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冬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晓航，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摘 要]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是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进行再阐释的逻辑起点。在劳动和家庭这两个范畴中，物质生产都对人自身生产发挥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在劳动发展和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对人自身生产的影响呈现从正相关到负相关的改变。随着社会发展进程加快，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生产的影响更加复杂、隐晦和曲折，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的再阐释可以为我国人口均衡发展提供现实启示。
[关键词]两种生产；物质生产；人的生产；恩格斯
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曾在国内外引发多次争论，抛开早期反马克思主义阵营、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围绕该理论是否陷入二元论不谈，国内学者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仍坚持了一元论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观点与马克思大体一致。在达成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国内学界围绕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是否有一方在某一历史时期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还是两种生产共同发挥决定作用，先后产生了多种解读方式。争论不断推进共识。在肯定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共同制约着人类社会历史，物质生产在“归根到底”的终极意义上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归恩格斯的语言和逻辑框架，对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再阐释，分范畴、分阶段地详尽还原物质生产所发挥的“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的展开过程。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解读路径沿革及再阐释的逻辑起点
（一）从“依次决定论”到“归根到底决定论”
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理论界提出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只是原始社会的特殊规律，两种生产的决定作用有主次之分，这一观点在我国学界引发了热烈争论。有学者认为，在物质生产落后贫乏的原始社会时期，人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物质生产逐渐取代人的生产，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后来被学界归纳为“依次决定论”，虽然在哲学上捍卫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适用范围的广度，但无形中将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拆分为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过程和因素，引起了新的争论。
对此，有学者提出将物质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共同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被称之为“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这一观点不像“依次决定论”那样否定和淡化人自身的生产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而是认为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虽是两种生产，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人类历史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一观点还有一个分支，被称作“两种生产一体论”，即认为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合二为一，不是两种生产而是同一种生产的两个方面。以上两种观点都更加强调两种生产之间的关联和统一，从这个角度上看都是合理的，但忽视了两种生产各自的独特性和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不同作用及不同表现形式，也没有解释清楚两种生产究竟谁发挥的作用更大，谁更具根本性和基础性。
针对这种情况，“两种生产归根到底决定论”逐渐产生发展。此种观点认为，人自身的生产相对于物质生产而言，“始终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物质生产在“归根到底”意义上始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也有学者在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共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将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看作更为本质抽象层面的内容，将人的生产和家庭关系看作前者具体层面的表现形式。
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不同解读方式虽然是在学术争论中产生的，但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产生，与我国人口发展的现实境况有直接关系。在“两种生产依次决定论”产生的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资源环境再生速度显然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激增对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莫大压力，这是对“两种生产”理论产生激进化、简单化理解的现实基础。结合时代背景，此种观点很容易被误解成随着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越来越无须重视人的生产的程度，这正好与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式启动计划生育政策，关注人口生产的重点主要在于控制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速度的现实关切相吻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惯性增长时期，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张力大大缓解，“两种生产共同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对“依次决定论”的理论纠偏，但这种纠偏本身也存在理论瑕疵。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理论界再次郑重而明确地把人自身的生产列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与此同时强调了物质生产仍然是决定性力量中的决定性力量，起着“归根到底”作用，这显示了社会和理论界对人的生产的重视程度稳步提高和对“两种生产”理论认识不断深化。
