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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发表论述躬耕地问题的全面性文章，但实际动手才发现难度太大，仅仅表达自己观点，就非十万字以上不可，更别说还需要转述其他老师的观点了。 躬耕地问题枝节太多，就算一口气发十万字，但过几天就会发现还漏了许多材料。 所以还是每次挑一个小的角度来讲，以后再整理汇总吧。 现在争论躬耕地的两大主力，“襄阳说”与“南阳说”的老师们，掌握的材料当然比我丰富，但奈何人家主要是展示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和观点，一句古文明明可以有四五种解释，他们只挑一种。我想我这第三方的价值就是展示多种解释吧。 今天主要聊聊“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话题下面的一个子问题：“历史文献是任人修改的小姑娘”。简单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文献，都是被一代代前人校改过的，所以很多时候你举出来的证据，最重要的那个字可能才几十年历史。 有人觉得“经典”没人敢改，但今本的《道德经》跟马王堆帛书版相比，五千字就有七百处被改过，我们最熟悉的“大器晚成”在帛书上写作“大器免成”。《将进酒》《静夜思》的原版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三国志》是躬耕地问题上最重要的材料，但历代一直被修改。比如我最爱提的华雄问题，在宋代官方的“字典”《广韵》里，把“都尉叶雄”放在“叶”字部作为案例，但今版《三国志》全写作“都尉华雄”，连官方字典都阻止不了后人传抄错误，劣币驱逐良币。  敦煌出土的《三国志》晋写残本，总共3170字，与今本有异体字的为550处。其中一本按罗福成的校对，总共1090字，与今本相差32字，3%的内容被修改，这比例已经不低了。 敦煌还有一本《励忠节钞》，引用了25则三国志古本，屈直敏教授经过比较，指出内容与今本有明显异文的七处，其中“陈元方父子”与今本《三国志》“陈元方兄弟”不同，而与《华阳国志》相同，理论上说敦煌本更接近原貌。 总的来说，古今版本之间，有百分之几的差异是常事。这足以让我们对现在见到的所有史料产生怀疑。一字之差，可能谬以千里。（这也是我之前一时口误，说史料不能当证据的原因） 当然大家可能不服：“这么小的误差，无关大局，为了几个字，怀疑所有史料，你是故意的吧？” 哈哈，我确实是故意想打击一下各方自负的态度，让大家接受我“一切皆有可能”“史无定论”的立场。 那回到正题，由于历代的“打扮”，对躬耕地问题造成了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日本赤井南明堂藏有号称敦煌本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被国内学者鉴为伪，但其中文字差异必有因，或可侧面证明，经典被篡改是常事。  赤井南明堂版本《诸葛亮传》与近本比较 我个人是用南宋张栻的《诸葛忠武侯传》中的《出师表》与今版做过对比，全文七百多字，共找出二十几处不同，也是3%左右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那句“躬耕于南阳”，在张栻版是“躬耕南阳”，少个”于“字，但反而更符合早期“四六骈文”的规则。再进一步检索，宋代的《通志》和《萧氏续汉书》也引用过《出师表》全文，同样是“躬耕南阳”。 有人肯定会说，差一个字，又不影响意思，你特意举出来是何居心？你是襄阳派来的，想否定《出师表》么？其实恰恰相反，这一个字对“南阳说”是有利的，因为现在南阳卧龙岗的岳飞手书《出师表》正好也是“躬耕南阳”，这也许能从侧面证明，那一版出师表真出自宋人之手。   岳飞手书《出师表》 那我们再看《出师表》中“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和陈寿的“凡三往，乃见。”有区别吗？ 诸葛亮《出师表》这段自述中，其实并没有明确说“前两顾我不在”，完全可以理解为“三咨臣以事”，聊了三次，越来越投机。而陈寿却是现场对出师表做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刘备只有第三次才见到了诸葛亮。