风格建造的建筑，外观并不起眼，却寄托着旅日华侨浓浓的乡愁。

不只是乡愁——这里还尘封着被人遗忘了几个世纪的秘密。在三江会馆院内，有一个不大的两开间小室，贮存着各类中华文物：有汉文楹联、建筑木雕和大殿屋顶上替换下来的福寿纹山花板，有历代住持使用的竹木轿、铜供器，还有华人的木质棺椁、彩陶魂瓶……

▲  三江会馆内的杂物间。

穿过历史的尘埃，有一件器物在被时光遗忘的仓库一角闪闪发光。那是一对金灿灿的翔凤，守望着一组雅致的梅花。它们属于一件距今已近一个半世纪的文物——杠箱。它整体髹红漆，内有四层叠放在一起的匣子。它的外侧有精美的栏杆及提手，栏杆望柱柱头雕刻蹲狮，提手两侧装饰镂空髹金漆的对凤，中间是蓝底点金的梅花。提手顶端两侧各有一块扇面形的铭牌，分别刻着“三江”“公所”的题名。

▲ “三江公所”杠箱。

杠箱，是一种专门为抬运而设计的箱子，是古代运送贵重行李的“旅行箱”，至少需要两个人通过肩扛担子来抬运。有别于盛放一般器物的杠箱，兴福寺三江会馆内这件通体红漆、精雕细作的杠箱，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观其造型，可以断定，它是中国浙东地区典型的传统婚礼器具，用来盛放、运送新娘的小件嫁妆。

兴福寺成为长崎三江籍华侨公共生活的中心以后，同乡们议事、聚会等活动，均在此举行，而会馆也为三江籍华侨的婚丧嫁娶提供支持。“三江公所”杠箱，正是会馆当年提供给同乡共用的婚礼器具。

▲ 十里红妆。网图。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传统的婚俗在中国本土已日渐式微，远在长崎的这件特制的杠箱也坠入仓库的一角。

作为异乡的中国

长崎历史上，因海上贸易而形成独特的“和（日本）、华（中国）、兰（荷兰）”三家文化杂糅状态，外来文化中唯中国影响独大。荷兰遗迹主要体现在原已消失而整体复建的商人聚集地——出岛，和城市中一些为数不多的荷兰风格住宅、花园。而中华文化则渗透在长崎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这里的中国风物，也不仅仅是由华侨的后代来延续。

在长崎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一座商厦的画廊中布置了小型的“云仙烧”当代陶瓷艺术展。出展的艺术家古贺女士说，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她的个人作品中，有很多都是受到了中国文物的熏陶而创作。古贺女士还主动提到，战争期间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罪行，劫掠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她认为这是不光彩的历史，日本应当将这些文物归还中国。“作为长崎人，我们对中华文化感恩戴德。”

中日两国间的恩与怨，在长崎这个和、华交融的独特前线，曾有过太多次地碰撞。在这里，就连战争与动荡也会裹挟着文明，衍生出生活中意想不到的风物，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无法回避的话题。

▲  身着武士和服的蒋介石和同学张群。此时，他俩都在日本学习军事。

1894年的甲午一役，中国战败，清政府先后派出几万人出国留学，以期图强。于是，在远渡重洋的华人中，又多了一批稚嫩面孔。

赴日学子由长崎登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家境贫寒的福建幼童，登岛后食不果腹，处境奇艰。见此情景，经营四海楼中华料理而发家的长崎陈姓华侨，决定赈济学童，遂用自家酒楼的各种余料配上面条煮熟，每日用福建话中的“吃饭”一词——“呷哺”，唤来寒门游子免费施予。久而久之，四海楼的海鲜面意外出名，这就是著名的“长崎呷哺”海鲜面的由来。

▲  孙中山（左）与留日学生中著名的革命鼓动家吴稚晖（右）在一起。

清末，随着长崎与上海等地海上航线的开通，经长崎进出日本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9次到访长崎，长崎县立图书馆以及当年与孙中山有过交往的日本友人后代手中，至今还收藏着8件中山遗墨。

然而，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日间旧仇未了又添新恨，长崎的涉华史迹，也因二战而多了刻骨铭心的灰色记忆。

▲  1937年8月，留日同学救亡会的青年举行抗日救亡大游行。

2015年7月5日，“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成功申遗。自此，长崎市终于拥有了它第一处世界遗产——三菱造船厂和高岛、端岛煤矿遗址。

但是，由于遗产地与二战中的强征外籍劳工相关，它的提名从一开始就遭到中、韩两国的强烈反对。据立在长崎和平公园的“中国人原爆牺牲者追悼碑”铭牌介绍，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4万名中国劳工，强迫他们在煤矿、港口以及土木建设等工地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短短一年，就有6830名劳工死亡。在三菱矿业遗址中，高岛曾有205名中国劳工，其中15名死亡；端岛曾有中国劳工204名，15名死亡。

▲  长崎原爆中心地公园。网图。

日本申遗成功包含了太多的人物和是非，一句两句很难说得清楚。然而，长崎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它的第一处世界遗产，却偏偏牵连起中国人不忍回望的苦痛记忆，这一点不能不说令人遗憾。

人们常用“一衣带水”，来形容中日关系，这个词放在长崎尤其妥当。几个世纪来，中日间的恩怨，都在这里雁过留痕。和平公园内，“中国人原爆牺牲者追悼碑”铭牌的末尾，长崎人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道：悼念枉死者，期盼正确的历史认识与日中友好。

来源：《中华遗产》2015年08期

撰文 摄影：崔金泽     

编辑： F.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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