（二）理论再阐释的逻辑起点
围绕“两种生产”理论，已经有长达几十年的理论争鸣。站在前人肩膀上，在肯定“两种生产归根到底决定论”的基础上，我们试图回归恩格斯原初文本的逻辑起点来再度阐释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何为物质生产“归根到底”的决定意义。
回归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原初文本，其经典表述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按照恩格斯原意，生产本身有两种，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的确受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制约。然而恩格斯从未说过，物质生产等同于劳动的发展阶段，人的生产等同于家庭的发展阶段。此前种种解读方式，似乎都将解读重点放在“两种生产”，而忽视“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或者直接将物质生产等同于劳动的发展阶段，将人的生产等同于家庭的发展阶段或血族关系。
劳动的发展阶段与物质生产密不可分，但同样与人的生产关系密切。劳动的发展及其阶段的划分同时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发展阶段亦然。在劳动发展各个不同阶段都离不了人的参与，因此也不可能脱离人的生产。首先，人是劳动实践的主体，在劳动实践中发明各种工具，推动科技进步。其次，人不单是生产的主体，也是消费的主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没有人的消费和人的需要，生产就没有了动力。最后，人本身就是生产力，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都能影响物质生产水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劳动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形成。
家庭的发展阶段不能等同于人的生产。没有物质生产作为前提和基础，家庭不可能从无到有，再到后来演化为不同的家庭形式。不管是从母系氏族演变为父系氏族，还是从群婚制演变为个体婚制，都跟私有制的确立有关，而私有制确立又跟生产力提高、剩余产品及财富增多有直接关系。物质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决定着人的生产的数量、质量和密度，还决定着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血族关系’虽然与原始社会的人自身的生产密不可分，但二者又不相同。恩格斯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血族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当时不仅制约着人自身的生产，而且也制约着物质生产。”剥离上述刻板印象和认识之后，我们发现恩格斯所说的血族关系绝不等同于人的生产，家庭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等同于人的生产，以上三个词组所指代的内容有明显区别，不可混为一谈。
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可以看作两种生产理论再阐释的逻辑起点和萌芽。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各自包含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因素，两者不同发展阶段各自都是两种生产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的历史铺排。物质生产起着“归根到底”的作用，在更基础、更本质层面上发挥决定性力量。这个“归根到底”的作用首先就表现在物质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之一的人的生产有着决定性影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说：“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人的生产看作抽离于物质生产之外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作用，即便在物质生产落后的社会历史时期，人自身生产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而不是超越物质生产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生产落后是人的生产重要性凸显前提。
（三）劳动和家庭发展阶段各自都是两种生产博弈的结果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讲，劳动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发展阶段各自都包含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的要素，是两种生产在发展中博弈产生的结果。因此，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同时受两种生产制约，这种制约分别以劳动的发展和家庭的发展两种不同的范畴展开，并且在劳动和家庭的不同发展阶段，两种生产之间互动模式明显不同。在劳动和家庭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物质生产始终起“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首先和最重要的表现为，物质生产能够决定和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另一决定性因素——人的生产。
总的来说，两种生产之间应协调均衡发展才可以推动社会稳步发展，如果发展不均衡，势必一定程度上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当然，两种生产之间不可能长期保持静态均衡，它们在各自动态发展过程中保持适度张力、实现大体均衡才是现实中可能实现的良好状态。在一定国家和地区内，物质生产水平从根本上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由低到高发展；而人自身的生产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一定社会形态中“现实的个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这是因为，一定社会时期内一个国家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成反比，同物质生产力水平成正比。
两种生产之间其实存在短板效应。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当物质生产落后于人的生产，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凸显，这时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有力提升人口生产的水平。当人的生产落后于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凸显，我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特定时期，人的生产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人的生产水平不会凭空提高，其背后依然是物质生产在发挥根本作用。因此在劳动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家庭的各个发展阶段中，物质生产对人的生产的影响还需要具体分析。随着社会发展进程加快，物质生产对人的生产的影响更加复杂、隐晦和曲折。