这就是典型的对历史小姑娘的打扮，不管陈寿理解得对不对，至少他已经修改了原文。 再说《隆中对》或者叫《草庐对》。我一向认为这种密室中“屏人”的谈话，不太可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就算刘备或诸葛亮两位当事人有雅兴，事后向人复述一遍，也肯定会有变形。有网友甚至认为，这是几十年后，三分天下大局已定后，诸葛亮自己”打扮“（重写）的，真就成了“事后诸葛亮”了（这点我肯定不赞同）。 不管是现场有书记官速记，还是事后补录，或者谁凭空编造，单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版本，跟陈寿《三国志》的原版，可能也有很大变化。南宋的《玉海》记载：“《武侯十六条》一卷，初蜀主三访亮于草庐，既见，亮上便宜事列之，文武二篇凡十六条。”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隆中对，显然不满足条件，勉强可以摘出七八条来？ 宋人看到的草庐对内容，与今版显然有极大区别。 今版《隆中对》中说：“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而在宋代李石《淮蜀论》中说“至曰：用荆州以出宛洛” 元代陈世隆转录的版本是：“东和孙权，西交马韩，待天下有变，一军出宛洛”。 “向宛洛”和“出宛洛”，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向”的是别人的地盘，“出”的显然是自家地盘，这一个字就决定了当时的宛属于刘表还是曹操。也不知当时是哪一位抄书人手抖给换了的。 陈世隆版本很晚是吧？但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志》版本更晚，目前谁也不知道西晋原版是怎么写的。但想一想，假如陈世隆完全没有依据，他为什么要在通行版的版本上，增加马腾、韩遂（西交马韩）这一条呢？只能解释为，今版三国志有删节，有人觉得马韩不重要，“打扮”一下，削掉。 以上因为涉及版本学，我们业余爱好者没条件远渡重洋去全世界花几万块钱，只为影印一页孤本，所以也就是随意吹吹牛，给大家看个热闹。 但有些“打扮”，是发生在“解读”上的，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做出自己判断。 那我们就看看躬耕地问题上，年代仅次于《三国志》的材料，王隐的《蜀记》和李兴《祭诸葛丞相文》。“ 《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我们能看到，“李兴为文曰”之后是李兴真正的原文，而这一段原文明显缺少时间、地点、人物、前因后果，而缺少的这段东西是由《蜀记》作者王隐以旁观者角度转述的。可以确定，王隐转述的这些信息（永兴中、刘弘、隆中），也来自李兴铭文，只是被王隐砍掉原文，替换成自己的语言，这种“中译中”算不算对原始材料的“打扮”？有没有可能漏掉或被修改了关键信息？而且可能还不止王隐改过，因为王隐身为晋人，会直接称“永兴”年号，没必要加个“晋”字吧（我不确定，如果有朋友发现正史有类似用法可以留言）。 那正因为王隐引用的原文不全，后人对“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就有了发散解读的机会。最初正常理解，应该是天子命令刘弘于沔之阳“庶先哲之遗光”，即纪念诸葛亮。但因为“沔之阳”不符合古隆中景区在沔之阴的方位，沔水离南阳卧龙岗又太远，所以“襄阳说”和“南阳说”不约而同地在“天之命我”后面，脑补了“讨伐张昌”或者“驱逐司马释”事件，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打扮”。 1.素颜：天子命我到汉江北岸，轼诸葛亮故乡。 2.襄阳打扮：天子命我到汉江北岸（讨伐张昌，战事结束后一年，我回到汉江南岸的襄阳）轼诸葛亮故乡。 3.南阳打扮：天子命我到汉江北岸（驻守宛城，讨伐张昌之后还驱逐了宛的彭城王司马释，其间在宛城）轼诸葛亮故乡。 这很直观了吧，同一史料，只要在括号里加上自己想加的字，就可以生出无穷种解读。 那对历史进行打扮，就一定不对吗？其实不是，很多文献，原作者交代不清或者传抄出现遗漏后，必须要进行打扮来复原。上面襄阳和南阳的打扮，也许真有一种是符合历史原貌呢，因为永兴中刘弘确实很忙。我只是有义务指出来，什么是现存史料，什么是后人增补的解读，然后由读者自己判断。 