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指挥宗师帕努拉，只要他还活着学生就会源源不断

约尔玛·帕努拉（Jorma Panula）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指挥老师，在古典音乐领域拥有巨大影响力。他的学生例如苏珊娜·麦尔基（Susanna Mälkki）、埃萨-佩卡·萨洛宁（Esa-Pekka Salonen）这样的领军人物，也有像克劳斯·麦凯莱（Klaus Mäkelä）这样的新生代。

93岁的帕努拉说话依然简短而权威，时而粗暴，时而清晰。他的家位于赫尔辛基西北部的乡间，小路掩映在绿树丛中，简朴而又充满世外桃源的气息。他说：“我曾在交响乐团工作，大多数音乐家都讨厌说话。”

在课堂上，他也不例外，他以静静地聆听而闻名，如果学生要求，他也乐于提供建议，但除此之外很少说话，态度冷淡，当然也从不说教。半个世纪以来，他在赫尔辛基历史悠久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大师班和自己的学校培养年轻指挥家，他的教学方法从未改变。

想想当今在世界各地的一流芬兰指挥家，他们的人数多得不成比例，很可能都曾师从帕努拉。如果说芬兰是世界顶级指挥人才的输出国，那么帕努拉就像是一位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园丁，例如苏珊娜·麦尔基、埃萨-佩卡·萨洛宁这样的领军人物，也有像克劳斯·麦凯莱这样的新生代。

领导拉脱维亚国家交响乐团的23岁芬兰人塔尔莫·佩尔托科斯基（Tarmo Peltokoski）说：“没有他，我们都不会存在。我所有的指挥基础都来自于他。”

佩尔托科斯基尤其与帕努拉关系密切，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背景：两人都在芬兰西部的瓦萨长大，会说当地方言。帕努拉每三年在那里举办一次指挥比赛，但那里并不是他第一次拿起指挥棒的地方；他已经为另一种生活做好了准备，1950年，他以管风琴和教堂音乐专业的身份从西贝柳斯音乐学院毕业。

帕努拉搬到赫尔辛基时，西贝柳斯还健在，已经80多岁了。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这位民族英雄式的大师喜欢在午饭后散步。帕努拉回忆说：“第二天早上，天下着雨，但我还是骑着自行车来到那个小海湾等他。天气很冷，我等啊等。他没有来，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邻居说他刚走，西贝柳斯就来了。“妈呀！”七十年后，帕努拉在客厅的摇椅上气呼呼地举起双手回忆道：“我是如此接近。”两人竟再未谋面。

帕努拉留在西贝柳斯音乐学院学习指挥，并决定将其作为自己的职业，并取得了成功。1965年，他成为赫尔辛基爱乐乐团音乐总监。任职期间，他被誉为具有纯正的芬兰风格，曲目以芬兰本土作曲家的作品为主，但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的作品也享有开创性。他还为音乐厅和歌剧院作曲。

然而，与他的教学成果相比，他的指挥黯然失色（以下是帕努拉指挥西贝柳斯《库勒沃交响曲》第一乐章）。

I. Introduction 音乐： Turku Philharmonic Orchestra;Jorma Panula - SIBELIUS: Kullervo, Op. 7

帕努拉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年轻时开始学习音乐，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现年38岁的达莉亚·斯塔塞夫斯卡（Dalia Stasevska）是拉提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她直到20岁出头才开始学习指挥。她曾在西贝柳斯音乐学院的一支合奏团中演奏小提琴，西贝柳斯曾在课堂上用过这支合奏团。

有一次，斯塔塞夫斯卡在指挥台上看到伊娃·奥利凯宁（现为冰岛交响乐团指挥），告诉帕努拉自己对指挥很感兴趣，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并说：“打电话给我。”与他的初次见面让斯塔塞夫斯卡深受启发，她说：“我简直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指挥棒。”

27岁的麦凯莱和佩尔托科斯基在进入帕努拉的班级学习时，都还是没有指挥经验的青少年。57岁的萨卡里·奥拉莫（Sakari Oramo）曾经是帕努拉的学生，现在西贝柳斯音乐学院任教。他总结道：“你必须能够用双手表达一切。我们是一个少言寡语的民族。”