二、劳动发展不同阶段物质生产对人的生产的影响
“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因此，在劳动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物质生产对人的生产作用并不相同。
（一）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推动人的生产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摘录了摩尔根考察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以及向文明时代过渡时期的社会风貌，也就是从原始社会的形成到农业社会形成的历史阶段。从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短板效应的视角看，在这一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明显落后于人口生产，人口生产出自动物本能，物质生产却“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物质生产的提高会极大推动人的生产。在物质生产极度贫乏的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即使通过战争等方式获得更多人口，也会因没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而发生“食人之风”。“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提供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因而“奴隶是没有价值的”，人口增加并不见得会推动物质生产力发展。而在野蛮时代较高发展阶段上，“由于采用畜生繁殖、金属加工、纺织以及最后田野耕作，情况就改变了”“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以后”“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样，也是可以继续繁殖的”，奴隶制就在此基础上产生。
（二）工业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抑制人的生产
步入工业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急速飙升，大规模机器投入使用的社会化大生产改变了农业社会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人多力量大”的生存法则在工业社会失灵了，与之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然产生的一定量的剩余人口，物质生产“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
最先迈入工业社会的英国生动体现了这点。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在采用机器以前，纺纱和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丈夫把纱织成布”，“靠自己挣的钱能生活的不错”。随着机器普及和资本原始积累加速，在国外是殖民地的拓展和商品倾销，落后国家面临割地赔款和亡国灭种的危险，对人口生产不可能报以美好期待；在国内是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大量农民丧失了家园土地，只能进城出卖劳动力。然而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生动记述了英国工人居住在空间狭小、气流不畅的工人住宅，没有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和足够营养合理的膳食，工人父母都出去工作，把年幼的孩子扔在家里容易出现各种意外事件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
在工业社会成熟阶段，资本穷凶极恶，迫使底层阶级减少人的生产的极端现象减少，但物质生产依然以更加隐晦的方式调节着人的生产。首先，物质生产的繁荣推高了人的生产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广义的人口生产除生育行为还包括养育和教育。人口学家们发现了新家庭经济学，一个家庭需要仔细衡量能否承担得起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经济压力才敢添丁，有研究显示住房面积与总和生育率呈正相关，人们生育意愿受高房价和住房面积约束。在教育投入不断加大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培养出的孩子能不能达到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抚养质量和受教育水平成为家庭和社会考虑的重点，“这无疑会加大父母亲的三育压力，正因为如此，少子化才伴随现代化同步推进”。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参加工作比例的提高，女性比以前更在乎职业发展，从而使她们更容易推迟生育负累和躲避“母职惩罚”。其次，物质生产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育观念，“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人们对子女数量的追求转向对子女质量的追求”。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公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价值更加重视当下消费和自我发展，而非子女未来的赡养回报。
（三）后工业社会：生产关系对人的生产影响作用趋强
由于工业社会中物质生产对人的生产的抑制作用，20世纪下半叶，在经历短暂的婴儿潮以后，率先完成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伴随生育率的持续下滑先后进入了后工业时代。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相继跌至人口更替水平线以下，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走上刺激生育之路。综合来看，各国刺激生育的措施无非从降低人的生产的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两方面下手。降低经济成本包括设置生育津贴、新生儿奖励、孕妇补助、住房补贴、税收抵扣等政策措施，降低机会成本包括设置带薪产假、育儿假、陪产假、保障女性就业权利、提供普惠性儿童保育托育服务等。从欧美国家人口发展实践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能够重新回到代际更替水平以上，各国政府的刺激生育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证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在后工业社会，社会平均意义的生育率与社会平均意义的收入提升呈反比关系，即伴随人均收入的增长，生育率会趋于降低。人均收入持续增速越快，生育率的下降就越迅速”，“收入的改善并不必然提升生育率”，“但经济的下滑或者经济危机的出现，却会显著降低生育率”。这似乎表明，后工业时代，人自身的生产陷入怪圈：物质生产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并不能提升甚至会降低生育率，而经济下滑也会降低生育率。那么，已经陷入低生育问题的国家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有效提振生育率，促进人自身的生产呢？