这个问题其实跟古建修复是一个道理，是让游客看一块破烂的木头呢，还是用现代材料修补后，给游客看一块“继承了原貌”的新木头。见仁见智了。 类似情况，出现在躬耕地问题中，最关键的史料上，也就是习凿齿《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对于有经验的语文老师来说，第一眼就会指出，这是典型的“省略主语”的歧义句，属于病句的一种。谁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什么东西号曰隆中？前文四个名词（亮、家、南阳、邓县），谁来做主语？  让我们回到中学语文课堂，看如何修改一个歧义句，使其通顺。 病句：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1.“亮“为主语：诸葛亮号曰隆中（山人）。 2.“家”为主语：诸葛亮将自己的宅子号曰隆中（书屋）。 3.“南阳”为主语：诸葛亮家所在的南阳郡，因地形而自古号曰隆中。 4.“邓县”为主语：诸葛亮家所在的南阳郡邓县，位于古隆国的中心，号曰隆中。 5.“襄阳“为主语：诸葛亮家东边二十里的襄阳城，号曰隆中。 6.增加一个原文未出现的名词做主语：诸葛亮家（所在的那个乡或村或山），号曰隆中。 那上面六种修改方案，单从语法上说都能成立，但结合其他史料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发现，有四种方案接近于开玩笑。 最可能符合作者原意的，应该是第4和第6。 我个人最倾向于以邓县为主语，因为其他史料显示邓城离襄阳正好是二十里，这个没有争议。习凿齿当时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必要去单独测量诸葛亮家与襄阳的距离呢？我认为是没有的。他更大概率是使用官方公布的，邓县城与襄阳城间的距离。 至于诸葛亮是住在邓县城中，还是在邓县附近的田里建了个草庐，草庐离邓县和乐山之间又隔几里，习凿齿或许另有描述，裴松之没有截取完整。 从唐到清，襄阳各种志书因为在城西二十里找不到山，所以发明二十五、三十、四十里等各种奇怪的距离，有可能就是走入误区——《汉晋春秋》这句话根本没出现山，是后人非要强行融合其他史料才认为”隆中“一定有隆山或者隆中本就指”隆中山“。 方案6，会不会是正确答案呢？有可能，但还是那句话，方案6是属于”打扮“（增加词语）得比较猛之后，再进行解读的，我必须指出这一事实。 那关于隆中，因为习凿齿使用”号曰“这个词，给大家在理解上增加了变数，南阳说一直指出这个”隆中“是假的。按正常理解呢，这可能真不是一个正规的行政地名，而是民间俗称。我曾经整理过一堆”号曰“的用法，共同的规律是在”号“之前，绝大多数都会介绍这个名字的来历，比如”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因立蒋侯祠，故世号曰蒋山。“”其居近缑氏山，因号曰缑山先生。“等等，如果有必要的话，以后可以专门发一期找几百个例子给大家看。而”号曰隆中“前面没有明显的说明，要么是被古代的抄书者”打扮“（删除）过了，要么是习凿齿已经说了，但我们没看出来。 假如大胆猜测的话，可以认为原文是”家于邓县，因此号曰邓中“”家于隆县，故号曰隆中“，后人抄错了字。 那借这个话题，可以顺便聊聊东汉末年的《娄寿碑》，我曾经说汉碑才算是原始材料，虽然碑的内容也会有假，但拓片比传抄过无数遍的纸质文献还是稍微可靠些。 《娄寿碑》中说娄寿是”南阳隆人“，但《后汉书》中并没有隆县，只有阴县，所以一般认为碑文错把阴写成了隆。  但从常理而言，就算写碑的人把字写糊了，可石匠连自己所在的县名都刻错，有点不可思议，就算当场刻错，事后大家指出来，也是可以重刻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怀疑，历史上南阳郡真有过一个隆县，只是被著史者”打扮“成了阴县，或者是漏记了。 那有趣的是，明代黄姬水在《贫士传》中，却将娄寿记为南阳隆中人。清代人更是直接将这个说法刻到了碑上。《六艺之一录》则说”汉玄儒先生娄寿碑在南阳隆中“。隆县就这样一步步被打扮成了隆中。   明清对娄寿的”打扮“，是另有所据呢，还是歪打正着破解了真相呢？ 娄寿究竟是邓县人、阴县人还是史书未记载的隆县人？他的家乡与隆中是否有联系？具体位置在哪？这也只能由大家自己判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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