因此，至少一开始，帕努拉的学生在指挥时是不能说话的。不过，他们确实可以用身体语言交流。麦凯莱 回忆说，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基本手势。这很容易，演员就能学会。但他上课后立即被要求以一些“小动作”指挥，好像“邮票大小的拍子”。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帕努拉认为，“清晰是第一位的，是根本”。

很快，帕努拉课程背后的道理就变得很清楚了。在佩尔托科斯基看来，帕努拉的交流方式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乐手高效、真诚地互动，“不用巴结任何人”。麦凯莱从那时起就注意到，指挥家是多么容易养成他所受的教育所反对的那些言行举止。

帕努拉非常重视读谱，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按照乐谱上的音符演奏。他说：“我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了解音乐，是否了解作曲家的特定风格和背景，包括读过什么文学作品，看过什么歌剧、芭蕾舞剧。”

麦凯莱说，他经常只提出问题而不提供答案，这使得“当你自己找到答案时会更带劲”。不过，如果学生希望他提供更详细的解释，他也不会拒绝。帕努拉说：“可以随时问我，最好的学生都会这么做。”

这种方法还避免了教学法的一个陷阱：制造克隆人。相反，奥拉莫说，他“让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音乐”。

帕努拉的学生形容他是一个亲密的倾听者，而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为观众服务而不是为乐团服务的指挥家颇有微词。他说：“只知道为谁指挥，这是一个大错”）。

斯塔塞夫斯卡说：“他不会手把手，这教会每个学生成为自己的老师。他的教学的高明之处在于，给学生成长的空间，让他们找到个人风格。”

没有两个帕努拉学生在舞台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他们的相似之处只是在排练时才显现出来：时至今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简洁而有目的地与乐手沟通，就像芬兰人对芬兰人一样。

不过，学生并不倾向于接受老师的某些个性，因为他很独特，而且众所周知。麦凯莱回忆第一次见到他时说，“这位老人家脏话说得像疯了一样”。

他带刺的个性部分是在家乡奥斯特罗伯特尼亚地区磨练出来的。奥拉莫的母亲也来自那里，他说，“帕努拉的说话方式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几乎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

佩尔托科斯基有一次看到帕努拉走出大师班，绕过街区后又回来了，他形容这一举动“纯粹是为了戏剧效果，但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幽默，这是他特有的幽默。这也是理解他的关键所在，讽刺、故意误导他人、文字游戏等”。

不过，帕努拉的表达方式偶尔也会陷入冒犯的境地。2014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轻描淡写地说，女性更适合“女性化”的音乐，对布鲁克纳交响曲这类作品的诠释能力很差。他很快遭到了批评，包括以前的学生。

斯塔塞夫斯卡说：“当然，人老了就会变得有点像舞台角色，脾气暴躁。这是他的个性。但我对他的这番话感到惊讶，因为这不是我认识的老师。他这么说让我很难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记忆中的帕努拉是那个在艺术和个人奋斗中培育斯塔塞夫斯卡的人。他几乎每天都带她和其他人出去吃午餐，而且都是他买单。他主持了关于文化的精彩讨论，对学生倾注了“我从未经历过的一切”。

帕努拉也以学生毕业后仍与他们保持联系而闻名，他会通过简短但温暖的电话问候。当帕努拉回到瓦萨时，佩尔托科斯基的父母会接待他的来访。他班上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影响深远仍在不断壮大的家谱。

奥拉莫说：“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过曾经是帕努拉学生的人，有建筑师、教育家，各行各业。”他的作品是芬兰古典音乐生活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挥家这一职业在芬兰受到尊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工作的结果。他是无可替代的。

帕努拉并不打算在短期内被替换下场。在他最近一次与斯塔塞夫斯卡的通话中，她仍能听到老师讨论新学生时的“火花”，换言之，只要他还活着，学生就会源源不断。

当被问及是否会真正退休时，帕努拉以其标志性的简洁回答道：“不，为什么退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