由于物质生产“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人自身生产低迷的现象背后一定有物质生产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在这一阶段，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生产的影响机理更加复杂、隐晦而曲折。“人口生产并不以新生人口的健康出生为终结，而是一个知识、技能、社会交往、情感和精神能力的生产过程，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贯穿于整个生命周期始终的过程。因此，新生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需求。”而在物质生产范畴之内，除了生产力还包括生产关系。“人对生育问题的观点、意识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无法解释为何经济发达地区生育率偏低的现象，那么社会关系就是这种生育观形成的主要原因。”后工业时代，当一国国民收入水平达到或超过中等收入水平，社会往往面临贫富差距增大、两极分化加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种种不均衡背后隐藏的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和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突显。在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而我们已经认识到并在逐步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努力使各方面发展得更加充分、平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人自身生产的低迷状态，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是国家实施的刺激生育政策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三、家庭发展不同阶段物质生产对人的生产的影响
（一）家庭兼具“两种生产”功能阶段：物质生产提高会促进人的生产
伴随劳动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家庭内也发生着缓慢而深刻的变革。从原始社会形成到农业社会结束，家庭一直承担两种生产功能，直到步入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开启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物质生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家庭演变成为主要保留人口生产功能的社会单位。
在同时承担两种生产功能期间，家庭的演变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部分还有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当然这都属于原始社会。在这一阶段，家庭从天然杂居状态中产生，从血缘家庭发展至普那路亚家庭，再发展至对偶制家庭，内部都实行共产制的家户经济，从禁止不同辈分之间的婚姻关系，到禁止同胞兄弟姐妹及表兄弟姐妹通婚，再到婚姻关系缩小到仅剩一个主妻和主夫。“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这一阶段家庭规模十分庞大，“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户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一系列姊妹组成一个家庭公社的核心，她们的丈夫来自另外氏族，女子负责生儿育女、照料家务、采集纺织，男子负责捕获猎物。氏族内新生孩子称之为父母的人数众多，这种亲属称谓代表着相互间的义务，氏族内所有的父母都对新生孩子具有抚养义务，孩子长大后也会赡养所有名义上的父母。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在家户制经济的氏族内并行不悖。在这一阶段，人们共同劳动、生活，在共享物质生产成果的基础上，人的生产的成本和收益也由家庭公社共享。由于家庭关系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及家庭规模的庞大，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都是社会化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开始一直到进入工业社会之前，随着人们学会了驯养家畜、灌溉种植和冶炼铁矿石，大规模田野农业发展起来。伴随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剩余财产出现了，同时由于男女体力不同造成的天然分工，这些剩余财产多数来自男子的劳动所得，出于继承私有财产的需要，丈夫必须确定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生子女，脆弱松散的对偶婚制再也不适合了，于是产生了专偶婚制。氏族内部的家户经济逐渐解体，私有财产转归各个新家庭所有。这种婚姻关系比对偶制的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由社会化转向家庭化。
这两个阶段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不管是社会化还是家庭化都统一于同一个社会组织，在物质生产成本和收益由这个社会组织共享共担的情况下，人的生产成本和收益也由该社会组织共享共担。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的生产。
（二）家庭内两种生产分离阶段：物质生产发展抑制人的生产
进入工业社会，机器化大生产成为主流趋势，物质生产逐渐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家庭演变为主要保留人的生产功能的社会单位。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启工业化的先后和程度不同，家庭从兼具两种生产功能到演变为主要保留人的生产功能的时间和程度也不一致。大致来看，物质生产沿着社会化到家庭化再到社会化的轨迹发展，而人的生产是沿着社会化到家庭化的轨迹发展。物质生产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人的生产的收益除了拉动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劳动年龄人口在劳动年龄阶段缴纳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可以被其他社会成员共享的物质财富。而人的生产的成本却仍主要由家庭负担，人的生产呈现明显的“外部性特征”。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年轻世代对社会的公共税收贡献的外部性效应开始大于其对父母养老的经济回馈”，人口生产的动力和意愿势必减弱。家庭中两种生产的分离导致人口生产的“外部性特征”愈发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人口生产的积极性。
另外，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虽然在家庭内发生分裂，但在主要承担人的生产重担的女性身上，两种生产始终没有分离。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女性不论是在氏族内部还是在家庭内部，都负责准备食物、纺织、缝纫、育儿。在工业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跟男性一样参加物质生产。两种生产唯一的区别是，女性承担人的生产的社会价值并未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可。人的生产多被看作女性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哪怕是在母权制社会，女性享有较高社会地位，除了社会关系只能依照母系排列，主要原因还是女性是家庭食物的主要获得者。在弓箭和铁犁发明以前，男性的狩猎所获十分不稳定，因而不能当作持久可靠的食物来源。在现代社会，参与物质生产的人才能获得经济独立以及人格独立，只参与人的生产而不参与物质生产的人，会被看作纯粹的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否定和贬低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是通过将两种生产公私两分来实现的。自从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取代，乃至以后父权制获得统治地位到现代的解体，主要由男性从事的物质生产被划归公领域，被赋予社会价值，而主要由女性承担的人口生产和家务劳动被划归私领域，并认为其不具有社会价值。”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被划归公领域的物质生产并不只有男性参与，而私领域的人的生产的重任仍由女性承担主要职责，“丧偶式育儿”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通俗化表达。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明知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社会风尚和传统文化观念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投入物质生产领域，追求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她们对参与人的生产犹疑不定的根源之一。对女性个体来说，她们的精力和体力有限，所承担的两种生产构成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何况在人的生产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社会足够认可的情况下，参与物质生产更易获得显见收益。
四、“两种生产”理论的再阐释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现实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面临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并未减缓，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低迷，人口发展的不均衡突出表现为人口年龄结构不均衡和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均衡，这将在未来对经济发展、社保安全和人民的美好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将生育率提升到一个适度水平，是解决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自2013年以来，政府已经相继放开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生育政策，生育率却每每呈现小幅上涨后再次下滑的现象。对此，对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再阐释可以为我国人口均衡发展提供现实启示。
第一，人口的均衡发展离不开两种生产之间的均衡发展。由于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短板效应，而当下国情又是人自身的生产落后于物质生产，国家、政府和社会首先要对人的生产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和政策倾斜。党和政府在鼓励人的生产上投入的多少，取决于该国面临的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之间不均衡的张力有多大。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丰硕成果正应合理用于弥补人自身生产的不足。“十四五”规划指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党和政府已经为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做出了顶层设计，接下来配套政策的落地实施更为重要。
第二，从劳动的发展阶段来看，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物质生产对人自身生产的抑制作用不可避免。我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低生育水平，扭转低生育趋势必然需要国家发力、政府主导、社会联动，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政策，进一步降低人的生产的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即便如此，物质生产水平和人们平均收入的提高并不必然提振生育率，但物质生产水平下降和经济下滑必然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因此，努力保持稳定、持续、向上的物质生产水平是重中之重。国家在促进生育政策上投入的社会政策、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也要有雄厚的财政支持作后盾，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证物质生产水平稳步提高和国家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在物质生产稳步提高的前提下，还要注意调节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缩小地区、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
第三，从家庭发展阶段看，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两种生产在家庭中的分离，人口生产的“外部性特征”显著。因此，国家、政府和社会还要想方设法替家庭承担更多人自身生产的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进一步推动人口生产的社会化。“当物质生产制约人口生产时，人口生产的成本主要由家庭内部承担；当人口生产制约了物质生产时，人口生产的成本主要由社会共同承担。”一方面我们可以大力发展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提出“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另一方面要给承担人口生产的职场劳动者提供合理的法律保护和政策依据，进一步完善劳动者就业、假期、医疗和社保等政策方面的灵活性和配套性，尽快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和男性育儿假。此外，要努力提高人口生产的社会价值评价，使因投入人口生产而不参与或少参与物质生产的人群获得社会价值认同，在国家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探索实施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养老金，转变社会认知，减少该群体后顾之忧。
